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在险途,一对“昆虫夫妻”的爱情奇观

山东省沂水县乡村教师杨同杰，20年来凭着对昆虫的痴迷，走遍名山大川，创办了我国第一家民间公益性昆虫生态研究所，出版了5部科普作品，荣获全球“福特环保奖“和中国环保科普奖。2004年8月22日，杨同杰接受记者采访时深情地说：“我能走到这一步，多亏了妻子的生死相伴、理解和支持……”

昆虫为媒，花前月下的爱情与虫为伴

今年45岁的杨同杰原籍沂蒙山区沂水县柿子园村，门前山梁上草长莺飞、鸟鸣蝶舞，许多可爱的小生灵陪伴他度过了少年时代，让他深深地迷上了在别人眼里很不起眼的昆虫。

1979年，杨同杰高中毕业后在县中学当民办教师。他怀着对昆虫的痴迷，每天一下班就拎着自制的采捕网到附近农田里捉蝴蝶蜻蜓。尽管他教学成绩出色，辅导的学生作文多次获奖，但爱捉虫子的“怪癖”让他成了周围人眼中的怪物。眼看身边的年轻人都已结婚生子，他却连个女朋友都没有。1981年，经亲友介绍，他认识了邻村的姑娘夏庆兰。

两人第一次见面是在杨同杰的单身宿舍。夏庆兰一进门就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只有十几平米的小屋到处摆放着不同的昆虫标本，蝴蝶、瓢虫、金龟子……美丽的花纹和色泽栩栩如生。夏庆兰比杨同杰小两岁，她对这些昆虫也非常熟悉。

两人一见钟情，一有时间就手牵着手到野外观察或采集标本。经过半年多的相恋，他们在那年的秋天举行了婚礼。两年后，儿子呱呱落地。

婚后的杨同杰好运不断。因教学成绩突出，他于1984年被转为公办教师，继而被破格晋升为高级教师，调到县教委成人教育中心。夏庆兰也到沂水镇食品厂当上了工人。

1984年春节，杨同杰无意中得到了一本残缺不全的《昆虫记》，他对昆虫的热爱有了一个质的飞跃。法布尔描述的生动旖旎的昆虫生活使他生出了这样的想法：“我也可以把自己的观察所得记录下来，成为一个像他那样的昆虫学家。”妻子听了他的想法，兴奋地说：“家里的事交给我，你去专心研究吧，早点写一本书，让我和孩子为你骄傲！”

对昆虫的痴情被杨同杰定为此生追求的理想。他用全家人省吃俭用的钱买回一大堆昆虫学资料，开始系统学习相关知识，尤其是昆虫在我国的分布情况。他发现，目前我国已发现并定名的昆虫仅5万多种，还有许多昆虫新种等待被发现和命名。杨同杰觉得自己要做的事将填补一个很大的空白。

杨同杰决定把家乡沂蒙山作为自己昆虫研究的第一站。1985年秋的一个周末，杨同杰一大早就带着水壶和干粮去爬几十里外的辛子山。刚刚走到半山腰，他就发现一只手掌大的蝴蝶在花丛中翩翩起舞。

“是八斑蝶！”看到苦苦寻觅了几个月的珍稀蝴蝶品种，杨同杰兴奋地叫出了声，立即挥舞着手里的采捕网冲了过去。谁知脚下一滑，从山崖上摔了下去。虽然被山腰上的小树拦住，没有生命危险，但挂在白云缭绕的山腰上，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既爬不上去，又没有办法与外面联系。杨同杰靠剩下的小半水壶凉水和一小包煎饼渣，在人迹罕至的大山里，苦熬了一天一夜，直到第二天傍晚，才被一个上山采草药的农民救了出来。

步履蹒跚地走回家，已是深夜。夏庆兰还在带着亲友和公安人员四处寻找，见到遍体鳞伤、衣衫褴褛的杨同杰，她又心疼又委屈，顾不得别人笑话，扑到他怀里大哭起来。

此后，夏庆兰再也不敢让他独自外出，只好将刚刚断奶的孩子托给婆婆照看，自己跟着他四处奔波。别看夏庆兰身材瘦小，但爬山越岭的功夫比丈夫毫不逊色，不仅不会拖累杨同杰，还帮着他分担行囊，整理标本，渐渐地成了杨同杰一刻都离不开的左膀右臂和精神支柱。

