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史·野史·影视史

众所周知，在中国历史上除了官家组织编写的《二十四史》外，还存在着许多虽不见经传却丰富多彩的民间历史;如果《二十四史》叫“正史”的话，民间历史就叫“野史”。

相比较而言，正史的史料更权威也更可信，要是想查查哪年哪月发生了什么战争，哪一次科考选拔了多少举人､进士，还是看正史更可靠。但由于封建的正统观念､为尊者讳及其他种种原因，也删去了一些本该记入正史的事情，这就给野史提供了生存与发挥的空间，并由此决定了野史的可读性强､贴近生活､生动有趣､反映民意时俗等特点，当然其可靠性与真实性也要大打折扣了。

历朝历代都有野史，记录了不少有价值的东西，所以，许多学者都喜欢读点野史。鲁迅先生不仅喜欢读野史，而且对野史评论也不低，他的文章中也多处引用出自野史的材料。1925年，他在《京报副刊》上连载了《忽然想到》的系列文章，其中言及他从《立斋闲录》等野史中知道了皇帝的凶残，于是，将憎恨从张献忠转向永乐皇帝。他认为:“现在的中华民国也还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甚至比明季“更腐败，更破烂，更凶酷，更残虐，现在还不算达到极点”。也极喜欢看野史，《容斋随笔》就是他去世前看的最后一本书。

一般来说，正史记大事，野史记小事;正史记“好事”，野史记丑事;正史一本正经，不苟言笑，野史无规无矩，嬉笑怒骂，各有千秋，各存利弊。那么，一个研修历史的人，只要学好正史，再适当辅以野史，互补互证着去看历史，也就对中国历史掌握个差不多了。

可是没想到，当历史进入信息时代后，又突然蹦出来一个“影视史”，即用影视等可视的媒介表现的历史。也就这一二十年的工夫，“影视史”已与正史､野史成鼎足之势，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影视史”的影响正越来越大于正史与野史，很多青少年的历史知识几乎都是拜“影视史”所赐。而各种以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却是良莠不齐，鱼龙混杂，有胡编乱造的，也有戏说恶搞的。在《戏说乾隆》里，乾隆成了飞檐走壁的武功高手，爱民如子的模范公仆;《戏说慈禧》里，慈禧与太监李莲英勾搭成奸，怀孕流产;《汉武大帝》里，大炼仙丹，重用方士的汉武帝被美化成“你燃烧自己，温暖大地，任自己成为灰烬”的焦裕禄式好干部;《雍正王朝》里，中国历史上最残暴､最黑暗的文字狱的主谋雍正，成了中国历史上最贤达､最中庸､最孝悌､最有人情味､最关心知识分子的皇帝;此外，努尔哈赤大写毛笔字，康熙和苏麻喇姑爱得死去活来，吴三桂成了敢爱敢恨正气凛然的热血男儿，诸如此类的荒唐戏说数不胜数。一些没有什么辨别能力的观众只好囫囵吞枣，照单全收，“影视史”说什么就信什么，久而久之，历史说不定就真成了“影视史”。

怎么办?不让人拍摄历史影视剧，不现实;不让人通过看影视去了解历史，更不现实。况且，现在不是有一种颇流行的观点，“让学者去读书，我们看电视就行了”，在普遍不读书的社会风气中，不读历史书更是首当其冲，正史也好，野史也罢，没时间读，也没兴趣读，因为读了没用，考试升级用不着，评聘职称用不着，读它干吗?

于是，倘若时下有一个年轻人有兴趣和你探讨历史，很可能是他讲得眉飞色舞，有根有据，你听得目瞪口呆，哭笑不得，因为他的史料､观点，寻根问底，全是影视剧中来的，而且多是那些极不靠谱的影视剧。你不得不惊叹“影视史”的力量之强大，影响之广泛，而且忧上心来，很自然会想到一个词:数典忘祖!

(作者单位:郑州测绘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