徘徊于文史之间

中图分类号：K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25X(2012)O5-0172-02

《史记》开创了纪传体通史的先河，这一体例遂成为中国古代史书的正统，沿用两千多年，同时“纪传体”也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后，“史传”传统与“诗文”传统并举，成为贯穿中国文学史的一条红线。所以，“纪传体”兼具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它独特的形式是理解史记的一个重要方面。

所谓“纪传体”即，“本纪”和“列传”，《史记》百三十篇，本纪和列传就占了八十二篇。而且本纪和列传这两种体例也成为后世历史研究的核心体例。唐代刘知己说：“夫纪传之兴，肇于《史》、《汉》，盖记者，编年也，历帝王之岁月，补《春秋》之经；列事者，录人臣之行状，犹《春秋》之传……”。[1]可见，“本纪”之“纪”一方面记载帝王的言行与国家大事，确立纲纪，另一方面则记正朔，编年记事，序列历史事件，勾勒一个确定的时间系统；而“传”则可以理解为《春秋》三传之“传”，即用人物的行迹解“经”，《太史公自序》云：“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这也就是说，列传的功能是记载功臣贤人的言行，以注本纪。因此，《史记》所采用的“纪传体”一方面强调历史的时间性，一方面强调事件人物的丰富性，一方面注重信史的严谨和真实，一方面又要把历史人物写得栩栩如生，把历史事件写得波澜起伏，这样才能对作为“经” 的本纪起到很好的解释和注释作用，才能做到“成一家之言”，才能真正实现司马迁上继《春秋》，下开万世的宏图大志。所以“纪传体”要求《史记》在行文中要贯穿两个原则，一是“真”，另一是“美”，也即“纪传体”这一体例本身要求《史记》兼具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鲁迅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也可以从《史记》的体例上得到印证。

从根本上讲，任何历史记述和历史研究都离不开史家的眼光，史家对历史材料的剪裁，任何史家呈现给后人的历史记录都是他采用某种语言，以一定的叙述方式编撰而成的，所以在“历史文本”和“历史真实”之间隔着“历史叙事”这个“第三者”。也就是说，理解《史记》的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定位其“真”和“美”，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探讨《史记》的叙事方式就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上文分析了“纪传体”的两个着力点，序列历史时间、梳理历史事件和记叙帝王、功臣、贤人的事迹言行，那么《史记》在行文中如何安排时间？用何种叙事方式记述人物言行就成为分析《史记》形式系统的肯綮所在。

虽然司马迁一再强调《春秋》对《史记》的影响，但是《史记》却没有采用《春秋》的线性叙事模式，而是构造了一个更为复杂的时间体系。从外部看，《史记》是前所未有的一部通史，“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迄”，从黄帝到汉武帝的大一统，叙述了三千年的漫长历史。[2]黄帝本纪、三代本纪、春秋战国诸侯争霸、始皇一统、楚汉相争、高祖建汉、七王之乱，直至武帝建立大一统的军事帝国，从《史记》的叙事中可以理出非常清晰的历史发展线索。另外，《史记》的十篇《表》也简洁明了地列出了三代、诸侯国、秦汉之际重要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为三千年的历史制定的一个基本的参照系。但是《史记》由五种体例构成：“本纪”、“世家”、“表”、“列传”、“书”，除了“书”之外，其他四体在叙事上均有明显的时间性，而且各体都是按照从古至今的顺序叙述历史事件，记叙历史人物的。本纪由《五帝本纪》到《孝武本纪》，表由《三代世表》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世家由《吴太伯世家》到《三王世家》，列传从《伯夷列传》到《淮南衡山列传》。事实上，《史记》的这四个部分各自都构成了一次完整的叙事，从不同角度截取同一历史过程中的某一部分叙述事件的过程。也就是说，同一历史过程被讲了四遍，构成了叙事学上典型的“重复叙事”，即“讲述n次发生过一次的事”。[3]这样，同一历史时间在《史记》文本中实现了四次内部循环，构成了外部的线性时间与内部循环的时间的对立，也就是说，一去不复返的时间之矢与周而复始的时间之环以奇特的方式并存于《史记》的文本之中，司马迁使两种对立的时间观念完美的统一起来。

《史记》叙事时间的独特性源自司马迁的历史观。司马迁作《史记》的目的之一就是“通古今之变”，“变”是司马迁历史观的核心。

“昔虞、夏之兴，积善累功数十年，德洽百姓，摄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后在位。汤、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行仁义十余世，不期而会孟津八百诸侯，犹以为未可，其后乃放弑。秦起襄公，章于文、缪、献、孝之后，稍以蚕食六国，百又余载，至始皇乃能冠带之伦。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4]

这段文字虽然重在论述施行仁义方能一统天下，但是从中可以看到司马迁对历史发展脉络的清晰认识，他在这里勾勒出了一条从古到今的线性历史进程。但是同时，司马迁又受到当时董仲舒“三统循环论”的影响，他的历史观明显带有循环论的色彩。“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5]这是讲人道的循环，此外《天官书》中也有对天道循环的相关论述。总体上说，司马迁改造了董仲舒“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循环论，以变化和发展的观念为核心，强调天道循环和人道循环。在这种既矛盾又统一的历史观的统帅下，《史记》的叙事时间就呈现出了线性时间与循环时间融合的独特的样貌。

以上是从整体上对《史记》的时间系统所做的简单勾勒，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考察每一次时间循环内部的叙事方式。《史记》的列传共有四类：（1）专传（2）合传（3）类传（4）附传。其中合传和类传是选取相似的人物一并作传，或对照或连类，往往打破了历史时间顺序，上溯下及。如：《白起王翦列传》、《鲁仲连邹阳列传》、《屈原贾生列传》是把后代的某个人物与先辈合为一传；《扁鹊仓公列传》是把前代相似的人物与后世人物合为一传。同时，在某些传记中还有附传，把相关人物通通罗列一番，如《孟子荀卿列传》附列了十一人，有研究者认为这可以看作是先秦的“诸子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