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怎样的地震博物馆?

离“5・12”周年祭还差一个月，我与几家主流新闻媒体的记者一起进入北川县城。大劫难后，县城就一直被严密封锁。除了有一次灾民们在一个“可以同去拿点东西”的传言召集下。蚁集于县城出入口，有关方面迫于形势紧急放行，和今年除夕与清明时，政府尊重当地习俗，分别开了一次闸，让灾民祭奠亡灵之外，平时就一直处于“生死两茫茫”的境地。

北川县城难道有出入口吗?没有。北川也没有老旧的城墙和城门，它天然地被群山环抱着，只有这么一条俗称“三倒拐”的小路可供出入。从高处俯瞰，它是在大山的皱裥中刨出一条窄窄的平地，以修养生息。

堪舆家认为这里风水不好，县城的地形根本就是一个穴。地震学家则认为，这里不应该建县城，因为它处下龙门山断裂带上。后来在一片瓦砾的县城中我看到有一个直径超过300米的水塘，水塘中坐着几块巨大的岩石，边缘并不尖锐，看起来在这里已经有些时日了，北川一位干部告诉我，这几块大石头早就在这里了。北川旧县城不堪人口重负后，政府遂在人称“乱石岗”的一大片荒地上建起了新县城。我的老朋友，峨眉电影集团副总裁、四川作家协会副主席何世平在震后才几天就带着几个科学家和一支队伍赶赴现场准备拍摄一部科教片，地震学家明确告诉他，根据这几块石头判断，北川在三千年前就经历过一次级别很大的地震。

北川的历史相当悠久，自北周武帝天和元年(566)置北川县以来，已有1400多年，但我从史籍中得知，过去的县城并不在此。1950年1月北川解放，隶属剑阁专区，次年又划归绵阳专区，再过一年就迁到今天的谷底位置。

我们乘坐的大巴在出入口前停下，四周安装了铁栅栏和钢丝网，身穿迷彩服的武警战士向我伸来一个巴掌：严禁拍照。领队向岗哨递上条子后得以放行，大巴在一片空地上停下，我们下车步行。

细雨后的天空晦暗着，团团浓雾在山头上游移，空气中弥漫着死亡的气息――十一个月后，腐尸的气味仍然从泥土和石缝中钻出来。废墟上摆放着鲜花、供果和燃尽的香烛，猩红的鞭炮碎屑随风飘扬，两只布娃娃在一块断了的水泥块上笑着，一只苹果被老鼠吃剩大半。没被压断的行道树顽强地按照季节变化爆出嫩叶，还有一种我不识的树，开满了米粒大小的白花，散发妖艳的香味，与腐败的气息搅混，令人晕眩欲呕。

眼前的景象是大家熟悉而陌生的。熟悉，是因为通过影像我们对大自然疯狂造孽的惨状略有所知，比如老城区被夷为一片平地。四川的民房屋顶坡度不大，瓦片又相当薄，也许是这里雪少雨弱，农民又珍惜泥土的缘故吧，地震一来，自然不能瓦全。陌生，是因为“9・24”的泥石流和山洪淹埋了大片遗迹，等于将震区抬高了六七米，但近距离的窥探，还是让我们发现了令人不解的秘密。比如，新城区里的水泥楼几乎都是倒而不坍，即使呈大角度斜着，也顽强地守着一个框架。坍陷成三明治般的房屋，都是豆腐渣，预制板伸出两端的钢筋被事先敲平了，很草率地搁在墙上。墙脚轻轻一摇，就整片坍塌，楼里的人都被压成肉饼。再比如，墙面倒坍的房子里，所有的柜子都倒了，柜门开着，空空如也。在一间房间里，我分明看到有数百本书籍散落着，泛黄的书页在风中抖簌，犹如瓦楞中的衰草――一如鲁迅在《故乡》中的描述，那是被大面积洗劫的痕迹。

我们在北川中学那里看到的情况也是如此，教学楼成了一堆瓦砾，而紧贴着的一幢楼和另一座年代更早的红砖小楼居然毫发无损。马路对面的一排居民房更加简陋，也没倒。

我们在“万人坑”前鞠了躬，献了花。所谓“万人坑”，是一个在建的商品房地基，震后层层叠叠地掩埋了数千人。它的身后就是因山体前移而“全军覆没”的茅坝中学，从国旗杆和一个篮球架上还能得知那里是操场。那面国旗已被取下，准备放在地震博物馆里。

