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政府筹军饷借外债《国民公报》言真相遭查封

94年前老报纸的故事：

1912年至1928年北洋政府时期，军阀混战，皖系军阀段祺瑞、直系军阀冯国璋、奉系军阀轮流控制着政府大权。自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至1920年，皖系军阀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控制着北洋政府大权。他为了扩充与壮大自己的势力，与日本政府于1917至1918年，秘密地签订了总额达5亿日元的一批借款，其中西原龟三代表日方与段祺瑞政府签订的八项借款就达1.45亿日元。通过这一借款，段祺瑞政府将我国山东和东北的铁路、矿山、森林等大量权益出卖给日本。1918年5月6日，日本陆军少将与段祺瑞政府代表靳云鹏，在北京秘密签订了《中日陆军共同防敌的军事协定》，19日中日双方又签订《中日海军共同防敌的军事协定》。两个“协定”的主要内容之一是：日本在战争期间可以进入中国境内，中国应派兵支援。通过协定，日本派出大批军队进入中国东北，中国面临被日本独占为附属国的危险。北京市档案馆的档案记录了《国民公报》因披露北洋政府向日本借款真相而被查封的历史事件。

北洋政府为筹军饷借资日本

北京市档案馆这张泛黄的满纸折痕的《国民公报》，出版时间是民国八年（1919）8月19日，对开四版。

《国民公报》于1910年7月创刊于北京，日出对开八版，社长文实权，主笔孙几伊等。报纸以促进君主立宪、提前召开国会为宗旨，经常发表新潮思想文章，内有近代改良主义思想家梁启超、黄远生的一些文章。

报纸一版和四版印满图文并茂的广告。二版则刊载了这样一条消息：“中日武人又签密约之骇闻。”副标题是——日本承认拥护北京政府，中国保证不向美国借款。内容如下：“据Z彼新近曾见一文件（即秘密合同）若令外人知之，必可以引起其与味，彼于此秘密合同，虽未窥全豹，然于其中某项条文，犹能记忆，闻此约之签定，在五月初旬，日本军官若干人来京之时，签字者一为段祺瑞，一即日军官，某约中第一条：日本军阀保证继续承认并拥护北京政府。第二条：中国政府保证不向美国借款，或以任何条件接受美国金钱。若其果确，则此合同之为秘密，不足怪也，以下各条，未及细阅。”

该文章提到1918年5月6日，日本陆军少将斋藤季治郎与段祺瑞政府代表靳云鹏在北京秘密签订的《中日陆军共同防敌的军事协定》内容“关于中日军事上之共同行动，及日本担保续与北京政府以财政上之协助，此约并未由陆军总长靳云鹏签字，故不能谓其即系延长军事协定，如初时所猜测的列强（日本在内）于三月间欲以财政窘北京政府，断其接济，以使之改善其行为，而趋于和平，迄未收效。”

关于北洋政府向日本借款合同之事，报称“秘密借款仍在谈判进行。且其数甚巨，徐树铮新近曾赴奉天，与磋商解决吉林事件，刻闻彼是时签定吉林铁路事，刻闻彼于是时签定吉会铁路，正约得2000万元，按1916年6月18日，交通部与日本三银团签订之草约，规定借款2000万元，先垫半数，不知徐树铮今果以何种条件而得1000万元，殊令人不易猜度也。”

《国民公报》文中所提吉会铁路是由吉林省吉林至朝鲜会宁，与朝鲜铁路相接。吉会铁路在中国境内由吉林至长春、吉林至敦化、敦化至图门三条线路组成，日本攫取了吉会铁路的建筑权。

1918年，冯玉祥在湖北发表了“促进南北和局”的通电，段祺瑞束手无策，只好派时任奉军副总司令的徐树铮赴奉天请出兵。桀骜不驯的表面上满口应承，但私下做着掠夺段祺瑞的军火的事。入关后，在天津附近的军粮城驻扎，组成关内奉军总司令部，自兼总司令，任徐树铮为副总司令，行使总司令的职权。段祺瑞的财政本来就十分紧张，为此，只好一次次向日本举债，军火也多购自日本。但不久，段祺瑞查出徐树铮将奉军军费大部分用于编练皖系的参战军和组织奉系的安福国会选举，一怒之下免去徐树铮奉系副总司令的职务。二人的矛盾就此形成。

1919年4月，徐树铮被段祺瑞任命为参战处参谋长兼西北边防筹备处处长，兼任西北边防军总司令。徐树铮将交通总长曹汝霖与日本兴业银行的借款1000万元巨款用于购买武器，编练西北边防军，这是后话。

《国民公报》披露真相遭查封

《国民公报》提到的段祺瑞政府向日本借款真相引起了当局的恐慌。1919年8月22日，陆军部督办边防事务处为此发了一封公函称“本月十九日北京《国民公报》登载中日武人又签密约之骇闻一则，查近来并无中日缔结密约之事，该报所载全属任意捏造，淆惑听闻，其余各节亦属毫无影响相应。”

8月26日，京师警察厅向京师地方检察厅报告：“查近来并无中日缔结密约之事，该报所载全属任意捏造，淆惑听闻，请依法惩究等，因准此查该报布此项流言，有碍军人名誉，既经被害人要求惩办应即依法处理。”

8月底，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以函字第880号，向京师地方检察厅报称：“查此案是否成立刑法上之罪名有二问题，一为泄露机务问题，按机务二字必刑法上认为系国家内治外交应秘密之政务或为军事上秘密事项，而后有泄露与非泄露之分。今该报转载之件根本上即无此事，政府必不承认，故陆军部但指为散布流言。第二为妨害他人信用与侮辱问题，按刑律本章之罪须有亲行告诉乃论该报所载尚无陆军部边防事务处字样当然系妨害个人信用。”

9月6日，京师警察厅在向陆军部督办边防事处的报告中称：“该报转载之件为妨害他人信用与侮辱问题，按刑律本案之罪须有告诉乃论。该报所载尚无陆军部边防军防务处字样，当然系妨害个人信用”。

这一案件引起的轩然大波，一直延续到1919年的10月份都未平息。在此期间，《国民公报》遭当局调查。10月24日，北洋政府以《国民日报》刊登的评论违反出版法，将《国民公报》查封。

12月17日，北京大学教授胡适为此发表一首白话诗，并在诗前发表感言：“北京《国民公报》响应新思潮最早，遭忌也最深。今年11月，主笔孙几伊被捕。12月4日判决，孙君定监禁14个月的罪，我为这事而做诗。”胡适写道：热极了/更没有一点风/那又轻又细的马缨花须/动也不动一动/我们知道夜凉将到了/仍旧是热/仍旧没有风/只是我们心里不烦躁了/忽然一大块黑云/把那颗清凉光明的星围住/那块云越积越大/那颗星再也冲不出去/乌云越积越大/遮尽了一天的明霞/一阵风来/拳头大的雨点淋漓打下/大雨过后/满天的星都放光了/那颗大星欢迎着他们/大家齐说“世界更清凉了！”

这正是：莫将国土赠东邻，卖国肥私太不仁；莫怪报刊多越俎，兴国原系匹夫身。

作者单位：北京市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