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天水市博物馆馆藏瑞兽葡萄镜解读

【摘要】中国古代铜镜的发展历史中，唐代的瑞兽葡萄镜是一种新的铜镜形式，这种铜镜纹饰图案新颖，具有浓厚的神秘色彩。本文借甘肃省天水市博物馆馆藏的两面唐代瑞兽葡萄镜，浅要考证和分析了瑞兽葡萄镜纹饰产生的渊源及文化内涵，对唐代这一独特的铜镜文化现象作一初步探讨。

【关键词】铜镜，唐代，瑞兽葡萄镜，纹饰图案，渊源及含义

【中图分类号】G2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158（2012）11-0392-03

甘肃省天水市博物馆馆藏铜镜中，有数面唐代瑞兽葡萄镜，大多为社会流传至今的传世文物。此类铜镜都以瑞兽为主要图案，陪衬有硕果累累的葡萄及缠绕的葡萄枝蔓，纹饰图案独特，对研究唐代铜镜发展史和艺术特色提供了较有价值史实佐证。

唐代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创新时期，也是中国铜镜艺术发展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唐代的中国铜镜，不仅继承了商周、两汉时期铜镜的艺术形式及特征，并且艺术样式和艺术手法逐渐呈现出了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出现了许多新的铜镜纹饰和图案。这一时期，在中国各地和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先后出土和发现了许多以瑞兽和葡萄为主要纹饰的铜镜，题材新颖，充满了神秘色彩，引起了考古界的广泛关注。因此，以瑞兽、葡萄为主要纹饰的铜镜也成为了唐代铜镜的典型代表镜型，并以其精良的制作工艺和优美而富于想象力的纹饰纹样，以及其本身所承载的人们对这种瑞兽葡萄纹产生的深刻寓意寄托的猜测，而被许多专家学者称之为“多谜之镜”。

甘肃省天水市博物馆馆藏唐代瑞兽葡萄镜中，编号为Z0943的铜镜，直径13cm，厚0.8cm，重930g，器形完整。铜镜圆形，伏兽钮。双线高圈将镜背分为内外二区。内区五瑞兽两两相向，一独处，攀援葡萄枝蔓，葡萄较均匀的沿着圈带排列，瑞兽多作匍匐状，露出脊背，有的尾细长，有的为帚形短尾。瑞兽的头大而威，身躯强健。外区肥厚润泽的叶瓣及硕果累累的葡萄串错纵交缠，其间有展翅的禽鸟、蜜蜂。缠枝花草纹缘。此镜镜面纹饰采用高浮雕工艺，极具立体美感，保存完好，仅镜缘有几处锈蚀痕迹，镜面光洁，呈现青灰色铜质，制作精美，为唐代铜镜的杰出作品。1996年9月，国家文物局文物鉴定委员会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另一面编号为Z0906的铜镜，直径9.7cm，0.8cm，重250g，器形完整。铜镜圆形，圆钮。一周凸棱将镜背分为两区。内区葡萄枝叶缠绕，葡萄较均匀的沿着圈带排列，五瑞兽同向攀援葡萄枝蔓，瑞兽形态各异，体态丰腴，作奔跑状。外区葡萄枝叶缠绕，其问禽鸟飞翔。叠云纹缘。此镜保存完整，镜面纹饰也采用高浮雕工艺，但镜面外区及镜缘有明显锈蚀痕迹，镜面色泽不及前者光洁。2002年5月，甘肃省文物鉴定委员会定为国家三级文物。