1996年5月的一天清晨，杨同杰和妻子到附近的山里采集昆虫。他们在一株紫穗槐上发现了一只从没见过的通体灰蓝色的甲壳虫。一束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照射在甲壳上，色彩斑斓。痴迷昆虫的杨同杰简直看傻了，低着头越靠越近，一不留神，那个气急败坏的小家伙飞起来在他脸上狠狠地咬了一口。杨同杰急忙躲闪，还是晚了，脸上一阵火辣辣地胀痛，没过几分钟整个脸肿了起来，像小脸盆一样。夏庆兰急忙给他敷上携带的药，扶着他下山去附近的医院治疗。

这种不知名的小虫到底有什么毒性连医生都不清楚，打针吃药非但没有消肿，杨同杰还开始感到头晕恶心，把夏庆兰急得团团转。多亏一位当地的老人告诉她，山腰上有一种圆叶子的草药对这种毒虫叮咬特别见效，夏庆兰不顾杨同杰阻拦，拎着铁铲上了山。走在空无一人的大山里，夏庆兰也感到头皮一阵阵发紧，翻山越岭找了一天，总算挖到十来棵草药，立即煎好喂他喝下。第二天早晨，杨同杰脸上的水肿渐渐消退了。

20多年来，杨同杰夫妇几乎所有的假期和周末都是在野外度过的。他们背着水壶干粮走遍了沂蒙山区的1000多座山峰，500多条河流。常年的风餐露宿使他们看上去黑黑的，呈现出中原人少有的古铜色，身上脸上永远都带着被石块、荆棘划出的伤痕。

1999年，他们对沂蒙山区的考察已经基本完成，杨同杰写的科普作品《走进昆虫世界》也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成为我国第一本昆虫科普读物。它在生物研究领域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杨同杰夫妇制作的10000多件昆虫标本，600多幅照片终于展示在了人们眼前。经中科院专家鉴定，他们采集的标本很多是国内尚未命名的，杨同杰针对沂蒙山区昆虫种类以及沂水区域昆虫的变化所作的研究，填补了国内空白。

黄河作证：生死相随的爱人情谊感天

2000年初，杨同杰产生了一个大胆想法：把自己的研究领域扩大到黄河流域，对中华民族的母亲河的生态状况进行全方位的研究。他计划利用每年暑假的两个月进行考察。第一站从位于青藏高原的黄河源头开始，每年20个考察点，这样在五年之内就可以到达黄河入海口。他把第一次动身的时间定在2000年7月。

夏庆兰很赞同丈夫的决定，但与书呆子气十足的丈夫不同的是，她首先想的是如何解决考察的费用问题。夏庆兰单位不景气，这几年几乎没有收入，一家人全靠杨同杰每月五六百元工资生活。沂蒙山区近在咫尺，全部考察完成用了二十多年，全家人一直节衣缩食，孩子长到20岁都没穿过几件新衣服。 要考察黄河流域，必然乘车住宿，这笔钱怎么筹？

外出考察两个多月需要一大笔活动经费，夏庆兰拿出全部的7000元积蓄，又向亲友借了几千元钱，最后考虑再三，从箱子底下将层层红布包裹着的五块银元拿了出来。握着带有妻子体温的银元，杨同杰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他知道这是结婚时妻子带来的陪嫁，按照沂蒙山区的传统习惯，陪嫁钱一般是不允许动用的，因为这里面更多的寄托着对老人的牵挂和思念。“庆兰，这个可不能动啊！”“把它卖了吧，咱是为了研究昆虫，又不是乱花，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值得庆幸的是，他们的想法得到了沂水县有关部门的重视，不仅为他们购买了一台掌中宝，还资助了2万元的考察经费。在大家的帮助下，2000年7月8日，杨同杰夫妇背着十几斤煎饼，乘车赶往位于青海省境内的黄河源头玛多县。那里海拔4000多米，气温一下子降到了零下，把身穿短袖衬衫的杨同杰夫妇冻得瑟瑟发抖。更可怕的是从没经过高原适应训练的杨同杰夫妇，感到头晕耳鸣呼吸困难，相继因高原反应引发肺气肿。刚到招待所，杨同杰眼前一黑，就一头扎到了地下。在玛多县医院经过三天多的治疗，杨同杰的病情才有所缓解。此时，夏庆兰也多次晕倒，体力不支。

