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弹先驱隐姓埋名16载

王淦昌(1907-1998年)，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核科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863计划倡导者之一、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九三学社中央名誉主席、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江苏常熟支塘镇人，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0年入德国柏林大学，1933年获博士学位，1934年4月回国，先后在山东大学、浙江大学任教授。

王淦昌是我国实验原子核物理、宇宙射线及基本粒子物理研究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

近代物理学先驱领进门

1907年5月28日，王淦昌出生在常熟县支塘镇。他的父亲是当地的中医，他4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13岁的时候，母亲由于过度劳累，得了肺病，又故去了。只有外婆疼爱他，供他上学。

1920年，他随一位远房亲戚到上海浦东中学读书。小学的时候，他对解趣味数学题着迷。上中学后，他最感兴趣的课仍是数学。他在中学里就学完了大学一年级的课程微积分。1925年，他考进了清华大学。

可是，一年之后分系的时候，王淦昌既没有考虑从小就喜欢的数学，也没有进他感兴趣的化学系，而是选择了物理系。

原来，清华大学物理系是由实验物理学家叶企孙教授创建的。他很重视为学生打下牢固的基础，亲自给学生讲普通物理课。有一次在课堂上，他提了一个有关伯努力利方程的问题，王淦昌很快给出了答案，叶先生很高兴。下课后，他把王淦昌找去了，了解他的学习情况，并对他说：“以后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来找我。”

叶先生引人入胜的讲课、对王淦昌的特殊关怀和鼓励，使王淦昌对实验物理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他爱上了实验物理。

后来，我国另一位实验物理学家吴有训从美国回来，叶企孙就请他到清华大学来主持近代物理课程。

叶企孙、吴有训这两位中国近代物理学的先驱，把王淦昌引上了实验物理研究的道路。

新发现让诺贝尔奖得主称道

1950年4月，王淦昌应钱三强的邀请到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1951年被任命为副所长，主要领导宇宙线的研究工作。1954年在云南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高山宇宙线实验室，很快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引起了国外同行的注意。

1956年秋天，他作为中国的代表到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担任高级研究员，后来又担任副所长，并且亲自领导一个实验小组，开展高能实验物理的研究。

1955年美国建成60亿电子伏质子加速器，用这台加速器很快就发现了反质子，接着又发现了反中子。到1957年，摆在实验物理学家面前的一个挑战性课题就是寻找反超子。

这时候，欧洲原子核研究中心一台能量更高的加速器还在建设中，而联合原子核所一台能量为100亿电子伏的质子同步加速器就要建成了，在能量上可以占几年优势。王淦昌根据这个情况，果断地把寻找新奇粒子作为小组的主要研究课题。

联合所的加速器是建成了，但是配套的设备如探测器、测量仪、计算机等都没有，一切都要从头做起。经过研究，王淦昌设计了一个精巧的实验。首先，他考虑到反超子的寿命很短，要想比较可靠地捕捉到这类粒子，用能够显示粒子径迹的气泡室作为主要探测器比较理想。

为了争取时间，他们又选择了技术难度比较小、建造周期比较短的丙烷气泡室。他们自己动手，建造了气泡室，用π介子作为炮弹，在加速器上进行实验。王淦昌把握着研究进程中的每一个环节，及时地嘱咐组员们在观察气泡室拍摄照片时应该着重注意的地方。1959年3月9日，终于从4万对底片中找到了一个产生反西格马负超子的事例，发现了超子的反粒子――反西格马负超子。

王淦昌小组的工作受到各国物理学家的赞扬。1972年，杨振宁教授回国访问时对总理说：“联合原子核所这台加速器上所做的唯一值得称道的工作，就是王淦昌先生及其小组对反西格马负超子的发现。”

1982年，王淦昌和丁大利、王祝翔荣获国家颁发的自然科学一等奖。这是新中国成立三十多年来物理学家所获得的最高荣誉。

豪言咏志“以身许国”

1959年6月，赫鲁晓夫领导集团背信弃义，撕毁两国政府签订的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建设原子能工业的协定和合同，撤走专家，企图把我国原子能事业扼杀在摇篮里。党中央决定自力更生开展核工作。