本文借天水市博物馆馆藏的编号为Z0943；NZ0906两面唐代瑞兽葡萄镜，对唐代这一独特的瑞兽葡萄铜镜文化现象及瑞兽葡萄纹饰图案产生的渊源和含义做一初步探讨。

一、瑞兽纹饰图案的起源

瑞兽纹饰图案的出现应是一种原始图腾崇拜的产物，属于中国古代艺术史上最早的一种传统的文化现象。远古时期，在生产工具和生产力都相对较为低下，人们对于大自然的认知能力和改造驾驭能力处于最原始最薄弱的状态下，由于不断受到自然界的各种侵扰，尤其是要不断受到各类猛兽虎狼的威胁，处于祈求、庇护和对威猛、不可预知的力量崇拜以及借助猛兽的威猛达到威吓敌对的目的等诸多因素，远古人类便对诸多异于已类，而又超乎自身生理特征和能力的兽类，自然产生诸多关注和崇拜。兽，特别是具有尖牙利齿、能够产生巨大破坏力和震慑力的猛兽，往往成了人们敬畏、恐惧和能力向往的对象，兽的形象也被逐渐的赋予了一定的概念化、符号化和神异化，兽的图腾和崇拜便由此产生。同样，不同的兽、禽，由于其形象、特征的不同或是在不同的特定场合的偶然、必然的出现，往往被赋予了不同的崇拜涵义。有关兽，或神兽的纹饰图案也就在各类生产器物或是早期的岩画中产生。距今3000～10000年前的我国北系岩画的重要代表贺兰山岩画，在记录了远古先民牧猎、祭祀、战争及娱舞、交媾等场景的同时，就出现了虎、豹、狼、驼、牛、马、羊等多种动物图案和抽象符号。在夏商周早期青铜时代，神兽纹饰就已出现在青铜器物之中，之后有关神兽的纹饰图案在各类器物中不断出现，逐渐发展演变为传统的古代装饰纹样。而且传统的神兽纹饰图案自秦汉以来，也演变发展为后来的四神兽或十二神兽等更多样化的艺术纹饰图案。后人习惯上将麒麟、貔貅、凤、龙、龟并称为“五灵’或者称之为古代五大瑞兽，也都是无—例外地对其寄予了特定的期望或赋予了特殊的含义。因此，关于神兽的纹饰图案，在中国古代艺术品和生产器物中的变化是伴随着生产力发展和人们对社会自然认知改造或者说是审美、精神追求的过程而产生并不断发展和变化的，古代传统的神兽图案纹饰也逐渐的演变成种类更加丰富、形式更加多样化的纹饰图案，广泛出现在人们生产生活以及宗教艺术领域，一直沿用和发展至今。

二、唐代铜镜中瑞兽纹饰图案渊源及其意义

古代铜镜中出现瑞兽纹饰的时间很早，几乎可以追溯到铜镜的出现。中国古代铜镜发展的历史有四千多年，在齐家文化和商周时代就出现了我国早期的铜镜。早在商周时期，就出现了动物纹饰的铜镜。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河南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1612号出土的铜镜中，就有鹿、鸟、虎等禽兽纹饰图案。春秋战国时期，也陆续出现了禽兽镜。江苏扬州地区出土的禽兽镜，就有二兽二禽相间的纹饰。这一时期还同时出现了饕餮镜、虎形兽镜、蟠螭镜，鸟、凤、龙纹镜等。到了汉代，以禽兽纹样的铜镜内容更加丰富，出现了多乳禽兽镜、龙虎瑞兽画像镜、神兽镜等纹饰形式。其中在上海博物馆馆藏的汉代四乳禽兽镜中，还出现了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等神兽纹饰图案。隋唐时期，铜镜的纹饰形式更进一步丰富和多样化。陕西西安隋炀帝大业四年墓出土了四神十二生肖镜，同时也出土了瑞兽镜。这一时代出土的瑞兽纹铜镜中镜中的瑞兽形象基本上都采用了粗略的浮雕手法，突出了瑞兽身体的主要特点，夸张瑞兽的头部和身躯，虽然姿态各异，但均为头部大而圆，身体雄健的动物形象。尤以唐代铜镜为典型。这种瑞兽镜在安徽望江、江苏扬州等许多地方都有出土。

在铜镜中出现瑞兽纹饰图案，特别是唐代瑞兽纹饰，大多数学者的观点认为，此类纹饰图案的铜镜具有古代人们避免灾害、图腾崇拜、祈祷猎获、威吓敌人的传统作用和意义。而从瑞兽葡萄镜的名称、瑞兽物种以及含义上讲，也有不同的看法和争论。

1.名称之辩：瑞兽葡萄镜，也被称作“海马葡萄镜”或“海兽葡萄镜”。亦有少部分学者称之为“葡萄瑞兽镜”、“葡萄海兽镜”、“葡萄天马镜”、“葡萄鸾兽镜”……叫法不一而足。

