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整理国故”看哈佛燕京学社汉学引得丛刊的价值

[摘要]将哈佛燕京学社“汉学引得丛刊”置于“整理国故”的背景下进行分析，介绍汉学引得丛刊产生的时代背景，论述汉学引得丛刊与“整理国故”的相互关系，认为汉学引得丛刊既是受“整理国故”运动影响而产生的一颗硕果，又在一定意义上践行、推动“整理国故”的发展，从而全面揭示“汉学引得丛刊”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整理国故　汉学引得丛刊　索引　古籍索引

[分类号]G256

20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哈佛燕京学社，乃是名振一时的国际一流汉学研究中心。以洪业为首的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在“整理国故”、“索引运动”以及民族危亡的多重背景下，展开对中国典籍的整理，编出了64种引得(Index，即索引)。这些引得自问世以来，不仅嘉惠学林，而且为我国传统文献学的研究与整理开创了新局面。可以说，汉学引得丛刊正是“整理国故”运动的影响下产生的，也是当时“整理国故”的一批硕果，甚至对今日的国学整理与研究都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遗憾的是，至今仍没有人将其放在当时“整理国故”的背景下去考察、研究它。本文力图通过还原时代背景的研究，重新审视汉学引得丛刊的历史意义及学术价值。

1　整理国故的起因及方法

1.1　整理国故的起因

中国现代“整理国故”思潮孕育于“五四”之中，是当时学术界的一件大事。一开始这一思潮是作为保守阵营的批判者、对立面出现的。1919年初新旧文化激烈交锋之时，北京大学较保守的学者创办了《国故》月刊，标榜“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思想上基本沿袭了清末国粹主义的复古精神。在此背景下，新文化运动阵营提出了“整理国故”问题。1919年《新潮》1卷5号发表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一文，该文针对“抱残守缺”、“追摹国故”的倾向提出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整理国故，这一看法得到胡适、顾撷刚、洪业等人的支持。1919年12月，胡适在《新青年》第7卷第1号发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揭橥“整理国故”的旗帜。在这篇文章中，他认为“新思潮的意义”只是一种“评判的态度”，也就是尼采的“重估定一切价值”，因而对“中国旧有的学术思想”的态度应该是：“第一，反对盲从；第二，反对调和；第三，主张整理国故”。可见整理国故是针对文化保守主义而产生的，一开始就有别于旧式国学家的主张，而打上了新文化的烙印。

1.2　整理国故的方法

胡适是“整理国故”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参与者，他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提出应该对国学进行系统的整理。而系统整理的方法可以分为三部分内容，即：索引式的整理，结账式的整理和专史式的整理。

所谓索引式的整理就是“把一切大部的书或不容易检查的书，一概编成索引，使人人能用古书”。

所谓结账式的整理，就是“把这一种学术里已经不成问题的部分整理出来，交给社会；把那不能解决的部分特别提出来，引起学者的注意，使学者知道何处有隙可乘，有功可立，有困难可以征服”，从而做到“(1)结束从前的成绩，(2)预备将来努力的新方向”。

所滑专史式的整理，就是将国学研究视作一个大系统，然后从中细分子目，进行研究。

胡适认为：“索引式的整理是要使古书人人能用；结账式的整理是要使古书人人能读”，而最终通过专史式的整理将国学“做成中国文化史”。可见，三种方法也也恰恰是胡适所倡导的“整理国故”的方法。

2　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与整理国故

2.1　“整理国故”运动中对索引的认识

在整理国故运动中，胡适认识到传统的治学方法所存在的问题，认为“学问的进步有两个重要方面：一是材料的积聚与剖解；二是材料的组织与贯通。前者须靠精勤的功力，后者全靠综合的理解。……这三百年之中，几乎只有经师，而元思想家；只有校注，而无著作”。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太注重功力而忽略了理解。”我们知道，有清一代的儒学者们认识到宋明学者专靠理解的弊端，力求避免主观见解，讲求朴实治学。然而要朴实治学就需要考证，在没有工具书可利用的条件下，考证的首要前提就是要“童年而事记诵，白首然后通一经”。因此早在乾隆时，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就大声疾呼，警告当时的学者说：

