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无意为书”到“有意为书”

摘要：汉代书法是书法艺术由“无意为书”到“有意为书”的重要发展阶段，“有意为书”使书法艺术步入了自觉发展阶段。汉代统治者对书法的重视，制笔方法的日益完善以及纸的大量生产为书法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广泛的社会物质基础。人们审美意识的觉醒，隶书的演变，草书的出现以及书法理论的构建，标志着中国书法真正地步入了自觉时期。

关键词：汉代；书法；无意为书；有意为书；自觉

汉代是书法大盛的时代，书法受到统治者的重视，有不少帝王都擅长书法，在《汉书•卢绾传》中就有汉高祖刘邦和卢绾一起学书的记载。汉章帝、安帝、灵雅好书法，尤其是灵帝设立的鸿都门学，让善书者争奇斗艳。政府根据《尉律》来选拔书法人才，有力地促进了书风的盛行，可谓“虽曰小贱之能，如尊大之职，而律既以是取人，遂尔浸成风气，上自帝后，下至民庶，无不善史书者。俗皆云，何以礼义为，史书而仕宦，盖其时以擅史书为入仕之捷径也。”[1]汉代统治者的重视为士人们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以书取仕无疑是封建知识分子勤奋习书的一种兴奋剂，在客观上刺激了书法艺术的飞速发展。汉代毛笔制作工艺的日趋成熟，更加有助于表现书法的笔墨情趣。东汉蔡伦发明的造纸术克服了竹木简牍笨重、书写不变等缺点，成为最普遍的书写材料，为书写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使书法创作的形式也更加多样化，比任何一种书写载体更能体现笔墨之美，使书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这些都为书法艺术的产生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一、人们审美意识的觉醒

艺术总是产生在实用之后，随着实用性的发展而发展。但有的艺术却是从实用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纯艺术。艺术的产生都是有条件的，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人的审美意识的觉醒。从汉代整个艺术氛围来看，人们的审美观念已经开始发生变化。当时汉人的审美情趣，不仅仅在于实用，更重要的是给人以美的享受。如当时流行的一种文学形式“汉赋”，铺陈写物，吸取了楚辞华丽的辞藻、夸张的手法，通过“满”来达到对天地万物的穷尽，以显示皇朝富饶繁华，歌颂国家的强盛统一，深受统治者的喜爱。

从汉赋中我们已感受到了西汉修辞学中夸张手法的运用。夸张这一修辞手法的运用影响了当时人们的审美观念，这种审美观念影响了汉代的艺术。四川成都天回山出土的说唱俑表现了一个头扎巾帻，袒膊赤足，左臂抱鼓，右臂执锤前举，一腿抬起，面部眉飞色舞，充满激情，似乎是说到精彩动人之处的说书人。这一陶俑运用了夸张的手法突出其形体姿态，手舞足蹈的大动作，异常单纯简洁的整体形象。河南辉县出土的陶家畜中那些陶猪、陶羊表情动作极生动，显得动物特别可爱。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绾的墓中随葬的长信宫灯，外貌为一个温顺的宫女跪着捧灯的形象，左手执灯盘，右臂上扬，袖口下垂成为灯罩，宫女体内中空，烟通过右袖通道收入体内，从而减少灯烟的污染，使室内保持空气洁净，真是一件既方便实用的灯具，又具有装饰性的艺术品。从中国古代建筑艺术来看，两汉时期的建筑特别讲究装饰性，最具典型的是宫殿苑囿。屋脊上的雀、凤、人、猿、博山炉等装饰已经出现，房沿饰以各种图案的瓦当。门窗也有很大的变化，雕刻有各种图案，不仅起到了通风采光的作用，而且看起来非常美观，装饰性非常强。地面铺素面砖或花砖，甚至涂上漆。殿内墙面上有墙衣，并绘有各种彩绘图形。汉代的画像石、画像砖艺术是依附于汉人厚葬之风气的兴起而兴盛的，而且厚葬的表现不仅仅是陵墓祠堂气势雄伟，还更注意它的装饰美观。