据宋代徽宗敕撰，王黼编纂的《宣和博古图》就将此类纹饰图案的铜镜形式称为“海马葡萄镜”。鲁迅在《看镜有感》中也曾提到“海马葡萄镜”，可见《宣和博古图》在对后世铜镜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影响。而据清代梁诗正等奉敕纂修的《西清古鉴》，则称之为“海兽葡萄镜”。受其影响，建国后，在学术界渐渐的将有瑞兽葡萄纹样的古代铜镜通称为“海兽葡萄镜”。因此，以“海马葡萄镜”和“海兽葡萄镜”的使用较为普遍和广泛。但不论是“海马”，还是“海兽”、“禽兽”、“瑞兽”等等称谓，都是后人依据其纹饰形制等因素命名的，最初此类铜镜的铸造者也并未给予十分确定的命名，而后来的命名者也不能完全给予详细和确凿的解释，因此，此类铜镜中出现的“兽”，究竟为何种动物，始终难以有最终的定论。因此，关于唐代瑞兽葡萄铜镜中“兽”的物种属性及其背后隐含的文化密码和象征含义，就给后人留下了一个极大的思维拓展空间。

2.渊源之辩：对于有关古籍中所提到的“海马葡萄镜”、“海兽葡萄镜”中的海马、海兽的定义和理解，学术界也存在不同的看法。

有学者认为古籍中在其名前冠以“海”字，其意义并非说它们产白海中。引《辞海》解：海，“来自海外的物品。如海榴、海石花、海棠之类。”认为这里的“海”字是仅仅传达的是我国古代对地域观念的一种特定的理解，与中原所有区别，特指传自于西域或来源于海外。因此有学者认为《博古图录》所称的“海马葡萄镜”中“海马”就是“海外的马”，并非是来自海中的马。其亦如胡萝卜、胡桃、胡麻等外来种植作物，这些物品因为并不是中原本土所有的物品，而是通过丝绸之路来自西域，所以前冠以“胡”字。有关“海马”的命名也概如此因。

同样，由于所出土的各个时期众多的铜镜中的“海马”形态特征似马非马，也有学者据此猜想或延伸考据其产生是受到了汉代“天马”传说的影响。众所周知，汉代，是一个在马背上创造出辉煌史诗的时代。1969年甘肃雷台以“马踏飞燕”（又名“马超龙雀”）为主的青铜车马的出土，曾在国内外的考古界中产生了极大的轰动，这些形态各异，造型俊美的铜车马不但反映了汉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综合发展状况，更重要的是它诠释了马在汉代历史进程中的巨大作用。汉武帝亦曾做《西极天马歌》云：“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而这一时代正是我国铜镜史上的一个鼎盛期。因此，“天马”说的产生，不无根据。并且古传中国青海有日行千里的“青海骢”，则有的学者认为“海马”便是这种“青海之马”的简称。显然，这些都是学者们的推测。但若从这个角度讲，其作用和意义，与避免灾害、图腾崇拜、祈祷猎获、威吓敌人完全大相径庭了。

较为普遍并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和认同的观点是：海马或海兽其实就是古代的狮子。即，古称“狻猊”。《尔雅·释兽》解：“狻猊如彪猫，食虎豹。”东晋著名学者郭璞注释狻猊，“即狮子也，出西域。”（唐代高僧慧琳亦有“狻猊即狮子也，出西域”说，是否源出郭璞？）狮子的原产地并非中原，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后，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原本中原没有的许多物种也通过“丝绸之路”相继引入，如：苜蓿、胡麻、石榴、胡萝卜等。同时，狮子、骆驼、汗血马等也因为某种需要而转辗传人我国中原地区。“狮子即作为一种珍贵动物被引进了中国内地，当时的上层阶级并广设兽圈，供贵族享乐”。由于狮子外形威武雄健，身姿健美，以其特有的“王者风范”迅速赢得了中原人民喜爱和推崇。《玉芝堂谈荟》：“释者以师（狮）子勇猛精进，为文殊菩萨骑者”。《潜研堂类书》称师子为兽中之王，可镇百兽。由此可见，狮子这个外来物种也很快的被中国传统文化所接纳，并为世人所推崇，形成了与原产地截然不同的中国古代民俗文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并赋予了新的含义，逐渐成为中国古代传统吉祥纹样。

