边沁的功利主义刑法思想

1 功利主义刑法思想的理论基础及其内涵

功利主义法学理论的确立有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沿革，而边沁则是系统地提出功利主义法学纲领的第一人。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是这样一种伦理原则：人的本性是避苦求乐，人的行为是受功利原则支配的，追求功利就是追求幸福，个人要追求其自身的最大幸福；而对于政府或社会及其措施而言，就是要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也就是所谓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边沁将功利主义伦理原则引入法学领域，并以之为指导，建构其功利主义刑法思想的理论框架。其理论基础的内涵可概括为以下三点：

1.1 功利主义的刑事立法原理。在其代表作《立法原理》一书中，边沁指出，自然使人降生在快乐和痛苦的帝国中，人的一切行为无不受其支配；避苦求乐是人之本性，也是人生的规律。因此，作为自己利益的最好的裁判的个人追求的是其个人快乐的增加，作为立法者追求的则应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就需要有一种力量使个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协调起来，这个力量就是制裁。制裁对被施加之人即意味着痛苦，而对被侵犯的利益则是保障。个人以其因犯罪所得之快乐与制裁之苦作比较，来判断其是否实施某一犯罪行为；立法者以是否有益于增进大多数人的幸福来判断是否禁止某一行为。

而立法者的智慧应体现在对这一功利逻辑的运用。一方面，刑罚是一必要之恶，对某一犯罪行为施加的刑罚给犯罪所带来的不利益应大于其犯罪之所得；另一方面，为增进社会之幸福总量的增加，应充分保障公民追求其个人幸福。于是，就第一方面，边沁把不同质的快乐(痛苦)看作在性质上是一样的东西，使之得以量化，然后制作了一张名目详细的快乐和痛苦价目表，并分析个性人之间感受力的差异，以求罪刑相称。而对于第二个方面，边沁则以功利标准来判断某一刑事立法是否有利于增进大多数人的幸福。个人主义优先的自由主义是其功利主义价值观的立足点。他认为，个人利益是唯一真实的利益，社会是假想的实体，是由个人组成的共同体，所谓的社会利益不过是组成社会的个人利益的总和，因而凡与某一共同体的功利或利益一致的事物，即有助于增加该共同体的诸个人的幸福总量的事物。边沁的个人利益优先的自由主义反映在其刑罚正义观上则表现为，刑罚是一种必要之恶，通过刑罚遏制有害的行为，从而维持或增加它达到的好结果与犯罪造成的不利结果的有利平衡，刑罚便是正义的。从维护刑罚的正义性这一层面，边沁亦对立法者提出了要求，即根据功利主义，如果惩罚被认为确有必要，那仅仅是认为它可以保证排除更大的罪恶。

由边沁以上的理论可以看出，休谟对边沁的功利思想的产生起了重大影响，但边沁的功利主义则直接来源于贝卡里亚。贝氏在其名著《论犯罪与刑罚》一书引言即提出“最大多数人分享最大幸福”这一立法原则，只是未能将其系统论证，故未上升至理论的高度。贝氏在其著作中确立的罪刑法定、罪刑相称及刑罚人道主义等刑法基本原则都可在边沁的思想中找到其痕迹。刑罚的谦抑性和刑法对个人利益的保护在功利主义思想的发展史中是一脉相承的。

1.2 犯罪刑罚当罚性的功利主义解释。边沁在阐述其功利理论时指出，制裁是为协调个人在追求其自身幸福时与大多数人的幸福发生冲突时适用的。他将犯罪定义为个人为追求自身的幸福而损害公共福利的行为。而这类行动所产生的恶分为三个层次：第一部分，那些直接作用于某些具体特定个人身上的恶，我们称之为第一层次的恶；第二部分，那些来源于第一部分并扩散到整个共同体，或在无数非特定个人中间扩散的恶，称之为第二层次的恶。第三层次的恶则是由于长期社会犯罪的状况所产生的，压制人的主动性的恶。对前两个层次的恶继续细分，第一层次的恶分为“本恶”和“派生恶”；第二层次的恶的两个分支则是“恐慌”和“危险”，对犯罪第一层次和第二层次的恶的分析，构成了边沁的犯罪刑罚当罚性的理论基础。

行为人为满足那些其满足带来最大快乐的欲望而实施某一行为，在其满足违背其他人利益的情况下，这一行为引起第一层次的恶和第一层次的善，若单纯从第一层次的影响来分析，还不足以构成刑罚当罚的理由。因为在某些事例中，如果我们将自己限制在第一层次的影响，善将具有一种无可争辩的对于恶的优势。假如仅仅在这种观点下考虑犯罪，就很难提出站得住脚的理由，证明法律的严格是有道理的。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一行为所产生的第二层次的恶。一个已然的犯罪为社会树立了一个榜样，随之而来的即是第一层次的恶的扩散。已经发生的恶产生危险，危险产生恐慌。边沁敏锐的目光注意到这一角度，他指出，一切都取决于第二层的恶；正是这第二层次的恶使有关行动具有了犯罪的性质，并使惩罚成为必需的。惩罚的首要目的是防止发生类似的犯罪。已经实施的犯罪仅涉及某一人，类似的犯罪却可能影响整个社会。边沁的这一分析也契合了其功利主义刑事立法原理。

