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脱发展的两大过度依赖

国际市场需求萎缩,中国的低成本优势逐步减弱,是当下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必须直面的两个最基本约束条件

中国经济已经保持了30年持续快速增长。在30年的快速增长期中,中国经济的平均年增长率达到9.8%。

2008年下半年开始,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形成巨大的冲击,中国经济新一轮调整和转型也由此开始。在这个阶段,不仅外部环境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而且支撑中国增长的内在因素也将发生新的变化。中国面临的挑战日趋复杂和严峻。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着两大基本课题。其一是在外需难以恢复的情况下,如何有效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改变经济增长对外部需求的过度依赖。其二是在产能过剩压力加大、资源环境矛盾加剧和生产要素成本上升的条件下,如何提升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改变对低成本资源和要素高强度投入的过度依赖。

解决两个发展上的过度依赖,最根本的是要推动经济战略性转型,加快发展模式战略性转变、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体制改革战略性突破。

金融危机倒逼转型

未来一个时期的经济发展,是以全球经济减速、外部需求收缩,国内生产能力过剩和资源环境约束加剧为背景的。

中国经济的周期性回调在2007年下半年就已经显现。2007年第三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季度增长率就逐季下降,表明经济的周期性回调要早于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金融危机爆发前,中国经济就已经面临巨大的调整压力,投资增长偏快、信贷投放过多、外贸顺差过大等问题越来越突出。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如此之大,从表层上说是由于外部需求急剧收缩造成,而深层原因是既有经济增长模式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加剧。

中国经济的不平衡,表现在需求结构上,也表现在供给结构上。从需求结构上讲,中国内需和外需增长不平衡,投资与消费关系不协调,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偏低。供给结构上,中国低附加值产业比重过大,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科技进步和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偏低。

这些结构性矛盾在金融危机爆发后更加突出地表现出来,必须通过新一轮调整和转型逐步加以解决。

全球金融危机加快了中国经济调整和转型的进程。金融危机带来的世界经济深度调整和市场收缩,使外需在短期内难以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

以往,在经济规模和能源资源消耗总量不大的情况下,中国依靠低成本资源和要素的高强度投入可以支撑高速增长。而金融危机之后,随着低成本优势持续减弱,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约束加剧,继续依靠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空间将越来越小。

外部硬约束渐强

这次金融危机发端于美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在网络股泡沫破灭后缺乏引领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危机后,发达国家对此有所反省,开始发展节能环保和清洁能源技术。

发达国家在率先推进信息技术革命和发展知识经济后,又掀起发展绿色能源科技和低碳经济的浪潮。

中国在信息技术革命任务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就要面临绿色能源科技竞争的严峻挑战;在传统产业节能减排技术改造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就要面对发展清洁能源和低碳经济的巨大压力。这使中国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任务更加紧迫。

发达国家发展模式调整和“再工业化”使中国加快产业升级换代的任务更加紧迫。国际金融危机促使西方发达国家反思和调整过去那种过度“虚拟化”的发展模式,出现了“再工业化”和重归实体经济的发展趋势。

“再工业化”不是回归传统工业部门,而是通过政府扶持和技术创新,实现传统产业在新技术基础上的复兴,加快发展清洁能源、生物医药、新材料、航空航天等新兴产业部门。中国既要在传统产业领域保持竞争优势,又要在发展新兴产业中争取更大的市场空间,就必须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传统产业的技术进步,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拓展我国产业的发展空间,增强产业国际竞争力。

此外,中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任务更加紧迫。过去一个时期,中国在节能减排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然而,其难度呈日趋增加的趋势。中国要推行产业结构调整,淘汰“双高”(高耗能、高污染),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和提高第三产业比重,加大节能减排力度,都需要付出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成本。

低成本优势减弱

中国曾经引以为豪的低成本竞争优势,正在逐步被吞噬。

以往,中国主要依靠低成本优势参与国际竞争,依靠大量消耗资源来实现经济增长。而过去30年“无限供给”的劳动力资源,也导致了劳动力的价格偏低。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将发生明显变化。其中,老龄人口比重将迅速上升,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将逐渐趋缓,工资水平上升的压力加大。

2009年年末,基础资源产品的涨价之声不绝于耳。从成品油价格与国际原油价格挂钩联动,到各地方政府主导的水价调整,再到近期全国大范围的电价调整,中国资源性产品正处于全面提价的阶段。当这种支撑经济增长的资源、土地和劳动力等低成本优势开始减弱,中国高增长的局面就会越来越难以为继。

此外,在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进程中,中国能源、资源消耗较快增长将是一个长期趋势。即使采取大力度节能减排措施,中国能源资源消耗的增量以及产生的废弃物排放也可能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

目前国际社会要求中国承担有约束力的减排责任,这方面我们面临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国内经济发展面临的能源资源和环境硬约束将更趋强化。

转型不能急于求成

“硬约束”渐强,中国经济必须直面战略转型。然而,推进经济战略性转型不能急于求成。

值得注意的是,扩大内需不是以压缩外需为前提的,提高消费率不是以大幅度降低投资率为前提的,这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人为地大幅度减少净出口,其直接后果就是存货大幅度增加,国内市场将面临产能过剩的急剧增加;在储蓄率不降低的情况下,大幅度降低投资和出口,其后果必然是总需求的大幅度降低,经济增速出现回落。

强调提高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水平,进一步增强居民的消费倾向,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能操之过急。一旦过急过快,成本提升上去后,以后就很难降下来,对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就会形成巨大的压力。

事实上,中国的人口结构正在发生变化,老龄化速度远远超出了我们预期。这就意味着消费性支出将持续增加,储蓄率将相应下降。这可能是一个重要的时间窗口,是推进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一个重要契机。

在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数量不再增长的情况下,如果能形成由劳动力质量来替代数量的大规模人力资本积累,创造新的“人口红利”,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大有希望。

关键领域结构调整

新一轮的战略转型,也需要稳步而系统化地推进关键领域的改革和结构调整。

成功启动消费,对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具有重要意义。而要启动消费,则必须改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比重偏低的局面。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偏低,这是中国消费率持续降低、投资率持续升高的症结所在。

今后一个时期,我们要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放在更加重要的地位,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努力使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不低于经济增长,使劳动报酬增长不低于企业收入增长。

人力资源开发和人力资本投资是要素改革的战略重点。要把优先发展教育和培训作为提升人力资本的根本途径,把提高国民素质放在战略优先地位,从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战略高度系统设计和有效推进教育改革。

在城乡结构调整方面,我们应以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和培育城市群为重点推进内容。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改变农民工生活方式,不仅对扩大消费需求有重要现实意义,而且对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调整城乡二元结构有重大战略意义。

农民工市民化,可以通过“宅基地换廉租房”、将农民工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等制度创新途径实现。这样将有稳定就业岗位的农民工和因城市建设征地失去承包地的农民彻底转变为城镇人口,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我们应进一步优化发展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加快培育一批基础条件较好、发展潜力较大、吸纳人口较多的新兴城市群,拓展城镇化的发展空间。

在区域结构调整方面,我们应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加快欠发达地区发展为重点。要按照我国经济社会的总体发展目标,统筹安排不同区域、不同阶段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具体目标和发展重点。此外,还应明确各级政府在公共服务中的事权和财权的划分,包括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基本医疗、社会保障、防灾减灾、公共安全等关键领域。

(作者为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