天水市博物馆馆藏的这两面瑞兽葡萄铜镜中的瑞兽，具体是什么动物的形象，并无细考。但根据其形态特征和同一时期出现的同类器形纹样和普遍观点，多认定为狮子形象。今天我们见到狮子的较为普遍的存在形式是以石狮、石刻狮纹以及传统剪纸等形态出现，其意义被赋予了“锁门”、“镇墓”和“护佛”等等，通做辟邪护佑和祈福吉祥之意。将唐代瑞兽葡萄镜中的兽若界定为狮子的形象，是符合中国古代艺术发展特征和人们的审美理想和审美情趣的。

在此特别指出的是，关于唐代瑞兽葡萄镜中的瑞兽纹饰，不论是哪种神兽，无论天马，海兽，还是狮子的形象，笔者把它都归并为是属于传统的中国古代纹饰图案。

三、唐代瑞兽葡萄镜中的葡萄纹饰的产生及其在中国文化中的美好象征

1.葡萄纹饰的来源。葡萄属葡萄科植物葡萄的果实，为落叶藤本植物，是世界最古老的植物之一。葡萄原产于欧洲、西亚和北非一带。据考古资料，最早栽培葡萄的地区是小亚细亚里海和黑海之间及其南岸地区。大约在7000年以前，南高加索、中亚细亚、叙利亚、伊拉克等地区也开始了葡萄栽培。多数历史学家认为波斯（即今日伊朗）是最早酿造葡萄酒的国家。同时有学者认为，艺术品中有关于葡萄的纹饰图案来自于波斯和拜占庭。在甘肃省靖远县北滩乡发现的—件东罗马帝国早期神像纹鎏金银盘中，就有葡萄纹叶图案；制作于公元前480年左右，现藏德国柏林夏洛蒂堡官的一件古希腊陶碗，碗内部的画面就有葡萄藤；更早的是，制作于公元前530左右，现藏德国慕尼黑古代美术馆的一件雅典式陶碗，碗中描述了葡萄蔓的图案。这些都充分说明了葡萄纹饰在古希腊和古罗马帝国艺术品中的应用和盛行。对于葡萄纹饰在艺术品中的出现，有学者认为是其民间对于酒神的崇拜。但不论是不是关于对酒神的崇拜，葡萄纹饰图案在早期时仅仅也只是作为伴随纹饰出现在波斯及希腊的艺术作品中的，到后来才不断发展，葡萄纹饰逐渐形成规则的纹饰图案，也慢慢演变发展成为独立的专门装饰的纹饰图案，并广为人们接受和喜爱。

2.葡萄在中国栽植的记载和象征意义。中国历史上最早对葡萄的文字记载见《诗经·周南》之“南有樛木，葛蕞櫐之；乐只君子，福履绥之”。这里的“葛藟”就是一种野生葡萄，但与我们现在普遍意义上讲的葡萄相去甚远。而《汉书》中则有“蒲桃”的记载，“可以造酒人酺，饮人则陶然而醉，故有是名”。而此处的“蒲桃”记载，应该与我们普遍意义上的“葡萄”一致。据史书记载，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时，就将葡萄从西域引种到了关内，但并未在中原大量种植。只是作为一种外来稀奇植物来种植，种在汉武帝的御苑里。