二、隶书的演变

在书法史上，从篆书到隶书的演变有了质的飞跃。在笔画上，由圆笔走向方圆结合，由纯曲线走向曲直结合，由象形到抽象，由依傍自然到对自然的自由运用；在结体上，由纵向向横向发展，由求均匀到多种变化，由实用到实用与艺术的结合；在章法上，更讲究以优美的形象表现出来。最具特色的是隶书的“蚕头雁尾”，“蚕头”是指横竖笔画的起端有点像蚕的圆头，“雁尾”指捺笔结束时先着力顿挫，再轻挑出尖，使捺笔末端略成雁尾之形，以显示力透纸背的强劲笔力。“蚕头雁尾”是非常具有装饰性的笔画，无论在点画装饰、布白、平衡立体等方面以及区别于其它书体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我们从大篆中隐约可见对客观事物描摹的痕迹，如“王”字的第三横在大篆中写成斧头状，这是一种象形的处理方式，在线条边缘没有其它装饰成分。我们再来看李斯的《泰山刻石》和东汉的《乙瑛碑》中的“臣”字，很显然《乙瑛碑》中的“臣”字最后一笔是“蚕头雁尾”，《泰山刻石》中的平入平收及边缘没有其它的修饰，这一对比使我们更加清楚隶书对线条的修饰美，它使线条更具有灵动美、韵律美。《张景造土牛碑》中的“府”字竖笔拉长至本身的4倍还要多，还有《石门颂》中“命”字竖笔也极度夸张。可见，当时人们的审美意识已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从秦诏版权量铭文看，由于不是出于一人之手，所以大多数秦诏版和权量铭文表现得自由而率意，这显然受到了当时民间俗体秦隶的影响。汉代的金文风格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汉金文在继承了秦代诏版铭刻的文字风格的同时，篆隶互参，加强了其装饰意味。汉砖瓦铭文依附于建筑墓葬而产生，它的主要书体是具有装饰趣味的篆书和隶书，表现出方圆结合、外圆内方、统一中而显变化，富于装饰美和质朴美。从众多的汉代篆刻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汉代的印面文字是篆书的变形，文字字体方正，笔画平直，结构工整，这种印面文字的变化与汉代隶书变圆弧笔画为方折是一致的。汉代的印面文字还包括鸟虫书，让我们更深刻地体会到浓浓的装饰意味。

三、草书的出现

汉代书法技巧日趋成熟，涌现出了许多新的书体，日本清原实门在《四山摩崖研究》中说：“大致说来,秦汉时期，篆、隶书向楷、行、草书发展，书体显得多样化，今天的楷、行、草的雏形就是在那时形成的。”草书的出现使笔画和字形比较自由，较其他书体更具有变化的形态美，更宜表现作者情感等主观因素。它的诞生在书法艺术的发展史上有着重大意义，它标志着书法摆脱了仅仅局限于实用的文字附庸，开始成为一种能够自由地抒感，表现书法家个性的艺术，同时也标志着书法逐步脱离了纯粹的实用功能而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

赵壹在《非草书》一文中，说到草书：“上非天象所垂，下非河洛所吐，中非圣人所造，……乡邑不以此效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博士不以此讲试，四科不以此求备，征聘不问此意，考绩不课此字。”这是儒家“尚用”思想在书法中的具体体现。赵壹站在儒家传统的立场上对草书进行了否定，他以儒家的立德、立功的标准来衡量书法，忽视了艺术本身的特征，低估了书法的审美价值。因为学习草书不带有功利性，学好草书并不能获得爵禄，但却更能表达人的思想感情，当时社会上已经出现了学习草书的盛况：“龀齿以上，苟任涉学，皆废仓颉、史籀，竞以杜、崔为楷……杜、崔、张子，皆有超俗绝世之才，博学余暇，游手于斯，后世慕焉。专用为务，钻坚仰高，忘其疲劳，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笔，月数丸墨。领袖如皂，唇齿常黑。虽处众座，不遑谈戏，展指画地，以草刿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见鳃出血，犹不休辍。”[2]可见，崔瑗、杜度、张芝等当时书家们发现草书里有无穷的审美世界，沉迷于草书带来的愉悦之中，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些人是以充分自觉的艺术意识写汉字的第一代书法家。书法是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所谓“达其性情，形其哀乐”。[3]元代的陈绎曾在《翰林要诀》中说：“情之喜怒哀乐，各有分数。喜则气和而字舒，怒则气粗而字险，哀则气郁而字敛，乐则气平而字丽。情有轻重，则字之敛舒险丽亦有浅深，变化无穷。”在《现代书法论文选》中郭绍虞提到的“奋笔”，它既是隶书较篆书的便捷法之一，同时也具有抒发感情的作用。