“今之博雅君子，疲精劳神于经传子史，而终身无得于学者，正坐……识执求知之功力，以为学即在是尔。学与功力实相似而不同。学不可以骤几，人当致攻乎功力，则可耳。指功力以为学，是犹指秫黍以为酒也”(文史通议，博约篇)。

他还说：

“近日学者风气，徵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蚕食叶而不能抽丝”。

胡适认为，造成清代学者只能食叶不能抽丝的原因在于那些学者只是“鸳鸯秀取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鉴于此，胡适主张提倡古学的整理，尤其是索引式的整理。

对于索引式的整理，胡适说：

“不曾整理的材料，没有条理，不容易检寻，最能销磨学者有用的精神才力，最足阻碍学术的进步。若想学问进步增加速度，我们须想出法子来解放学者的精力，使他们的精力用在最经济的方面”。

“我们主张，国学的系统的整理的第一步是提倡这种‘索引’式的整理，把一切大部的书或不容易检查的书，一概编成索引，使人人能用古书”。2，2哈佛燕京学社的成立及其索引编纂活动

20世纪初，在“西学东渐”之风的影响下，中国学术界对于编制索引、利用索引逐渐重视起来。尤其是在“五四”新文化思潮的冲击下，一些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深的知识分子开始提倡新的治学方法。他们一方面受了西方图书馆学的影响；一方面开始整理与承袭前人的文化遗产，即以西方方法来“整理国故”，对索引的重视较以前则更甚。

引得编纂处的创办人和领导者洪业从青年时代就立志献身祖国教育工作和中西文化交流事业。1922年，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赴美，遇洪业，一见如故，聘其往燕大执教。从1924年起，洪业代表燕京大学与美国哈佛大学筹划创立哈佛燕京学社。1928年秋，洪业应哈佛大学之聘，赴美讲学两年，期间，他深感中国古籍浩如烟海，翻检綦难。为便于学者研究利用，遂产生了编纂文史工具书的意向。1929年秋，洪业拟出计划，提交1930年春季哈佛燕京学社年会讨论，并获通过。是年9月，洪业回国，引得编纂处便在他的组织领导下宣告成立。

1941年12月太平洋事变，北平燕京大学被日军封锁以前，是引得编纂处的鼎盛时期。从1930年创立到1951年冬止，前后历时20年，共编出引得64种，81册。其中分“正刊”和“特刊”两种。“正刊”只有引得，“特刊”则在引得前附有原文。

3　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对“整理国故”的贡献

3.1　洪业与整理国故

1923年，洪业自美国回国，受聘于燕京大学任教时，正好赶上“整理国故”运动在国内轰轰烈烈地开展，“受梁启超与胡适‘整理国故’的呼吁，他加入了顾颉刚、钱穆、傅斯年等人的行列，把中国几千年来累积

的知识暴露于20世纪刺目的理性光芒之下”，开始着手对中国典籍的整理。

这期间，他完成了《明吕乾斋吕宇衡祖孙二墓志铭考》(1928，6载于《燕京学报》第三期)，《太平天国文件之未经发表者――诏书盖玺颁行沧》(1931年1月载于《燕京大学书报》第一期)。

1931年，洪业“于燕京大学图书馆破书堆中，得写本诗集一册”。乃崔述(东壁)《知非集》三卷。崔述是清代一位著名学者，他带着怀疑的态度读书，只相信可证实的资料，揭发了许多历史伪件。太谷知县陈履和看了崔的著作知其不凡，费了毕生精力为崔述的作品锓版成书。陈履和在崔述去世后10年也相继去世，而此时崔述的作品才刻了大半，其余均已散佚。此后崔述在中国寂寂无闻，有些作品却在日本流传着，被胡适偶然发现，写了《科学的古史家崔述》一文，引起学界对崔述的关注。1931年3月，洪业把《知非集》作跋，影印并在《史学年报》第三期发表了《崔东壁书版本表》。

洪业这段时期的著作以考证居多，如《考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一文长达数万言，引用了无数中文、拉丁文、意大利文、法文、英文、日文的零残史料。洪业对利玛窦万历年间所绘的8幅地图的刻印者提出置疑，疑其刻者李保罗就是李应试，刻时在万历30年与34年之间。洪业发表此文后第二年，日人鲇泽信太郎在韩国得见一地图，印证刻者果为李应试。