而葡萄真正意义上在中国的普及时代是唐代。一方面，应该与丝绸之路贸易活动在唐代的继续兴盛与发展具有直接的关联。“安史之乱”之前，陆上丝绸之路发展到了高峰期，也形成了自汉朝以来东西陆路交通的极盛高潮时期。伴随着唐朝丝绸之路进一步的畅通与繁荣，再加上唐朝又实行对外经济文化开放的政策，此时的唐朝都城西安已经成为东西往来的国际大都市。丝绸之路，已经不单单仅限于中国与欧亚内陆的丝绸贸易来往了，大量的外来物种亦如潮水般向中原地区涌入。葡萄，也在这个时期在中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推广和种植。另一方面，除了丝绸之路经济贸易在唐代的进一步加强这个根本原因之外，葡萄的大面积引种和推广，还与唐代早期的气候特点有一定的关联。据《资治通鉴》记载，唐朝属于中国历史上的+温暖期，在其统治的300年中大雪奇寒和夏霜夏雪的年份较少，冬天无--雪年竞达19次之多。这种温度较高的气候，极适宜葡萄在中原的种植，加之当时的上层社会对于葡萄和葡萄酒喜好和推崇，使得唐代葡萄引入长安后不久，葡萄的种植便迅速在中原得到了推广。唐代诗人李白在《襄阳歌》中写道：“……鸬鹚杓，鹦鹉杯，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遥看汉江鸭头绿，恰以蒲萄初酸醅……”。刘禹锡的《葡萄歌》中写到：“自言我晋人，种此如种玉，酺之成美酒，令人饮不足”。从这些诗句中就可以反映出，当时的汉江流域、山西地区都已经出现了葡萄这种作物。由此可见，葡萄在唐代的栽种应该十分普及了，而且，葡萄酒的酿造技术已经为唐人所普遍掌握。同时还有诗人王翰的“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脍炙人口的诗句，也足以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葡萄在唐代中原的推广种植状况。于是，早在西汉时期就作为“皇家御用”的稀罕物种而引入中国的葡萄，到了唐代，已如“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了。

中华民族历来就不是一个缺乏想象和创意的民族，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对新生事物感知的敏感度往往能够通过一种更高的文化层面反映出来。而当一个外来物种在新的土壤中扎根并与当地的本土文化融合、开花结果，势必要经历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同时，人们的喜好和接纳程度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葡萄甘甜味美，枝叶繁茂，缠枝蔓延，果实丰硕。佛教艺术中菩萨手持葡萄表示了五谷不损，所以葡萄纹饰在中国的出现，往往带有五谷丰登的寓意。此外，葡萄枝叶蔓延，果实累累，也特别贴近人们祈盼子孙绵长、家庭兴旺的愿望，所以葡萄纹饰也顺理成章的成为了人们喜闻乐见的装饰题材。深受中原人们的喜爱，葡萄的形象因此赋予了中原人民更多的想象空间，在这种背景状况之下，葡萄纹饰图案，也就自然而然的并且被广泛的被运用在唐代铜镜的装饰之中。

因此，有关葡萄的纹饰图案就伴随着唐代丝绸之路中西文化交流的繁荣，完全的从古希腊和波斯的早期伴随纹饰图案中脱胎换骨，被唐代艺术家和手工艺人所运用和采纳于各类艺术品中，在中原大地上生根发芽，逐渐成为了中原人们浓郁的本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这也就为瑞兽葡萄纹饰在唐代铜镜中的广泛出现准备了条件。与此同时，唐代的手工艺匠人们在制作铜镜时将中西文化的艺术风格巧妙的结合起来，突破了铜镜的传统的制作形式，创造性的将瑞兽与葡萄两种典型的纹饰图案相结合，形成了独具民族特色的铜镜艺术形式。

因此对于瑞兽葡萄镜中瑞兽和葡萄这两种毫不相干的两纹饰图案的组合，我们也就可以理解其产生的背景和渊源了。

四、瑞兽葡萄镜在唐代的流行

专家们一致认为以瑞兽和葡萄为主要纹饰的瑞兽葡萄镜开始流行于初唐唐高宗年间（650～683），在武则天时期最为盛行。

隋代和唐初年间，铜镜的主题纹饰主要以瑞兽为主。注释。河南洛阳武则天垂拱元年（公元685年）墓、陕西西安武则天天册万岁元年695年墓、河南洛阳武则天万岁通天二年697年墓、中宗景龙三年709年墓、睿宗景云二年711年墓都出土了瑞兽葡萄镜。比如在这一时期，河南偃师武则天长寿三年（公元694年）墓就出土了四瑞兽葡萄镜。此镜为圆形，伏兽钮，双线高圈将镜背分为内外二区，内区四瑞兽攀援葡萄枝蔓，瑞兽姿态不同，兽问还穿插着禽鸟，一串串葡萄排在高圈内侧，外区矗立在枝头上的十只鸟同向排成一圈，绕在高圈外侧，其外硕大的叶瓣间隔着葡萄串。从此镜纹饰图案来看，即是典型的唐代瑞兽葡萄镜。