1.3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对于法律与道德，边沁认为二者具有同样的目的并且应遵循同样的原则，即为产生最大可能数量的善而遵循功利主义原则。其将伦理学看成是指导人们行动以产生最大限度幸福，并顾及他人利益的艺术，而立法无非是立法者为了社会共同体中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运用这样一种艺术的活动。在二者的适用范围上，边沁则有精确的概述，即立法与道德具有同样的圆心，但具有不一样的圆周。

边沁将私人道德所调节的人们的行动分为两部分--对于我们自己的义务和对其他人的义务。在前者的行动中所表现的个人品性为“谨慎”；在后者的行动中所表现的个人品性则为“正直”和“善良”。边沁认可道德的力量，但同时指出，道德需要法律的支持，且其需要的程度和方式在以上三点上是各不相同的。首先，谨慎原则几乎总是自足的。边沁认为，每个人都是其自身利益的最好裁判。因而，如果一个人失于照顾他自己的私人利益，那么有过错的不是他的意志，而是他的理解力。由此，边沁主张立法者应减少对个在这方面的干预，而应确立这样一个规则，即在所有那些除了伤害他们自己不会伤害别人的事件中，最大可能的空间应该留给个人。其次，因为我们自己的利益，在正确理解的前提下，永远不会要求我们放弃那些不去伤害我们的同伴的动机。即出于我们自身的功利计算，我们会尽力恪守“正直”的品性，但边沁同时边沁同时指出，这需要一个人具有聪明的头脑和摆脱了诱惑性激情的心灵。因而法律需加以明示他人的合法权益。对道德这一方面的支持是法律赖以存在的基础和价值核心。最后，边沁则在喋喋不休的抱怨法律对道德“仁慈”这一方面给予的支持太少。虽然边沁认识到是个人的自由意志使仁慈具有了力量，倘若是命令，则会丧失其吸引力和它的本质，但出于其犯罪控制的功利目的，边沁还是建议法律在这一点上给予道德肯定和支持。

从边沁对道德与法律的关系中评述中，可以看出边沁始终站在个人自由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价值观上，虽然许多非目的论哲学家猛烈抨击功利主义粗俗而缺乏道德崇高性，但客观而言，功利主义并不排斥道德的影响，甚至在某些时候还认为人具有某些“自然美德”。边沁在其犯罪刑罚当罚性理论和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他的犯罪控制思想。他吸收了费尔巴哈以“心理强制说”为基础的“惩恶于后”的刑法威慑论，却又对其发展，指出应从对犯罪的事后处理和事先预防两个方面来控制犯罪。

2 功利主义刑法思想的缺隙与不足

边沁穷其一生智慧精心构造的功利主义法学理论并非完美无缺。自其理论确立以来，许多著名的法学家、哲学家都对其理论提出过质疑。理论之争议或许有过偏激，但也正是这些不同声音的并存才使得法学理论不断发展。就其功利主义刑法思想而言，在笔者看来，存在以下缺隙与不足：

2.1 边沁的功利主义刑法思想拒绝探究刑法的本源。边沁以其经验理性否定了社会契约和自然法的存在，却未能给以刑罚权正当性一个合理的解释。在边沁看来，法律是以命令形式表现的者的意志，否定了自然法的价值。而在其《政府片论》这一著作中，他指出就是国家的最高统治权，它意味着一种服从--权威关系；最高统治者没有任何法律限制，且正是这种服从的习惯创造了法律的权威性和正当性，否定了社会契约的存在，根据其严正的服从，自由的批判的法治精神，法律失去了赖以存在的道德基础。全面否定自然法很可能使法律失去“良法”基础，从而出现“有法制而无法治”的现象；而刑罚权正当性的缺失，易使法律走向“恶法亦法”的歧途。

2.2 功利主义刑法理论缺乏可操作性且有自我履行之虞。对于功利主义的可行性，美国学者戈尔丁指出，边沁的方法中一个根的困难就是，它需要大量的而又不可能计算与计划，而且我们似乎也不可能作出必要的各种比较：在甲的快乐与痛苦和乙的快乐和痛苦之间作比较。对边沁确信他所创立的一种计算来说也是如此。边沁为其理论创设了诸多种类的“快乐”和“痛苦”，并对其程度给以各种考量标准，但其“几何般的精确性”依旧难以实现。根据边沁的功利原则，我们必须用不多于也不少于必要限度的刑罚来预防一种侵害行为，刑罚超过必要限度就是对犯罪人的残酷，刑罚达不到必要限度则是对未受保护公众的残酷，也是对已遭受的痛苦的浪费。然而，边沁的“刑罚超过必要限度”与“刑罚达不到必要程度”，在现实生活之间难以找到两者之间的一个基准点。根据边沁的罪刑相称原则，极为容易引申出严刑苛罚的必然结论。

参考文献

[1] (英)边沁.《立法理论--刑法典理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2] 张宏生.《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3] 杨思斌.《功利主义法学》，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4] (美)戈尔丁.《法律哲学》，三联出版社1987年版

收稿日期：2007-1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