真正的黄河源头离县城还有100公里，那里海拔更高，是连当地人都不愿涉足的无人区。自己能坚持得住吗？杨同杰非常担心。

“房费一天70元，咱就这么几万块钱的考察经费，时间长了住不起。咱们千里迢迢到了这里，如果无功而返，连自己都交代不过去。明天我就动身，说什么也得把黄河源头的资料采回来。”杨同杰一边说话，一边呼呼喘着粗气。

“要去咱们一起去，要死咱们就一块儿死。”几天来的折磨让夏庆兰真正意识到了高原反应的可怕，她一把将丈夫拥在怀中，说什么也不肯放开。

“不行，你现在病得很厉害，还是我一个人上去吧。”杨同杰抚摸着妻子被憋得通红的脸颊心疼地说：“这些年你跟着我受了不少的苦，如果后天我不回来，你就别等了，更不要去找我。儿子还在家等着，咱俩人总得活着回去一个。”夏庆兰哽咽着把丈夫抱得更紧了。

为了避免分别时引起妻子的伤感，第二天凌晨4点半，杨同杰就带着两名藏族青年向导和两名司机悄悄出发了。由于过于颠簸，60公里的路程走了8个多小时，到达扎陵湖畔时，已经是中午12点30分。4500米的海拔高度，更加缺氧，杨同杰感觉脖子像是被一只大手卡住，两条腿像灌了铅一样，怎么也拖不动。好不容易爬到了纪念碑前，他举起摄像机刚想拍摄，一下子瘫了下去，一位向导急忙扶他伏在地面上。不一会儿他慢慢缓了过来，恢复了缓慢粗重的呼吸。他站不起身，就跪爬在泥泞的土地上，继续观察拍摄。

完成考察任务返回玛多县招待所，已经是半夜12点多钟，心急如焚的夏庆兰依旧等待在门外，严重的高原反应把她折磨得无法迈步，但丈夫生死不明，她说什么也躺不下。

高原自然条件恶劣，让他们受尽了磨难。随后的第二次外出考察，又让他们遇到了更大考验。

2001年7月，杨同杰夫妇从兰州出发，对甘肃、宁夏、内蒙古、山西、陕西五省区进行了包括教育状况、环境保护、林草植被等方面的考察。为了节省费用，他们去山西一个考察点时搭乘了一辆过路的公共汽车，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原本和蔼热情的司机竟趁他们下车搬行李的机会，一踩油门扬长而去。

“把设备还给我们啊！”夫妻俩哭喊着追出好远，但汽车还是消失在他们的视线之中。这次，他们几乎丢掉了全部的家当，摄像机、照相机、余下的8000元考察费和帐篷、衣物。站在异乡的街头，夫妻俩四目相对，抱头痛哭。

行程过半，考察不能半途而废，哭过之后，他们决定回山东筹钱继续下面的考察。可两个人搜遍了全身，仅仅凑了100多元，除了买一张返回山东的车票，只剩下15元钱。杨同杰拿出5元钱，把剩下的10元装在妻子的衣袋里。“帐篷没有了，我把钱都花掉了，你没钱住店怎么办？“夏庆兰禁不住再次落泪。“别担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我就坐在马路边的这棵大树下等你回来。“

