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产业升级与中国经济发展的政策选择

经济政策“新范式”的实践和效果

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经济经历了一个罕见的高增长阶段。在这个阶段的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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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参见路风：《产业升级与中国经济发展的政策选择》，载《文化纵横》2016年8月号。

[4] 罗斯・M・斯塔尔：《一般均衡理论》，鲁昌、许永园译，上海财经大学2003年版，第5页。

[5] Alan Kirman， "Complexity and Economic Policy： A Paradigm Shift or a Change in Perspective？ A Review Essay on David Colander and Roland Kupers's Complexity and the Art of Public Polic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no. 2（2016）.

[6]19世纪末，瓦尔拉斯第一次成功地以数学方程的形式来阐述一般均衡模型，但他的证明方法被后来的经济学家所否定。之后，经济学家们继续为证明一般均衡的存在而努力，其方向是寻找更加有力的数学理论和构建限制条件更加严苛的均衡模型。20世纪40年代，随着数学理论的长足进步，三位美国学者――肯尼思・阿罗、杰拉德・德布鲁和莱昂内尔・麦肯锡――在建模时把不动点定理（Fixed-point Theorem）引入论证过程，证明了一般经济均衡在数学模型中的存在性，即经济学教科书中著名的阿罗-德布鲁模型（Arrow-Debreu Model）。此后，经济学家们在此基础上利用集合论、拓扑学等数学方法，进一步在非常严格的假定条件之下证明模型中的一般均衡体系存在着均衡解，而且这种均衡可以处于稳定状态，同时满足经济效率的要求。（详见罗斯・M・斯塔尔：《一般均衡理论》，第6?9页。）但是，从数学上证明经济学模型可以均衡并不意味着现实的经济运行也可以实现一般均衡。其中一个关键的原因是，一般均衡模型中的所有约束条件实际上都是为了过滤掉现实经济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因为数学证明只有在一个静态的、高度确定的简单模型中才能发挥作用。但现实经济从来都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不会按照简单模型设定的轨迹运行。因此，在模型中可求证的均衡是否同样存在于现实经济当中，本身就成为一个需要被证明的命题。当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调整表明一般均衡模型无法证明现实经济可以达到均衡后，主流经济学家们依然不愿放弃他们偏离现实而构建出的均衡模型。Alan Kirman评论说：他们坚持希望“在对理性个人的标准假设之下，可以证明出瓦尔拉斯所表达的思想，即一个经济体能够从不均衡的状态自行走向均衡的状态。而那些对此表示怀疑的人则被他们认为是缺少分析工具做出这种证明”。（Alan Kirman， "Complexity and Economic Policy： A Paradigm Shift or a Change in Perspective？ A Review Essay on David Colander and Roland Kupers's Complexity and the Art of Public Polic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no. 2[2016].）于是，一般均衡是否存在的问题变成了一个数学问题。Morishima曾经对这个趋势评论道：“不同于物理学，经济学不幸地沿着远离其经验来源的方向发展，特别是作为经济理论核心的一般均衡理论，已经变成一种数学的社会哲学。”（Michio Morishima， “General equilibrium theor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e Economic Journal， No. 404[1991]）

[7] 参见路风：《产业升级与中国经济发展的政策选择》，载《文化纵横》2016年8月号。

[8] 见《权威人士再谈经济》，《人民日报》2016年5月9日。

[9] 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何畏、易家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70页。

[10] Joseph A.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Harper Horchbooks， 1979/1942， p. 82;中文版参见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吴良健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46页。

[11] David J. Teece， “Alfred Chandler and ‘capabilities’ theories of strategy and management”，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No. 2（2010）.

[12] Subodh Kumar， and R. Robert Russell， “Technological change， technological catch-up， and capital deepening： relative contributions to growth and convergenc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June（2002）; Robert C. Allen， “Technology and the great divergence： global economic development since 1820”，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49（2012）; 罗伯特・C・艾伦：《全球经济史》，陆S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

[13] David S. Landes， The Unboud Prometheus：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Western Europe from 1750 to the Pres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9.

[14] Alfred D. Chandler， Jr.， Scale and Scope： The Dynamics of Industrial Capitalism，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

[15] Dani Rodrik， “Unconditional convergence in manufacturing”，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3.

[16] Linsu Kim， “The dynamics of technology development： lessons from the Korean experience”， Sanjaya Lall， and Shujiro Urata（eds.）， Competitiveness， FDI and Technological Activity in East Asia， Edward Elgar， 2003.

[17] 参见路风：《产业升级与中国经济发展的政策选择》，载《文化纵横》2016年8月号。

[18] 路风：《光变：一个企业及其工业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年版，第八章。

[19] 据2005年一篇报道称，根据当时国税总局测算的实际税率，内资企业所得税为22%，外资企业仅为11%，见（《内外企税收有别我国外企税每年少收2000亿元》，《人民网-国际金融报》2005年9月16日，http：//.cn/roll/20050916/0235314274.shtml）。

[20] George J. Gilboy， “The Myth Behind China’s Miracle”， Foreign Affairs， No. 4（2004）.

[21] Pankaj Ghemawat and Thomas Hout， “Can China’s companies conquer the world？” Foreign Affairs， No. 2（2016）.

[22] Stephen G. Brooks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The once and future superpower： why China won’t overtake the United States”， Foreign Affairs， No. 3（2016）.

[23] 为了推进“结构性改革”，这几年中国出现要求开放资本账户（即解除外汇管制，实现资本项目在国际间的自由流动）的舆论和官方计划。对于这种提议，20年来宏观经济学家余永定和他的同事“孤独地”坚持陈述其危险性，他把中国政府对资本项目的管制看作是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不受国际金融资本冲击的“最后屏障”（余永定：《最后的屏障：资本项目自由化和人民币国际化辩》，东方出版社2016年版），为使中国政府保持清醒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24] Marcello De Cecco， “Global imbalance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Contributions to Political Economy， vol. 31（2012）.

[25] Dani Rodrik， “Premature deindustrializ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vol. 21（2016）.

[26] Edward L. Glaeser， Rafael La Porta， Florencio Lopez-de-Silanes， and Andrei Shleifer， “Do institutions cause growth？”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vol. 9（2004）.

[27] 参见路风：《产业升级与中国经济发展的政策选择》，载《文化纵横》2016年8月号。

[28] Neil Kay， “Searching for the firm： the role of decision in the economics of organizations”，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No. 4（2000）.

[29] 《1.2万亿美元！中国企业史无前例狂囤现金》，新浪网，http：//.cn/article/detail/1667856794/44068？cre=financepagepc&mod=f&loc=1&r=9&doct=0&rfunc=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