洪业写的《春秋经传引得序》一文讨论了《春秋》、《公羊》、《谷梁》、《左传》的可靠性、出现的日期、作者、各版本的关系，证实《春秋》的确是当时的实录，不是凭空杜撰的，如《春秋》提到37个日蚀中，有30个根据现代天文学家算出来是正确的，其他7个中有3个若不改年日而改月，也可得印证；有4个若“移易其年，或并改其月”也可得印证，可见《春秋》因传抄时也许有讹误，但大体来说所记录的事情都是史实。

3.2　汉学引得丛刊是“整理国故”的一颗硕果

可以说，正是因为洪业受到了“整理国故”的影响，加上他多年来对使用中国典籍之不便的感触，才使他萌发了编纂引得的思想，于是才有了他向哈佛燕京学社提交的引得编纂计划。洪业与另外几位引得编纂处的成员如聂崇岐、李书春等人二十年如一日地投入到了这种“学者资之为治学利器，编者不能籍之以获名”的“为人之学”中。这种大规模、成系统地对“国故”进行整理，在整个“整理国故”运动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而引得编纂处所编成的64种81册汉学引得丛刊，则是“整理国故”运动结出的一颗硕果。之所以这样说，原因有三：

3.2.1　汉学引得丛刊是“整理国故”运动影响下的产物按照胡适的说法，编纂引得本身就是对“国故”进行“整理”的一个必要步骤。洪业领导下的引得编纂处，自成立之日起，就一直着力于对四部要籍，如群经诸子，前四史，各史艺文志、食货志，宋辽金元明清传记等主要文献的整理，并根据不同的文献类型分别为之编纂引得。

3.2.2　汉学引得丛刊是“整理国故”实践的模范

引得编纂处在为四部要籍引得的同时，还作了作者版本源流考订及点校等工作。如引得正刊第一号《说苑引得序》中说：

“说苑，先为二十篇；后以一篇为一卷，又作二十卷。《汉书》卷三十《艺文志・儒家类》：‘刘向所序六十七篇。’注《新序》、《说苑》、《世说》、《列女传》、《颂图》也。又卷三十六《刘问传》：‘向……著《新序》、《说苑》)LS-十篇，奏之’。皆未单言《说苑》篇数。惟向进书表中有‘更造新事十万言以上，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号日《新苑》，皆可观。……’之语，始知其篇章之数。第书不日《说苑》而称《新苑》耳。《隋书・经籍志》亦作二十卷。至《旧唐书・经籍志》及《新唐书・艺文志》，则均作三十卷，而《四库提要》又日‘隋唐志皆同。’岂《四库提要》别有所据，坊间两唐老均有讹谬耶?卢抱经(文绍)《群书拾补》中疑三十为传写之误，想或然也。宋初，丁唐末N,，5-代丧乱之余，古籍沦亡太半，《说苑》一书，彼时秘府所存者，仅有五卷。后曾子固(巩，1909―1083，A.D.)”校书，遍访遗佚，始辑g,_2-十之数，然扰稍有阚文；迨得高丽进本，方克补成全壁，即世通行诸本之所宋也”。

以上《说苑引得序》中这段文字，仅用三百余字，就将《说苑》一书的成书、卷数、散佚情况梳理得一清二楚。在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所编的64种引得中，约有半数以上的引得都对原书作了作者、成书过程、篇第、散佚情况或体例优略的考证工作。

引得特刊则更具学术价值。由于引得特刊都附有原文，其中若所附原文为经典古籍，编纂处都作了校勘和标点(称之为“标校经文”)，对其逸文讹字皆做了匡谬正俗的功夫。经过这样的“整理”，使这些重要典籍不仅可查，而且真正做到“人人能用”了。例如《毛诗引得》中所附《诗经》，以民国丙寅年(1926年)上海锦章图书局影印清嘉庆二十年(1815年)南昌府学重刊《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本为准。“凡经文字句有异文见于《校勘记》者，则於该字或该句之上标以号码，而於当页之末，另辟一栏，按码列其异文，并注明各该异文见于《校勘记》之卷页数。如经文第一页《关睢》第五章之“锺。鼓乐之”，同页异文栏之“2.锺一作锺1A／3a”即表明“锺鼓乐之”之“锺”字有异文“锺”字见於《校勘记》卷一之一，第三叶上页也”。

