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经体制需要同步与和谐

中国对自身体制的自信心越强，就越应该正视体制中的各种弊端和缺陷

在遭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之后，“保增长”、“保民生”成为中国执政党的当务之急，当然也是全社会最关注的现实问题，而民间长期热议的政治体制改革话题被再次忽视。但事实上，即便没有金融危机，政治改革也很难立即成为优先的国事日程。去年如是，今年亦然。

这首先是因为体制本身没有明确的相关改革意愿和方向；其次是因为来自体制外的主张和诉求，还不足以说服执政党做出这一选择。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上要求政改的呼声从未间断。无论是官方学者、民间知识分子，还是普通民众，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政府的治理模式应该增加民主程序，社会管理方式应该体现公平正义，媒体舆论应该更多地反映民众的心声。但至今为止，这些领域虽然有些改善，但依然落后于民众的期待。

具体地分析，最主要原因之一，在于执政党对内外形势的判断，决定了政治日程的轻重缓急次序。执政党的基本判断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中国谋求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因此，必须把发展经济作为不可动摇的中心任务。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这一判断始终是执政党的思维坐标。

因此，执政党这些年不断地强调“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并使之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甚至成为一般民众的共识。很多人都倾向于认为，只要能尽快提升国力，改善生活素质，其他事情都可以暂时搁置。以中国的政治传统看，一旦某种思维变成定势，其他主张就难以成为主流。

原因之二是，这些年来，虽然要求相关改革的呼声较高，也比较普遍，但大多只是意愿的表达，停留在空泛的概念层次。当然，一些有识之士提出了很有吸引力的体制改革主张，但可惜难以跳脱西方模式的局限，偏离了中国本身的现实，投入实践的可能性极低。

原因之三是，最近30年来，无论是必然原因还是偶然原因，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模式之争中，一次叉一次地占据上风，使执政党和一些民众增强了信心，同时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态度变得更谨慎。

在这一方面，仅举两个事例。首先是在欧洲冷战结束之后，中国稳中求变、自主发展的战略取得了成功，令西方世界为之惊讶。相较于经历了大动荡、大倒退的俄罗斯和东欧国家，中国选择的道路似乎很有说服力，以至于俄罗斯不得不关注和研究中国经验。

其次是在此次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学者开始用新眼光、从新角度来观察中国经济和社会的运行模式，并且对自己的社会进行反思。一些西方媒体借机提倡“中国经验”，虽然有似是而非的结论，但西方人突然变得如此“谦虚好学”，还是能够说明一些问题的。

第四个原因是，这些年来，公共政策的决策过程、公共事务的管理水平，在逐步改善和提高，表明执政党的自我调适能力在增强。最近几十年，世界变化之大可谓天翻地覆，多少执政党和政治家都在政治波涛中被吞没。假若中国执政党没有自我调适、自我革新的能力，它就不可能走到今天。

平心而论，无论是否认同中国现有体制，人们都须看到的一点是，自改革开放以来，这个执政体制既没有随波逐流，更没有被其淹没。以发展中国家的水平要求，中国执政体制的能力居上；以发达国家的水平要求之，中国体制远未健全，但也有自身的优势。

但是，所有这些事实都不能构成推迟改革的理由，也不应用来为此种迟滞进行辩护。相反，中国对自身体制的自信心越强，就越应该正视体制中的各种弊端和缺陷。与世界先进的政治文明相比，中国的革新之路或许依然遥远。

坦率地说，当前体制中的一些弊端，往往能够抵销自身的优势，甚至对社会的健康发展构成了障碍。假若不能有意识地进行自我改革，执政党将来面对的挑战会越来越多。

作为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社会，中国政府要解决的问题异常庞杂，人们不应对相关领域内的改革抱以不切实际的期望，不能指望某一改革就能令所有问题迎刃而解。假若某些改革导致更大的成本，那还不如不改。

但无论如何，改革又必须从执政者做起。简单地说，执政者必须真正遵守法律所规定的义务和责任，权力必须受到法律的约束。以中国当前的情况看，所有的法律都适用于平民百姓。假若执政者不受相关法律制约，那么任何改革都无意义。

中国当前的现状是，虽然市场经济在欢蹦乱跳，但是相关制度安排却在蹒跚瘸行。只有最大程度地令政经体制相互配套，彼此和谐并行，法律成为社会的普遍共识，这个社会才成体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