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程序中公诉人的角色定位

摘 要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的刑事案件，在保证司法公正的前提下，简化了办案程序，减少案件积压，不仅缓解了“案多人少”的难题，也有助于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要求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时，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庭。这一变化对加强法律监督，强化权力制约，保障多方权益都有着积极的促进意义，对检察机关而言是个新的挑战。公诉人在审查阶段如何充分利用量刑建议鼓励被告人认罪和选择适用简易程序，在开庭时如何举证质证，都是需要尽快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 简易程序 量刑建议 刑事诉讼

中图分类号：D925.2 文献标识码：A

一、简易程序中公诉人的出庭职责

（一）履行控诉职能。

检察机关指控犯罪又不到庭支持公诉，既不符合诉讼规律，也不符合检察机关的职能定位。在公诉案件中，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起公诉，公诉人出庭的任务就是支持公诉，通过当庭出示证据，参与法庭调查，进行法庭辩论来履行控诉职能。公诉人如果不出庭，其控诉和举证职能就不能充分履行，也无法与被告方开展质证和辩论。另外，如果出现被告人提出自首、立功情节、被告人对某些事实有异议或对案件定性问题提出辩解等情形，是否需要转换程序，本可由法官当庭与公诉人商量或征求意见，因公诉人缺席则只能中断简易程序的适用，反而不利于诉讼效率的提高。

（二）进行审判监督。

公诉人出庭也是进行审判监督的需要。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履行公诉职能的同时亦肩负诉讼监督职能。检察机关发现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在简易程序中，检察机关对法院的诉讼监督表现为对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向人民法院提出意见、对审判组织形式的合法性进行监督以及对一般程序违法的纠正等，公诉人不出庭，显然会导致检察机关对公诉案件简易程序诉讼监督的缺位。

（三）保证司法公正。

“在任何一种简易程序形态中，法官都被禁止与任何一方进行任何形式的单方面接触，法官的所有司法裁判活动都要由控辩双方同时到场参与，这是维持简易程序最低公正性的必要保证。” 简易程序其实就是程序的简化，表现为讯问、举证、质证等在法庭调查、法庭辩论程序中相对简化，但被告人所享有的申请回避权、辩护权、最后陈述权等基本权利并不能因程序的简略而省略。以辩护权为例，辩护权的行使必须要由正反双方的存在，没有辩论的审判是侵犯了被告人基本权利的审判。 另外，公诉人出庭能及时发现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的一些侵犯当事人权益的行为，尤其是此次修改将适用简易程序的范围扩大到最高可能判处二十五年有期徒刑的案件，为体现对被告人人身权利和诉讼权利的尊重，体现严肃公正审判原则，检察机关派员出庭是必要的。

二、公诉人如何出席简易程序的法庭审理

新《刑事诉讼法》第210条第1款依据可能判处的刑罚不同，对审判组织形式进行了规定：对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可以组成合议庭进行审判，也可以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对可能判处的有期徒刑超过三年的，应当组成合议庭进行审判。笔者以可能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简易程序案件的庭审为例进行分析，明确公诉人在简易程序中的角色定位和任务。

1、如何宣读书。实践中，有的公诉人出庭时全文宣读书，有的在审判长核实完被告人的身份情况后省略被告人的基本情况部分乃至案件来源。笔者认为，从节约诉讼成本的角度考虑，由于审判长已经核实了被告人身份，公诉人完全可以就被告人的基本情况、案由、案件来源和诉讼过程等内容予以简化宣读甚至不再宣读，直接从“经依法审查查明”部分开始宣读，即仅宣读指控的犯罪事实和法律适用。

2、如何对被告人进行讯问。由于简易程序适用的前提是被告人承认自己所犯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由于被告人对主要事实及关键证据予以认可，对不影响定罪的情况可以简略，不予讯问或者少讯问。当存在需要区分共同犯罪人相关责任的，被告人、辩护人否认非主要犯罪事实的，有关被告人量刑的例如自首、立功的事实，应当有针对性的进行讯问。

3、如何质证。质证环节在庭审中比较占用时间，该环节如何简化是实现简易程序庭审的一个重要方面。实践中的难点是公诉人如何出示证据，即是不是所有的证据均予以出示，甚至于要坚持一证一质。笔者认为，不宜过于机械地照搬普通程序审理模式，对控辩双方没有异议的证据可以只宣读提取证据的时间、地点、证据来源、证据的名称和证明的对象。对证据较多的，可以采取分组出示、统一说明证明的内容的方式。对于定罪证据和量刑证据，应当尽量分开出示。对于辩方要求出示的证据、双方存在争议的证据、对定罪量刑起关键作用的证据，应当完整予以出示，并进行必要的质证，尤其是对辩方出示的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证据，要进行重点质证。

4、如何进行法庭辩论。法庭辩论环节也是节省庭审时间的主要阶段。笔者认为，法庭辩论应当主次突出，只进行重点论辩。如何确立重点问题，笔者还是建议最好利用庭前会议制度，在开示证据、交换意见等时就确立争议焦点。当然，包括上述质证环节在内，并非所有的被告人均委托了辩护人，此种情形下，就不可能通过庭前会议确定争议焦点。如此一来，就要求公诉人具有较强的发现问题的能力，在发表完公诉意见后，迅速抓住争议问题，围绕指控罪名、量刑及其他有争议的问题进行辩论。辩论时，并不一定要明显区分定罪和量刑辩论两个阶段，但要有一定的过渡，层次清楚，避免没有必要的辩论。

