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欧日的高收入陷阱

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曾于上世纪80年代末提出“历史终结论”，认为“美国模式”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福山当年的论断恐怕过于乐观了。

目前，中国如何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是各界颇为关注的一个话题。如果按照这个思路，我们似乎也可以将美欧日现在面临的困境定义为“高收入陷阱”：经济增长乏力与债务负担沉重之间形成恶性循环，而政治对立情绪及人口老龄化则使这个恶性循环运转的更加“流畅”，也更加不可解。

经济增长乏力

2012年，全球主要经济体几乎都面临经济增长放缓压力，曾经的世界经济发动机“金砖四国”不同程度地遇到了瓶颈——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再是两位数，印度近期增速在5%而非原来的8%～9%，巴西则基本处于停滞。并且美欧日等发达国家情况更为严峻。

欧洲2012年陷入经济衰退，同时风险正在向欧元区核心国家扩散。二季度开始，欧元区经济已连续2个季度环比收缩，正式进入4年来第2次经济衰退。失业率更是节节攀升，不断打破历史记录。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2012年1～10月，欧元区失业率由10.8%升至11.7%，欧盟失业率由10.1%升至10.7%，失业人口分别高达1870.3万与2591.3万，较同年 1月份分别上涨9.62%与6.32%。此外，欧元区和欧盟年轻人（25岁及以下）失业率分别高达23.9%与23.4%，必将给欧洲社会稳定带来巨大压力。25岁以下年轻人长期处于失业状态将极大地损害欧洲人力资本质量，对其长远发展极为不利。

德国经济虽无衰退风险，但受欧元区这一德国最大出口市场影响，诸多重要经济数据均不乐观，2012年下半年以来更是如此。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德国GDP增速已很明显被欧债危机拖累。2012年德国季度GDP环比、同比增速均处于下滑状态，环比增速由一季度的0.5%降至三季度的0.2%，同比增速由一季度的1.2%降至三季度的0.9%，显现出明显的感染迹象；欧洲经济研究中心数据显示，进入下半年，德国ZEW经济景气指数及经济现状指数均出现暴跌。

日本方面，其2012年经济高开低走，春季开始显现出恶化迹象，去年下半年中日争端更使日本经济雪上加霜。日本内阁府数据显示，2012年三季度日本GDP环比下滑0.9%，折算年率大幅下降3.5%，为过去15年中日本第5次陷入衰退。

美国经济虽然在2012年下半年回暖，但目前也仍面临着7.8%的高失业率。

债务负担沉重

据IMF预测，2013年全球债务总规模将达60.27万亿美元，整体负债率至81.29%，而国际警戒线是80%。其中，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的债务问题尤为严重。

美国方面，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统计表明，1965年，美国公共债务占GDP比例约38%，如今这一比例为74%，10年后将为90%，30年后将为247%。至2025年，社会福利开支及还债总额将完全抵消联邦政府财政收入。在经历了2011年一场元气大伤的预算大战后，美国完美的AAA信用等级遭到历史上首次调降，目前美国公共债务总额已越过16.39万亿美元的债务上限，等待美国的又将是一场谈判桌上的战争。而刚刚过去的“财政悬崖”也使市场长时间处于紧张状态，两党最后几天的谈判更 是惊出市场一身冷汗。

欧洲2012年仍深陷债务危机泥潭，欧元区第四大经济体西班牙更是成为欧债危机焦点国家。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二季度，欧元区政府债务占GDP之比由88.2%升至90%，欧盟政府债务占GDP之比由83.5%升至84.9%。最严重者如希腊、意大利、葡萄牙、爱尔兰等国，政府债务占GDP之比分别高达150.3%、126.1%、117.5%和111.5%。与2011年二季度相比，欧盟23个成员国的政府债务占GDP之比出现上升，塞浦路斯、葡萄牙、爱尔兰、西班牙的升幅分别高达16.5、10.8、10和9.3个百分点。

而欧元区债务危机和脆弱的银行体系之间的持续相互作用，使得政府和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进一步恶化。作为回应的财政紧缩政策加剧了经济下行的风险，挫伤了政府在巩固财政方面做出的努力，推高了债务比例，并激发了新一轮的预算缩减。

日本方面，其财务省数据显示，截至三季度末，日本政府债务总额已增至983.295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由于日本债务主要购买方为日本金融机构和国民，且其与希腊相比有自有货币、独立的货币政策、相对强势的经济及巨额的海外资产，因此短期内爆发债务危机的可能性不大。但若这种状况不能得到改变，始终保持寅吃卯粮的状态，未来危机爆发的可能性不可避免。

美欧日财政负担沉重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财政政策的施展空间越来越小，不得不依赖货币政策单枪匹马复苏经济，开打“货币战争”的迹象越来越明显。以2012年为例，美联储分别于9月14日、12月13日连续推出两轮量化宽松，日本央行更是于2月14日、4月27日、9月19日、10月30日及12月20日共5次追加36万亿日元资产购买计划，使总购买规模增至101万亿日元。此外，此前一向以控制通胀为己任的欧洲央行也陆续推出LTRO、OMT等新颖“武器”提振经济、对抗债务危机。

发达国家固然希望通过一轮又一轮的货币宽松政策降低利率、促进增长、扩大就业，但这种靠放松货币进而刺激经济增长的做法不仅效率越来越低，而且增加了金融市场的风险，日本“失去的20年”似乎就在眼前。