是的，县城封锁，是为了规划中的开放。在此视察时说过，“老县城可以作为地震遗址保留，变成地震博物馆”。绵阳市文物局、绵阳市博物馆在震后不久的5月19日就拿出了《征集“5・12”抗震救灾资料方案》，六个小组投入实物征集工作。前不久规划披露后，引起一片哗然。32亿的用度，让全国人民顿生疑窦，刻意打造“地震灾区游”的意图，也深深刺痛了人心。就连陪我们前往的当地官员也无意中透露此意图之方案种种，比如那个曾经高悬于全国人民心头的唐家山堰塞湖，“现在的水色与九寨沟有得一拼，肯定是世界上最有名的堰塞湖”。我们来时，大巴在一条正在施工的公路上频遭颠簸，那是专门为“地震灾区游”而建造的一条六车道公路。“今后，每天会有许多人来到这里，基础设施必须趁早做好”。那位官员喜孜孜地说。怪不得，透露的方案中会有宾馆和接待中心，甚至水上旅游等。

路上，我们还看到一排排在建的民居，无一例外地呈现出羌文化元素――羌族人视羊为图腾，每幢楼房上都砌了羊头图案。毛石片贴墙，屋檐两头还高高翘起，据说也是羌寨的特色。据说政府请专家画了六种图纸供老百姓选择，不知为何他们都成了“羌迷”，后来得知图纸无一例外都是羌寨的“山寨版”，政府还给了每户两万元的补贴。“那么住在里面的汉族人，是否因为这种建筑格局而生活不便呢?”我知道在北川定居的羌族居民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多一点。

那位官员说：“生活上并无太的区别，这也是为了让外人一进入这里都感受到鲜明的羌寨风情吧。”

羊头随便一挂，文化信息就此紊乱。

据说还有一种“美丽”的设想，在灾区上方架一条索道，供游客坐在缆车里穿行。想象着凌虚而飞的“黄山游”模式，我的心更抽紧了。难道，真的要将一种沉重的凭吊和追思，甚至是直抵心灵的反思，变成一种旨在为当地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的主题旅游吗?这不是对逝者，对人类自身的极大亵渎吗?

第二天，我在成都建川博物馆参观，意外地看到了一位大明星――“朱坚强”。这头猪在地震的废墟中被压了三十六天，靠吃木炭和雨水存活下来，后来被建川博物馆馆长樊建川买下，由新希望集团免费提供上好的饲料。一年不到，当初瘦成五十公斤不到的“朱坚强”，如今已长到两百多公斤了，一团肥肉。大难不死有后福的肥佬，不顾游客的百般戏弄，躺在路边哼哼唧唧。直到饲养员赶来，以本山大叔的口吻说：“走两步，让客人睹睹。”它才极不情愿地起来拗了个造型，我想从它的眼神里寻找一些秘密，却怎么也找不到它的眼睛。

当初有报道不吝赞美：“朱坚强”创造了生命的奇迹。在宏大的叙事背景下，没人会煞风景地卸载贴片的大义。作为猪，它的幸运还在于，它的终极目的不是餐桌，而是展厅。但它并不知道，它的存在其实是建川地震博物馆的一件实物。春暖花开，“朱坚强”需要的不是人的赞美，而是“那个”。所以，我很佩服身边一个小姑娘说的一句话：“其实，猪并不知道自己是明星，如果我们把它的名字倒过来念一念，会怎样呢?”

这个小姑娘让我想起《皇帝的新衣》，得知她准备参加《萌芽》新概念作文大赛，我衷心希望她能抱个大奖。

四川人是天生的乐天派，他们在“朱坚强”身上发现了自己的天性，他们逗弄那头肥猪，其实也是在抚慰自己备受煎熬的心灵啊。何世平告诉我，他在震后第二天就买了一辆越野车赶到现场，准备寻找一个他曾经帮助过的女孩，却看到震区中十多位灾民，不等不靠，自己找来一些彩条布和木头搭起了几个帐篷，在帐篷旁支起桌子打起麻将。他们给何世平指了路后又热情地招呼一声：“等会过来吃饭啊!”

何世平说：“你们让我吃什么哟?”

回答说：“我们刚从土堆里面刨了些老腊肉来，就炒这个吃嘛。”

我觉得，这才是地震博物馆应该呈现的东西，这是一个民族不灭的精神资源。

(又记：回上海后，又得知映秀镇也将在地震原址上建造一个新镇，它的意义在于将建成一个“现代抗震建筑博物馆”，包括抗震纪念馆、地震震中遗址公园、纪念旅游区等。预算也达到20个亿，又是在旅游上大做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