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层面提高女工职业保护

女职工的生理及心理特点，决定了她们需要一些特殊的职业健康保护。在第103个国际妇女节来临之际，本刊记者采访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妇女职业健康研究室主任俞文兰，她从政府、科研机构、企业、个人等多个层面，就如何提高女职工职业健康水平，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女工的职业健康保护问题是近年来广受关注的话题，我国的中小型企业，由于人力、财力等方面的因素，女职工得不到应有的职业健康保护，特别是在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一线工人以流动女工为主，她们基本上没有得到良好的职业健康保护。”谈及我国女职工的职业健康保护现状，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妇女职业健康研究室主任俞文兰开门见山地说道。

究竟是哪些原因导致了女工职业健康保护的现状？政府、企业、社会各方面又该如何改进这种现状？俞文兰根据自己多年的调研，提出了她的看法。

经济发展过快

忽视女工职业健康

“我国的妇女职业健康研究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以北京大学医学院教授保毓书为首的一批老专家，经过几十年的研究，推动了1988年《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和1990年《女职工禁忌劳动范围》等法规的出台，这些法规对女职工的职业健康保护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俞文兰介绍说。

此后20年，经济发展成为社会的主旋律，越来越多的妇女走出家庭、走出农村从事务工劳动，而妇女劳动卫生的研究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加强，反而逐渐被削弱，绝大部分高校由于经费、人才等因素的制约，取消了妇女劳动卫生专业，或将妇女劳动卫生专业合并到妇幼保健专业中，相关的研究机构也不再设有妇女劳动卫生研究室，女工的职业健康与劳动保护问题陷入尴尬的局面。

我国是一个制造业大国，劳动密集型企业在经济发展中占有很大比重。制鞋、制药、箱包、电子元器件加工等众多劳动密集型企业中，70%～80%的一线员工为女职工，而且流动性较强，通常一名女职工在一家企业工作一两年后，又换到其他企业。“这些女职工平均年龄25岁左右，基本上都还没生育；30%以上的女工接触多种职业危害因素，而且她们未得到应有的社会保障和劳动保护。长期接触职业危害因素将影响流动女工的健康，进而影响下一代的健康情况。”俞文兰举例说，制鞋过程中使用的黏合剂，成分复杂，含有多种有机溶剂。最早使用的黏合剂的主要成份为苯、甲苯、正己烷等，由于这些溶剂对人体的神经系统、染色体等器官会产生危害，国家职业卫生标准中规定了职业接触限值。目前黏合剂中大多使用苯或甲苯的替代物，如酮类、聚氨酯类。但是大剂量、长时间的接触这些化学物质，也对女工的健康带来了许多潜在的危害。“为此我们还立项研究‘黏合剂中苯的替代物对女工生殖健康的影响’。”

立法促进女工职业健康

随着2002年《职业病防治法》的颁布实施，政府与企业开始逐渐重视起职业卫生问题，其中也包括女职工的职业健康。俞文兰说，2008年，国务院法制办委托全国总工会牵头修订《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1988年），并于2012年4月正式颁布实施了《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以下简称《特别规定》）；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要对《女职工禁忌从事的劳动范围》（以下简称《禁忌范围》）的修订提出建议，修订后的《禁忌范围》作为《特别规定》的附录一同公布。

俞文兰称，《特别规定》为女职工的职业健康保护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特别是将《禁忌范围》作为《特别规定》的附录列示，使其上升为行政法规，提高了《禁忌范围》的执行力。同时考虑到《禁忌范围》需要随着社会生产环境的改变而及时调整，因此保留了许多开放性条款，便于修订。

如《禁忌范围》中规定“作业场所空气中铅及其化合物、汞及其化合物、苯、镉、铍、砷、氰化物、氮氧化物、一氧化碳、二硫化碳、氯、己内酰胺、氯丁二烯、氯乙烯、环氧乙烷、苯胺、甲醛等有毒物质浓度超过国家职业卫生标准的作业”属于孕期女职工禁忌从事的劳动范围。“一个‘等’字体现开放性，表示如果发现新的职业危害因素（只要有研究证明对孕妇及胎儿造成危害的），即使没有在《禁忌范围》中列出，也应当作为孕期女职工禁止从事的劳动范围。”俞文兰解释说。