四、书法理论著作的出现

离开理论的指导，艺术的繁荣难以企及，从东汉开始出现专门的书论著作后，书法实践在理论的指导下自觉地发展起来。汉代的书法理论是中国书法史的源头，一些常为后人运用的美学范畴、批评方式、书论思想等都已出现在书法理论中。崔瑗的《草书势》是书论史上第一部书法专著，它以形象比喻来形容草书的形态美,例如：“兽企鸟峙，志在飞移；狡兔暴骇，将奔未驰……或凌邃惴栗，若据高临危；旁点邪附，似螳螂抱枝。”他对书法审美价值的认识证明了我国书法艺术的自觉已进入了相当高的程度。

蔡邕在《笔论》中说：“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若迫于事，虽中山兔毫不能佳也。”这就强调了书法艺术的独立性，体现书法逐步脱离了仅仅以实用为目的的阶段而进入了纯艺术的阶段。后世的书法理论也继承了这些观点，如孙过庭的《书谱》认为：“凛之以风神，温之以妍润，鼓之以枯劲，和之以闲雅。故可达其性情，形其哀乐。”韩愈在《送高贤上人序》中称张旭：“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与草书焉发之。”蔡邕在《笔论》中强调了书法的象形意义，“为书之体，须入其形，若坐若行，若飞若动，若往若来，若卧若起，若愁若喜，若虫食木叶，若利剑长戈，若强弓硬矢，若水火，若云雾，若日月，纵横有可象者，方得谓之书矣。”还有“夫书肇于自然”。[4]虽然随着书体的日益发展，书法逐步摆脱了象形的特征，更多地成为一种表意的符号，然而历代的书论家往往以物象之美为审美标准，以自然景物的描摹来比拟书法变化莫测的态势。

在书法批评史上，赵壹的中国第一篇书法批评论文《非草书》的问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赵壹《非草书》的出现标志着儒学开始对书法进行全面渗透、融合，对后世书法理论批评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赵壹划时代的理论贡献在于他将书法纳入儒学体系，强化书法的文化性格。由此，崔瑗、蔡邕以本体论的立场将书法导向艺术审美，赵壹则以儒学立场将书法导向文化本位。这两个理论体系共同建立起了书法的审美――文化认读模式，促进了书法理论本体的形成。

综上所述，书法意识的自觉是建立在广泛实用性基础之上，并从实用中剥离，趋向审美层面时实现的。文字的书写经历了漫长的演变，到了汉代，书法逐步摆脱了纯粹的实用主义而走向纯美的艺术境界，评价书法也开始以美丑为主要标准，而不仅仅局限于实用方面。汉代的政治、文化等因素也为书法艺术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书法史发展本身、汉末书坛的状况以及作为整个书学系统中的书法美学系统的形成，确立了汉代作为中国书法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的地位，书法艺术从“无意为书”到“有意为书”步入了自觉发展阶段。

参考文献：

[1]马宗霍.书林藻鉴•书林记事【M】.文物出版社，1984年

5月第1版

[2]赵壹.非草书【C】.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

1979年10月第1版

[3]孙过庭.书谱【C】.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

1979年10月第1版

[4]蔡邕.九势【C】.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

1979年10月第1版

作者简介：

林琴，硕士学位，西华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讲师，从事书法篆刻教学及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