政治对立情绪严重

美欧日等国的政治对立情绪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居庙堂之上”的政党之间的殊死搏斗——主要党派间很难就主要的社会经济问题达成共识，政治极端化倾向明显。2011年夏天发生在美国的针对提高债务上限的一场政治大战即是重要案例。在此之前，美国国债上限已被提高过82次，但这第83次债务上限调整直接导致标普将维持了近百年的美国“AAA”长期信用评级贬为“AA+”，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奥巴马在讲话中说：“我们这个国家没有问题，是我们的政治有问题”。由此可见，美国的民主是一把双刃剑，在赋予其自由的同时，也附带了决策效率的低下。民主、共和两党为了各自的政治利益进行殊死博弈，只有整个国家的利益被无视，无人为国家和人民的前途着想。

而2012年末日本也发生了类似事件——日本前首相野田佳彦为使允许发行“赤字国债”的《特例公债法案》获得通过，被迫向自民党低头，提前解散国会众议院，举行大选，造成内部进一步分裂，自民党重新上台执政、安倍晋三再次担任首相。

二是“处江湖之远”的人民对政府、对现状的不满与日俱增，爆发于2011年9月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美国近些年累积的社会矛盾的一次总爆发。从经济层面来说，该运动的根本原因是贫富两极分化、失业率居高不下等社会矛盾的激化。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所说，美国的现状是“属于1%，由1%所掌握，为了1%”。两极分化最终导致民众走上街头，剑指华尔街的金融家，他们认为正是华尔街金融家凌驾于政治体制之上，才导致了社会制度的不公正。

而自欧债危机爆发以来，欧洲国家政权频繁更迭似成常态，“欧猪五国”则全部完成“换帅”。《中国证券报》梳理，2009年5月，时任冰岛总理哈尔德因金融危机导致失业率高企，在民众抗议声中提前辞职；2010年5月，英国时任首相布朗领导的工党因应对金融危机不力在选举中败北；同年11月，爱尔兰陷入债务危机，时任总理考恩于次年2月提前卸任；2011年6月，葡萄牙时任总理苏格拉底因债务危机导致社会动荡辞职；当月，芬兰时任总理基维涅米因应对债务危机不力，在选举中败北；同年9月，丹麦时任首相拉斯穆森同样因债务危机在议会选举中失败；2011年11月，希腊时任总理帕潘德里欧在G20戛纳峰会期间导演全民公决救援方案的闹剧，导致市场剧烈震荡，最终辞职；当月，意大利时任总理贝卢斯科尼因债务危机及个人操守遭质疑被迫辞职；也是在11月，西班牙在债务警报声中提前大选，时任首相萨帕特罗放弃参选；2012年5月，法国时任总统萨科齐则成为欧债危机爆发后下台的第11位欧洲国家领导人。

人口老龄化问题凸显

众所周知，日本人口老龄化问题严重，欧洲的情况也相差不远。美国人口结构虽因拥有移民优势而优于日、欧，但近些年美国“婴儿潮”时期出生人口已大规模步入退休期。美国人口统计局预测，美国婴儿出生率将长期维持低位，2020年美国“婴儿潮”一代都将超过65岁，届时近20%的美国居民超过65岁，势必导致政府在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及医疗补助上的开支上升，加剧联邦政府债务负担。估计2010～2019财年财政赤字总额将高达7.1万亿美元，到2035年美国联邦债务将占GDP的180%，财政体系将处于崩溃边缘。

高收入陷阱与中国

笔者认为，美欧日等发达国家陷入“高收入陷阱”至少有两点值得关注：

一是其长期性。2008年金融风暴之后，世界经济进入震荡调整状态。最初人们预言世界经济将快速复苏，然而4年多时间过去了，尽管各国对其经济结构性问题不断调整，但世界经济迄今仍未有明显好转，相反，新的、更深刻的体制问题却纷至沓来，表明在经历了1978年～2008年经济发展的黄金年代后，世界已经走到了一个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与社会制度调整的十字路口。因此，该轮衰退很可能将长期化，并将世界经济带入中长期内低增长的轨道。

法国著名学者雅克·阿塔利（Jacques Attali）说：削减债务的方式很多，包括提高税收、减少开支、提高经济增长、低利率、通胀、战争、外国援助或违约，但是，当前惟一的方法就是经济增长。然而，美欧日偏偏遇到了经济不景气，为了维持高福利而采取的高税负又进一步导致经济疲弱，财富创造能力下降。目前看来，无论是还是共和党恐怕都无法轻易化解美国高悬的债务总额。而欧债危机的解决更是需要欧元区进行结构性的政治体制改革，需要欧洲实现一体化，包括政治一体化、财政一体化、金融一体化和经济一体化。虽然欧元区近期的动作表明其正走在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上，但这需要欧元区17个国家共同协商推进。考虑到仅有两个主要政党的国家尚不能妥善解决棘手问题，想要在17个成员中短期内达成一致根本是天方夜谭。

二是其外溢效应，尤其是发达国家的“高收入陷阱”增大了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系数。2012年中国经济虽仍是世界经济的一大亮点，但却是内忧外患，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有利因素正在不断减少，不利因素正在迅速增加。首先是中国经济放缓幅度明显超出很多人预期；其次，经过30余年的改革开放及经济高速增长之后，中国所拥有的人口红利与资源红利面临枯竭，而且企业利润增速下降、政府税收增速显著下降、股市表现奇差。这反映了中国经济内生增长动力明显不足，市场投资者对增长模式和发展方式信心不足，经济结构调整刻不容缓。此种背景之下，作为外向型经济体，美欧日等发达国家长时间处于低迷状态无法自拔，无疑对中国经济影响巨大。同时，美欧日货币竞相贬值导致中国既要保持国内价格基本稳定，同时还要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这将成为中国宏观调控面临的突出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