唐代早期的这种瑞兽葡萄镜，在中国铜镜发展历史上，也成为唐代最有代表性最为典型的铜镜艺术形式，并且成为中国铜镜发展史上的一个艺术高峰。并且瑞兽葡萄镜这一铜镜形式在唐代得到了充分发展，在唐玄宗至唐德宗时期，蜜蜂、蝴蝶、蜻蜓、吉祥鸟、飞禽等图案纹饰都不断出现在瑞兽葡萄镜中，同时也大量出现对鸟镜、人物故事镜、瑞花镜，铜镜纹饰图案和铜镜艺术种类都更加的丰富多样化。因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肯定，瑞兽葡萄镜是初唐瑞兽镜向盛唐花鸟镜过渡的一种特定的铜镜艺术形式，它体现了中西文化的多元交融，充分显示出唐代铜镜文化艺术的不断繁荣和创新的特点。

天水市博物馆馆藏的这两面瑞兽葡萄镜完全体现出了唐代瑞兽葡萄镜的总体特征，体现了中国古代铜镜发展的辉煌历程，见证了中西文化的融合。同时，从另一侧面也反映了天水在唐代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丝绸之路的畅通与繁荣以及其对中国古代，特别是汉唐时期中国经济文化的影响。

结语：一种新的纹饰的出现，也一定有其被人民大众所接受的最为表象的原因。瑞兽葡萄镜有着中国文化深刻的传统美好寓意。千百年来，中国古代社会中，不论是统治者还是平民百姓，人们常把美好愿望寄托于瑞兽这一神灵之中。瑞兽的崇拜就是人们避邪免灾以祈求平安、吉祥、幸福。而葡萄，《史记》中称之为“蒲陶”，在中东葡萄被视为生命树，它蔓枝叶实，果实累累，古人用葡萄寓意吉祥和美好，有多子多福、丰收喜庆、富贵长青的寓意，表达了人们祈求富贵吉祥、琴瑟和谐的美好追求与愿望。唐代工匠将瑞兽和葡萄配置在一起，再加上禽鸟花枝相应，一幅生动活泼的图案花纹便出现：流云瑞兽、翻腾闹海、葡萄串枝、藤蔓鹊绕、优美轻快、千姿百态，既欣欣向荣又富丽堂皇。瑞兽葡萄镜如此美丽纹饰图案的组合，以及此纹饰图案所象征的美好寓意，使之成为唐代铜镜甚至整个铜镜发展史上的经典之作。

新的纹饰或图案的产生，追其根源一定有其必然或偶然的原因。在铜镜纹饰和图案发生变化的背后，折射出的不仅是纯粹的审美艺术的变化，而是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历史时期，人们经历某些历史事件或社会变革，经济状况、思想意识、转变的体现和反映。也可以这样说，小小的一面铜镜，其背后蕴含着千年文化的沉淀和历史的印迹。唐代瑞兽葡萄镜此类铜镜的出现正是如此。

综上所述，可以说，唐代瑞兽葡萄镜即是中国传统神兽图腾纹饰图案与外来葡萄纹饰本土化相结合的时代产物，即瑞兽葡萄镜的产生是东西方文化的结晶，是中西合璧的古代艺术品，蕴含着丰富深刻的文化内涵。也正是由于唐代丝绸之路的畅通与繁荣，唐代文化艺术的包容性、开放精神和创造性，使得瑞兽葡萄镜这一新的铜镜形式在中原大地得以广泛发展和流传，并广受统治阶级上层和人民大众的喜爱。

天水市博物馆馆藏的上述两面唐代瑞兽葡萄镜，也正是铜镜艺术在唐代中西文化相互融合，相互转化下发展形成的时代产物。无论从瑞兽还是葡萄的纹饰纹样中，都透露出了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气息，传递着一个时代美好向上的社会人文信息，体现着两种文化的交融和发展。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天水市博物馆这两面唐代瑞兽葡萄镜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意义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