以上是经文中的异文，引得部分也同样将异文体现出来，如《引得》第242页记载：

“97274锺

0鼓乐之，1／1／5(2)”

即“锺鼓乐之”一句见于经文第一叶，第一篇，第五章，而“(2)”即表示该句有异文，号码为“2”。

虽然对传统文献进行标点不是编制引得的主要目的，但是引得编纂处将主要的文献典籍加了标点却是“他们的重大贡献之一”。因为如果没有标点符号，今天的读者面对密密麻麻一页页白纸黑字，连断句都会有困难，又如何能读懂呢?从这个角度说洪业这一代学人为后人完成的这一工作是相当有意义的，也为我们今天进行古籍整理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良好经验。

3.2.3　汉学引得丛刊为他人整理“国故”提供了工具

洪业等人受西方治学思想的影响，深刻认识到索引工具书乃是“学者资之为治学之利器”，所以才致力于中国传统文献的索引式整理。引得编纂处编制引得因书而异。对于那些先秦诸子及儒家重要经典，就编为逐字引得；对于考证名物有关的文献，则编作综合引得；对于传统注疏类文献，就编为引书引得。这样，便形成了逐字引得、综合关键词引得、句子引得、书名(篇名)引得、人物引得等类型丰富的引得体系。这样做无疑为“整理国故”运动中其他人的考证工作提供了一系列的宝贵工具书。诚如齐思和所言：“(引得)既已风行海内外，承学之士，苟非安於抱瓮而汲之愚者，咸利其便而重其书”。

以引得中之“注疏引书引得”为例，这样的引得共有《仪礼引得附郑注引书及贾疏引得》、《世说新语引得附刘注引书引得》、《太平广记篇目及引书引得》、《水经注引得》、《文选注引书引得》、《春秋经传注疏引书引得》、《礼记注疏引书引得》、《毛诗注疏引书引得》、《三国志及裴注综合引得》、《汉书及补注综合引得》、《周礼引得附注疏引书引得》、《尔雅注疏引书引得》、《史记及注释综合引得》、《后汉书及注释综合引得》14种。因这些古籍产生年代比较久远或为经史要籍，而为其注疏者又大多旁征博引、参证典籍动辄以百千计，而“千余年来，兵豕屡经，朝代数易，隋唐以前之述作，亡者过半。”虽然作注或疏者引用之书有的仅片辞只字，难窥原书之全豹，但能保留至今的这一鳞半爪，究竟算是聊胜于无，对于从事辑佚的学者而言，亦是弥足珍贵的。引得编纂处之所以将以上这些文献典籍编为引得，也是认识到这一点的。例如，《春秋经传注疏引书引得・序》所言：

“近世考据之学复盛，爬罗剔扶，资於古籍良多。《春秋经传注疏》，引用古人著述，至为繁博，颇有裨於学术之探讨。唯是散在众篇，检寻非易，是兹编引得之作，或不无小补於学人乎!”

《世说新语引得・序》则说：

“刘注援据广博，高似孙颇称之，而叶德辉更比之於裴松之《三国志注》及李善《文选注》，且谓价值在郦道元《水经注》之上，其受人重视如此!今考其引用之书，存者尚不及什一、是元怪乎考据诸家莫不宝之若秘笈矣。”

由此可见，引得编纂处作这类引得，除为使用这些文献本身提供检索工具之外，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目的就是为辑佚提供线索。

4　结　语

总之，哈佛一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所编引得丛刊，是在“整理国故”运动的影响与号召下产生的，其本身就是一次对“国故”系统科学的“整理”，是“整理国故”运动的丰硕成果。引得丛刊作为“游翔载籍之舟车”，为当时乃至今日我们学习、利用古籍提供了极方便的条件。这些引得的作用和学术价值是巨大的，今后还将继续发挥巨大的作用。

[作者简介]马学良，男，1980年生，博士研究生，3篇；孙蕊，女，1982年生，助理馆员，1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