杨同杰连夜赶回山东，向亲友们借到凑了9000元钱。购买了一台摄像机和一台照相机之后，带着剩下的200多元返回了青海。后面的二十多天，他们只好天天露宿在田野上，顿顿靠白水馒头充饥。一天晚上，奔波了一天的他们在山下的一处空地刚刚入睡，忽然传来轰隆隆的雷声，倾盆大雨扯天扯地地下了起来。他们将仅有的一件雨衣裹到了装有昆虫资料和摄像机的书包上，夫妻俩只打着一把折叠伞。这样的大雨雨伞根本不起作用，冰凉的雨水很快就把他们浑身浇透了。大雨淋湿了所有的衣物，雨停之后身穿湿衣服的杨同杰、夏庆兰冻得瑟瑟发抖，只好紧紧依偎在一起，彼此用对方体温取暖。

尽管两次考察都充满了凶险，2002年，这对倔强的夫妻坚持第三次踏上了黄河流域生态考察之旅。

2002年8月11日，在经历了千辛万苦之后，杨同杰夫妇终于到达黄河入海口，圆满完成了考察工作。历时3个暑假，行程10万公里，实地考察了沿黄9省区、150多个县市，涉及整个黄河流域70多万平方公里的陆地山峰河流湖泊，拍摄了上万幅图片资料，记录了50多万字的考察日记，采集了8000多件昆虫标本。 他们整理撰写的《黄河考察日记》，引起了国内专家的高度重视，被誉为“我国西部开发中一份详实的生态研究资料”。

他考察研究的“暖冬危及天蚕蛾茧蛹”的课题，先于英国的利兹大学、杜兰大学等世界生物生态学研究工作者完成的同类课题研究，为此，获得了2002年“福特环保奖“，并被誉为“黄河流域生态考察第一人”。 杨同杰夫妇自费考察的壮举，对我国昆虫生态研究以及提高全社会的环保意识，都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走向长江：昆虫夫妻朴实的爱情在路上

考察黄河流域，杨同杰夫妇感受到的并不仅是胜利的喜悦，还有目睹生态遭到人为破坏后的痛心。严重退化的草场和随处可见的食草鼠洞、成群死去的牲畜留下累累白骨，就连圣洁的扎陵湖湖水也已受到严重污染，一些人不顾后果地撒农药捕鱼，大批鸟类死亡……

这不和谐的一幕幕，深深刺痛了杨同杰夫妇。他们竭尽全力 担当起环保志愿者的任务，一次次写报告，向当地有关部门反映情况，但往往是杳无音信，杨同杰常常感到自身的渺小和脆弱。

为唤醒更多人对环保的关注，2003年7月，杨同杰夫妇毅然踏上征程，开始对整个长江流域进行徒步生态考察。以自己的行动，向人们呼吁保护环境。他们计划在3至4年内完成，对长江流域11省、市、自治区，面积近百万平方公里的考察。为人们了解日渐恶化的生态状况，以及日后的治理、保护、改造生态环境提供一份翔实具体的资料。

2004年8月25日，杨同杰夏庆兰夫妇即将前往四川，第二次踏上长江流域考察的征途。由于常年风餐露宿，夏庆兰患上了关节疾病。杨同杰怕她病情加重，不让她跟着自己出征，可她说什么也不同意：“有我在身边至少互相有个照应，如果不让我去，我在家里还不得担心死。”

几十年的风雨同舟生死相伴，杨同杰和夏庆兰的一切已经紧紧联系在一起。20年来，为了研究昆虫，夫妻俩一直节衣缩食，即使外出考察，也是顿顿以煎饼咸菜充饥，他们最新的衣服也至少穿了三五年了。8月20日，杨同杰趁出发前给妻子买了一件红色风雨衣。火红的衣服映红了夏庆兰的脸庞，她高兴地笑着，眼里涌出了泪花：“我穿这样的衣服成吗？我是不是太老了？”

杨同杰深情地说：“不老。你在我眼里年轻漂亮着呢。”

记者采访结束时，杨同杰将一本《走进昆虫世界》赠给记者，并在扉页上写道：“法布尔在《蝉》中说：‘四年黑暗中的苦工，一个月阳光下的享乐，这就是蝉的生活。’而我们夫妻的生活，便是带着朴实的爱行走于自然家园，在苦行中寻找心中的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