为了集中力量，突破原子弹技术难关，一批优秀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从中国科学院和全国各有关部门集中到了北京核武器研究所。

1961年3月的一天，王淦昌走进二机部大楼，在二楼的部长办公室里，刘杰、钱三强正等着他。刘杰部长向他转达了党中央的决定，要求他3天之内到核武器研究所报到。

这个决定对王淦昌来说，就是要他从熟悉的并且已经取得重要成果的基础研究工作改做他不熟悉的应用性工作。他脑子里一下就联想到40年代初期，国际上有一批物理学家突然“失踪”了……他没有多想，没有犹豫，坚定地表示“以身许国”。

第二天，他就到核武器研究所上班了。从此，他隐姓埋名默默地为这神圣的事业奋斗了16年。

1963年春天，王淦昌带头离开北京，离开自己的家和亲人，到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去工作。

就在这一年，王淦昌到广州开会，见到了副总理。副总理做了一个握紧拳头然后猛地展开的手势，问王淦昌：“你那个东西什么时候响?”王淦昌满有信心地答道：“再过一年。”副总理高兴地说：“好，有了这个，我这个外交部长腰杆就更硬了。”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茫茫戈壁滩上升起了一个巨大的火球，接着是“轰隆隆”的爆炸声……原子弹爆炸了!观察所里的人们叫着、跳着、抱着，互相祝贺，王淦昌流下了激动的热泪。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过了两年八个月，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又爆炸成功了。

这里面有王淦昌的心血，人们称他为核弹先驱，他却谦虚地说：“这是成千上万科技人员、工人、干部共同努力的结果，我只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员。”

1969年，王淦昌被任命为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在这期间，他又成功地领导了我国前三次地下核试验。

对第一次地下核试验，上级明确要求，务必在国庆20周年前打响，并且要求保证成功、保证安全。当时，王淦昌已经年逾花甲，又处在动乱时期，要担负这样重要的任务，要促生产，可真不容易啊!

他深入车间和工人同志们谈心，到职工宿舍耐心地做思想工作，科技人员和工人师傅的实干精神支持着王淦昌满怀信心地去完成试验任务。

王淦昌在严重缺氧的高原上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工作，身体渐渐支撑不住了。同志们劝他说：“王老，你歇歇，让我们去跑吧!”但是，有高度责任感的王老仍坚持到科研生产第一线去。他说：“任务那么紧，项目那么多，有一项赶不上进度就会影响试验。”后来因为缺氧气喘，实在跑不动了，他就在办公室接上氧气袋坚持工作。

1 975年进行第二次地下核试验前，同志们把准备工作做好了，满有把握地向王淦昌和其他领导作了汇报。王淦昌作为现场技术负责人，坚持要进洞做一次最后的现场检查。

当时，洞内回填工作已经进行，要进去比较困难，许多地方只能爬着进去，而且里面的光线很暗，大家一再表示可以保证工作的质量。但当他想到的指示，“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还是亲自爬进洞内，一个部件一个部件地察看，仔细询问他不放心的问题，直到把每一个实验装置的结尾工作都看完了，才满意地说：“我现在可以放心了。”

永不知足的追求者

粉碎“”之后，王淦昌兼了十多个职务，经常出去开会。但是，他的主要阵地还是在原子能研究所。他亲自抓一个研究组，后来发展成为一个研究室，进行惯性约束核聚变的研究。

1982年，他把核工业部副部长的职务辞掉了。过了一段时间，他又把原子能研究所所长的职务辞掉了，把核物理学会理事长的职务也辞掉了。他说：别人可以担任的工作，何必自己一直担任下去呢?但是有一项工作他是不会辞掉的，就是科研，就是惯性约束核聚变。

有一次，他看了苏联生理学家巴甫洛夫的电影后非常高兴地说：“巴甫洛夫活了九十多岁还能坚持搞科研，实在太好了，我还可以搞好多年科研呀!”

王淦昌对科研上的成就就是这样永不满足，对科学的探索就是这样永不间断地向新的高峰攀登。他说：“我们应该要求自己站在世界科学发展的前列，只有这样才能带领青年人去发展我们的科学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