5、如何进行法制教育。公诉人在庭审中进行法制教育，是促进公民懂法、守法，家庭、社会和谐的重要手段，即使是在简易程序中，公诉人也要针对个案和类案的情况，开展法制教育。例如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针对未成年人可塑性强、感化教育空间大的特性，法制教育促其浪子回头，尽早成长并为社会接纳。对于社会影响大、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案件，通过严厉谴责犯罪行为，树立法律权威，促进公民守法护法。

对于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类案件，由于刑期较短，且一般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因此，在确定被告人对书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没有异议，自愿认罪且知悉认罪的后果后，仅需对定罪的主要证据依据上述方法进行举证质证，将法庭审理的重心放在被告人最为关心的量刑上。法院在核实完定罪的主要证据及被告人自愿认罪之后，直接进入量刑程序，由公诉人出示量刑方面的证据，并在公诉意见中重点发表对量刑情节的分析，提出量刑建议。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依据检察官的量刑建议，围绕量刑情节、证据等进行质证、辩论、发表意见，使量刑信息完全呈现于法官面前，在确保量刑公正的前提下，提高诉讼效率。

三、简易程序中公诉人需要面对的问题

（一）简易程序向普通程序的转化。

新《刑诉法》第215条规定在审理过程中，发现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应当重新审理，但未规定是公诉人建议还是由法院自行决定，笔者认为对于该问题的处理，既要符合法律规定又要符合实际情况便于操作。所以，《刑诉规则》第470、471条对此问题做了相应的规定，即公诉人发现不宜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应当建议法庭按照第一审普通程序重新审理，对于转为普通程序的案件，公诉人需要未出席法庭做准备的，可以建议人民法院延期审理。笔者认为，如果出现被告人或辩护人对指控的罪名有异议、被告人的辩解对定罪量刑有较大影响、共同犯罪案件中责任不明确影响量刑、对证据合法性存在争议、对程序问题存在争议等情形的，公诉人都应尽量建议法庭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如果审判长发现的，审判长应当决定转为普通程序。另外，转为普通程序审理时，之前已经审理过的是否需要完全重新审理？如被告人涉及多起犯罪事实，已经审理其中的一起，是否需要全部重新审理？笔者认为，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应当是“重新审理”而非“继续审理”，即对整个案件进行重新审理。

（二）被告人对适用简易程序当庭不明确表态。

当庭征询被告人意见是简易程序的必经环节。实践中有些被告人在公安机关侦查以及检察机关审查阶段，为了争取从轻从快处理，在审判前主动认罪，但在庭审中却含糊其辞，对于是否认罪以及是否同意适用简易程序不表明态度的情况。此种情况不同于法律规定的被告人不认罪的情形，如果就此中止审理，变更为普通程序，不免有些草率，也是对司法资源的浪费。笔者建议，此种情形下公诉人应做必要的引导，例如介绍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重申认罪的好处，梳理简易程序审理的利弊等。经过引导，如果被告人继续对是否承认自己的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不明确表态的，应当视同被告人不承认自己的罪行，不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被告人虽然承认自己的罪行、承认被指控的犯罪事实，但对于是否适用简易程序不明确表态的，也应当视同对适用简易程序有异议。

（三）公诉人应充分利用量刑建议权鼓励被告人自愿认罪和选择适用简易程序。

简易程序的适用对司法机关而言提高了司法效率，就犯罪嫌疑人而言，对其有吸引力的不仅仅是缩短了审限，能尽快摆脱诉讼，与此同时，更重要的是希望在量刑上给予一定的折扣。当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并选择适用简易程序时，公诉人就应当充分利用量刑建议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建议法院对被告人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在西方国家，无论是英美法系的辩诉交易，还是大陆法系的处罚令程序，为了弥补被告人同意适用简易程序而受到的损失，一般都给予选择适用简易程序的被告人减轻处罚的机会。从维护国家权力和被告人利益之间的平衡出发，被告人放弃了更能保证其受到公正审判的普通程序而选择简易程序，理应享有程序选择收益权。因此，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赋予被告人简易程序的选择收益权，作为一种鼓励嫌疑人选择简易程序的激励机制，有助于改变当前简易程序适应率低的困境，实现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的价值的和谐统一。公诉人在审查时，将选择适用简易程序与量刑建议挂钩，如被告人能够如实供述，认罪态度较好，同意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检察机关在时便可将这一情节写入书，并提出减轻或从轻的量刑建议。

（作者：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检察院公诉二处助理检察员）

注释：

卞建林、李晶：《刑事诉讼法律监督制度的健全与完善》，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2年6月第3期，第51页

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09页

高一飞：《刑事简易程序审判中检查制度的完善》，载《河北法学》，2007年第7月第7期，第188页

王军、吕卫华：《我国刑事简易程序的若干问题》，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2年8月第4期，第113页

李相锋、任红梅：《公诉案件简易程序出庭工作机制建构研究》，载《公民与法》，2012年第9期，第64页

王军、吕卫华：《我国刑事简易程序的若干问题》，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2年8月第4期，第114页

黄学昌、李伟峰：《修正后的刑事简易程序公诉实务》，载《中国检察官》，2012年第12期，第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