稷下诸子论“因”

作者简介：俞林波（1982-），男，山东菏泽人，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济南，250100。稷下诸子论“因”俞林波摘要：“因”作为哲学范畴引起了稷下诸子的广泛关注和探讨。稷下学宫创立以后延续久远，帛书《黄帝四经》是稷下学宫早期学者的著作，《管子》是稷下学宫中心时代的学者的著作，帛书《黄帝四经》和《管子》都对“因”进行了讨论。稷下学者慎到、田骈、尹文也对“因”有所思考。稷下诸子对“因”的探讨，丰富完善了中国古代哲学的方法论，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因”；稷下学宫；帛书《黄帝四经》；《管子》；《吕氏春秋》

中图分类号：B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4-7387(2012)01-0109-03“因”作为一个哲学范畴，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其含义为因循、顺应、凭借，具体指遵循自然、依顺时势、凭借外物等等。我们发现“因”这一范畴引起了稷下诸子广泛的关注和探讨。

一、稷下诸子“因”思想的启蒙

“因”作为哲学范畴是道家的发明。《老子》书中虽然没有出现“因”字，但是老子的思想里已经包含了因循、顺应、凭借等思想观念。王弼本《老子》第二十五章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这里的“法”就具有因循、顺应、凭借等意思，当对“因”这一哲学范畴的提出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范蠡对于“因”概念的提出和“因”观念在齐国的传播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范蠡（约前519-前449）帮助勾践灭吴之后适齐，《史记・货殖列传》载：“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变名易姓，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朱公。”［2］范蠡到达齐国，将楚越文化、老子思想带至齐国。陈鼓应先生在《先秦道家研究的新方向――从马王堆汉墓帛书〈黄帝四经〉说起》一文中说：“范蠡是楚人，他的入齐，在楚越文化与齐文化的交流上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一点，由现存《管子》和帛书《黄帝四经》抄录不少范蠡的言论可以为证。此外，老子思想的入齐，范蠡有可能是第一个重要的老学的传播者。”［3］又在《关于帛书〈黄帝四经〉成书年代等问题的研究》一文中说：“历史上范蠡由越之齐，以后直接发展出了以《黄帝四经》为代表的齐国黄老之学。”［4］我们认为此说有道理，范蠡将老子的思想传播到了齐国，“因”观念是其中之一。范蠡是齐国稷下诸子“因”思想的启蒙者，在探讨稷下诸子之前，我们先考察一下范蠡的“因”思想。

范蠡治国重视“因”，《国语・越语下》载勾践问范蠡治国之策，范蠡对曰： “四封之外，敌国之制，立断之事，因阴阳之恒，顺天地之常，柔而不屈，强而不刚，德虐之行，因以为常；死生因天地之刑，天因人，圣人因天；人自生之，天地形之，圣人因而成之。”［5］范蠡治国重视“因”，擅长“因阴阳之恒，顺天地之常”。“死生因天地之刑”，即无论是杀戮还是养生都要因循天地、四时的法则而行事。“天因人，圣人因天”，天因人，人因天，重在一个“因”字。“因”是范蠡治国举措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又《国语・越语下》载范蠡曰：“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与之俱行。……彼来我从，固守勿与。若将与之，必因天地之灾，又观其民之饥饱劳逸以参之，尽其阳节，盈吾阴节而夺之。”［6］善用兵之人一定要“因天地之常”，如果真要与敌军作战，那么“必因天地之灾”。范蠡指出要“顺天地之常”、“因天地之刑”、“因天地之常”、“因天地之灾”，范蠡的“因”思想还处于初级阶段，强调因顺自然，即“因天地”。

二、稷下诸子论“因”

范蠡入齐，影响了稷下诸子，稷下诸子继续对“因”进行了思索和探讨。帛书《黄帝四经》是稷下早期学者的著作，刘蔚华、苗润田、陈鼓应、白奚、胡家聪诸先生多有考证。［7］帛书《黄帝四经》推崇“因”，《十大经・观》载黄帝曰“弗因则不成”［8］，《十大经・果童》曰“人有其中，物又（有）其刑（形），因之若成”［9］。不“因”不能成事，“因”之就能成事，足见帛书《黄帝四经》对“因”之重视程度。《黄帝四经・称》曰：“圣人不为始，不（专）己，不豫谋，不为得，不辞福，因天之则。”［10］“因天之则”，就是“要因顺上天的法则”［11］，即因顺自然，是稷下学宫早期学者对“因”所进行的思索，强调“因天”。

帛书《黄帝四经》十分重视“因天时”，《黄帝四经・十大经・兵容》曰：“圣人之功，时为之庸，因时秉［宜］，［兵］必有成功。圣人不达刑，不襦传。因天时，与之皆断；当断不断，反受其乱。”［12］又《黄帝四经・经法・君正》曰：“天有死生之时，国有死生之正（政）。因天之生也以养生，胃（谓）之文；因天之杀也以伐死，胃（谓）之武；［文］武并行，则天下从矣。”［13］“因时秉宜”、“因天时”、“因天之生也以养生”、“因天之杀也以伐死”都是在强调因顺天时，即“因天”。

稷下学宫早期学者的著作以帛书《黄帝四经》为代表，《管子》则是稷下学宫中心时代的学者的著作。冯友兰先生认为《管子》“是稷下学术中心的情况的反映”，［14］此说有道理。“稷下丛书”《管子》“所收的文章都是当时‘稷下先生’们写的”［15］，汇集的是稷下诸子的思想学说。《管子》进一步发展了“因”思想，《管子・心术上》曰：“无为之道，因也。因也者，无益无损也。以其形，因为之名，此因之术也。”［16］又曰：“其应，非所设也。其动，非所取也。此言因也。因也者，舍己而以物为法者也。感而后应，非所设也。缘理而动，非所取也。过在自用，罪在变化。自用则不虚，不虚则仵于物矣。变化则为生，为生则乱矣。故道贵因。因者，因其能者，言所用也。”［17］何谓“因”？“因也者，无益无损也”；“因也者，舍己而以物为法者也”。《管子》提出“道贵因”的观点，也就是因顺事物之所能而用之，不自用、不强为，也就是所谓的“无为之道，因也”。《管子》进一步发展了“因”思想，用老子的“无为”来解释“因”，认为“因”就是无为之道。