“《禁忌范围》修订过程中，在充分考虑我国女职工的生理、心理特点，企业用工模式与社会保障等情况的前提下，也参考了国际社会及发达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弱化了常规性的劳动保护，将女职工一般时期的禁忌劳动范围由过去的5条改为3条。”俞文兰说，“这样规定是为了在保护女工职业健康与平等就业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强调企业要通过改善作业环境、加强劳动保护、提高女职工自身素质来主动保护女职工的职业健康。”

俞文兰认为，《禁忌范围》的种种规定，不仅是为了保护女职工免受职业危害的威胁，预防职业病及与职业病相关疾病的发生，更是为了保护其子代的身心健康，维护劳动力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各尽其能

共同改善女工职业健康

政府——政策推动

《特别规定》和《禁忌范围》相比1988年的《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和1990年的《女职工禁忌劳动范围》，在适应我国社会、企业及女职工自身发展要求的方面有很大进步。但是，由于过去20多年来，我国缺少一支专门从事妇女劳动卫生专业研究的队伍，缺乏科学的、系统的、有力的医学数据，因此《特别规定》在修订中还存在不完善的地方。

对此，俞文兰建议，政府应与时俱进，对妇女职业健康进行深入研究，加强对相关法律法规的修订完善，更好地适应女职工职业健康保护的现实需要。同时，政府还应推动建立社会化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包括生殖健康服务），使不管在农村还是在城市，不管在本地还是在外地，不管在东部还是在西部的流动女工，都能够享受到均等的职业健康保护。或者政府通过一些社会化机构，推动公共卫生服务，使其承担部分女职工职业健康服务的职能。对于国有大企业，本身拥有相对完善的职防机构，除了给企业内部的女职工提供职业健康服务外，也可以考虑通过各种方式帮助中小企业，为他们的女职工提供职业健康服务。

科研机构——理论支持

政府部门除了加强对政策的修订完善，还应加强对妇女职业健康研究的投入；支持科研机构和高校广泛开展妇女职业健康的相关研究（如保护女职工的职业卫生策略与服务模式研究、女职工生殖健康监测指标体系、职业性生殖健康风险评估与健康促进等），为政策的制（修）订提供科学依据。

俞文兰介绍说，2010年，保护妇女职业健康的研究已被列入《国家职业病防治科研规划》中，下一步将针对接触职业危害的女工，分行业、有重点地开展调研，分析女工接触的职业危害因素的主要类型、所致女工身体和心理健康损害的特点及严重程度，以及相关疾病的发生概率，探讨改善女工身心健康的策略。

2012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联合其他25家医院、企业、职防机构等研究单位，成立了全国妇女职业健康研究协作组，以集中更多力量进行科研探究。

企业——主体责任

俞文兰认为，企业作为生产经营的主体，对女职工的职业健康也负有主体责任。企业除了要遵守国家有关女职工劳动保护的法律法规，积极改善作业环境外，还要为女职工提供职业健康服务，如定期为女职工进行职业健康检查，监测作业环境中职业危害因素的浓度等。

另外，企业还要告知女职工作业岗位存在的职业危害，以及产生的后果，并加强对女职工的培训，提高其对职业危害的防护水平。俞文兰还建议，企业应创造多元的文化氛围，或让企业工会组织参与促进女职工心理健康，因为女职工（尤其是特殊时期的女职工）在应对压力、紧张时，承受力相对脆弱，更加容易引发心理问题与心理疾病。

女工——提高素质

虽然女职工的职业健康保护涉及许多方面，但最重要的是对女职工开展培训教育，提高女职工的整体素质，这是保护女职工职业健康的根本措施。

通过教育培训，使女职工了解哪些岗位存在职业危害，对自身会产生哪些不利影响（尤其是生殖健康危害），进而根据自身的情况进行有意识的保护，并主动向企业提出职业健康保护的要求。比如怀孕前期，女职工可以向企业或工会提出调离可能导致生殖危害的岗位等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