《管子》主张“道贵因”，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了“静因之道”。《管子・心术上》曰：“君子不怵乎好，不迫乎恶。恬愉无为，去智与故。其应也，非所设也。其动也，非所取也。过在自用，罪在变化。是故有道之君，其处也若无知，其应物也若偶之，静因之道也。”［18］“静因之道”的关键是“因”：“其应也，非所设也。其动也，非所取也”，因也；“恬愉无为，去智与故”，因也。

稷下先生慎到、田骈、尹文也对“因”进行了探讨。慎到（约前350-前283）的著作，今传清代钱熙祚辑校本最为可信。《吕氏春秋・贵因》曰：“三代所宝莫如因，因则无敌。禹通三江、五湖，决伊阙，沟回陆，注之东海，因水之力也。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国，而尧授之禅位，因人之心也。汤、武以千乘制夏、商，因民之欲也。如秦者立而至，有车也；适越者坐而至，有舟也。秦、越，远涂也，立安坐而至者，因其械也。”［19］《太平御览》卷七六八引《慎子》曰：“行海者，坐而至越，有舟也。行陆者，立而至秦，有车也。秦、越，远途也，安坐而至者械也。”［20］据此知上引《吕氏春秋・贵因》一段表现的是慎到的“贵因”思想，慎到重视“因”，认为“因则无敌”。《慎子》有《因循》篇专讲“因”的问题。《慎子・因循》曰：“天道因则大，化则细。因也者，因人之情也。人莫不自为也，化而使之为我，则莫可得而用矣。是故先王见不受禄者不臣，禄不厚者，不与入难。人不得其所以自为也，则上不取用焉。故用人之自为，不用人之为我，则莫不可得而用矣。此之谓因。”［21］慎到主张“因”，指出天道能“因”则广大，人为地改变则细小。在用人方面，慎到指出“因也者，因人之情也”。慎到认为人都有为己的本性，为己是人之常情，因循人的性情来用人，天下就无不可用之人。“因也者，因人之情也”是慎到所思考的“因”。慎到丰富发展了“因”的内涵，认为“因”是“因人情”。

田骈（约前350-前283）与慎到一样也重视“因”。《吕氏春秋・执一》载：“田骈以道术说齐。齐王应之曰：‘寡人所有者齐国也，愿闻齐国之政。’田骈对曰：‘臣之言，无政而可以得政。譬之若林木，无材而可以得材。愿王之自取齐国之政也。骈犹浅言之也，博言之，岂独齐国之政哉？变化应来而皆有章，因性任物而莫不宜当，彭祖以寿，三代以昌，五帝以昭，神农以鸿。’”［22］田骈认为应对变化要遵循客观规律，能够做到“因性任物”就会事事恰当。田骈认为彭祖之所以长寿、三代之所以昌盛、五帝之所以卓著、神农之所以兴盛，都是因为“因性任物”。

尹文（约前350-前280）也讲“因”，《尹文子・大道》曰：“圆者之转，非能转而转，不得不转也；方者之止，非能止而止，不得不止也。因圆之自转，使不得止；因方之自止，使不得转，何苦物之失分？故因贤者之有用，使不得不用；因愚者之无用，使不得用。用与不用，皆非我用，因彼可用与不可用，而自得其用，奚患物之乱乎？”［23］尹文主张凡事用“因”，因圆以圆、因方以方，则万物不失其分；因贤以贤，因愚以愚，则万物不失其用。

三、结语

范蠡是稷下诸子“因”思想的启蒙者，将老子思想之中因顺自然的观念带到了齐国。齐国稷下学宫的学者们对“因”这一哲学范畴进行了积极的思索，丰富发展了“因”的思想内涵。稷下诸子对“因”的探讨表现出逐步发展的阶段性。稷下学宫早期学者对“因”的探讨侧重在因顺自然，这体现在帛书《黄帝四经》之中，即“因天之则”，还保持着老子“道法自然”和范蠡“因天地”思想初创期的质朴。稷下学宫中心时代的学者进一步发展了“因”的思想内涵，这体现在慎到、田骈的言论之中和《管子》之中。慎到提出要“因人之情”，田骈提出要“因性任物”，二者将“因”的范围扩展到人性、人情。《管子》则用老子的“无为”思想来探讨“因”的内涵，提出“无为之道，因也”，认为“因”就是清静无为之道。总之，稷下诸子对“因”的探讨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参考文献：

［1］高明：《帛书老子校注》，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353页。

［2］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57页。

［3］［4］［8］［9］［10］［11］［12］［13］陈鼓应：《黄帝四经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8、46、210、245、348、351、280、65页。

［5］［6］徐元诰：《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578-579、585页。

［7］刘蔚华、苗润田：《稷下学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268页。陈鼓应：《黄帝四经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8页。白奚：《稷下学研究：中国古代的思想自由与百家争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97页。胡家聪：《稷下争鸣与黄老新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3页。

［14］［15］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上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99、118页。

［16］［17］［18］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771、776、764页。

［19］［22］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933-934、1144页。

［20］［21］慎到撰、钱熙祚校：《慎子》，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9、4页。

［23］高流水、林恒森：《慎子、尹文子、公孙龙子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