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活动与物质生产的关联

作为文化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雷蒙德•威廉斯1976年11月至1977年1月，在《新左派评论》第一百期的《论1945之后的英国马克思主义》(NotesonMarxisminBritainSince1945)一文中，提出了“文化唯物主义”的概念，借以概括他所有的文化理论，表明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从属于任何其他经典马克思主义或正统马克思主义，而是通过历史和社会语境的解读，“强调演变过程———由特殊的社会形成引起的意义和价值的生产(而不仅仅是再生产);语言和传播作为构成性社会力量的中心性地位;各种制度、形式、社会关系和正式的惯例之间复杂的交互作用”［1］。简而言之，文化唯物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维度中的强调文化活动是物质生产形式的理论体系。

一、文化再定义

雷蒙德•威廉斯所做的第一步工作，就是澄清以往笼罩在“文化”概念中的非文化因素，最根本的是要理清文化被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从社会物质生活分离出去的程序及其危害性。非如此，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念便无以建立。雷蒙德•威廉斯认为，“文化”在工业革命之前最基本的意义有两个:一是“栽种”或“照料”，主要指“培养自然的成长”;二是“心灵的陶冶”，主要指“人类训练的过程”，文化是一种人而化之的“过程”，这是文化的早期用法中，尤其值得注意的内涵。在雷蒙德•威廉斯对文化的理解中，包含自然和社会两个维度，文化是人的力量作用于自然的过程和结果，体现的是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这应当说是反映了维柯和马克思在不同时期提出过的“人类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的观点。雷蒙德•威廉斯关于文化的思考，也正由此作为基点［2］。在《文化与社会》中，雷蒙德•威廉斯曾经谈到“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有还是无”的问题，他一方面认为马克思的思想具有维度，但只停留在无意识的建构阶段，没有体系;另一方面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一片混乱”，人们在不同的场合中都各取所需地使用那些命题［3］。雷蒙德•威廉斯所说的“那些命题”，指的是马克思1859年对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以及恩格斯在19世纪90年代的若干书信中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互相作用”的表述。

雷蒙德•威廉斯认为，正是在马克思这里，一方面文化与社会的关联被纳入上层建筑与基础的模式，从而克服了社会与自然的对立，经济和物质的历史盖过了维柯和卡莱尔式的英雄史观而成为整体历史的关键因素。“市民社会”(civilsociety)是研究社会政治关系和内部结构的一个重要概念。马克思针对黑格尔市民社会思想进行批判，并且通过对市民社会进行政治经济学剖析，注意从社会关系特别是经济关系中寻求对市民社会的说明。按照传统的观点，市民社会是相对于“自然状态”而言的，标志着一种文明社会的状态，市民社会即政治国家，市民社会是淹没在政治国家之中的。这时候，“市民社会”与人们意识中的“文明”是处于笼统合一状态的。近代启蒙思想家着重从个人权利的角度来界定市民社会，他们通过“社会契约论”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分离，使市民社会独立于政治国家。黑格尔的思辨理性主义哲学体系将市民社会定位为“绝对精神”自我运动过程的一个环节，由此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作为与政治国家相对立的“市民社会”这一概念。马克思从经济关系出发来分析市民社会的本质，这是马克思与黑格尔的相同之处，但在马克思看来，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的一切物质交往，赋予市民社会以确定的物质内容。不同于黑格尔将市民社会的本质界定为“需要的体系”，马克思用“物质交往”这一概念来表达，超越了“需要的体系”的主观精神性，把握了“需要的体系”的本质，也指出了实现需要的手段，即通过现实的物质交往活动来实现需要的满足。马克思最终提炼出“生产关系”的理论，并将两者间的真实关系升华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基本原理，由此实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伟大创建。

雷蒙德•威廉斯认为，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批判，强调的是人们通过生产自身的生活方式来创造人自身的历史，然而这里的要害在于，马克思把文化看成是由物质历史所决定的第二级的上层建筑的一个部分，这样，文化的构成性本质和独立品格就被遮蔽了。实际上，在马克思那里，“文化”一词始终被淹没在“国家”、“社会”这样的元概念阴影之下，始终是模糊的，它在马克思不同时期的多个文本中多次出现，意义并不一致①。单纯从文本上看，苏联时期著名哲学家弗•让•凯勒主编的《文化的本质与历程》(俄文本名为《文化的哲学问题———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的尝试》)，系统地梳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与“文化”、“文明”有关的论述。此书有126处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化及文明的论述，真正使用“文化”与“文明”的概念只有13处［4］。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文化”的使用上，所谈论的内容大抵上等于“财富”、“生计”等范畴，但也不是“文明”，因为按照西方史学的标准，“文明”的必要条件是“有教养的”，“文化”还远不具备后来的总体性概念性质。按照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文化”真正确立起总体性概念性质，应当是在人类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化之后，这时候的“文化”概念可以说是生产方式基础上生产与再生产出来的物质和精神的生活方式的总体性存在。准确来说，这种情况在18世纪及其后最为典型，因为随着“文明”(eivilization)一词的产生，“文化”开始与“文明”纠结在一起，难以区分②。“文化”与“文明”都带有不确定的双重意义:一种被实现的状态以及关于发展的一种被实现的状态。这是因为，面对人类社会生产及其整个社会面貌的似乎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文明”比“文化”更能描述这种非“自然的”状态、“人为的”(artificial)状态，“文化”是涵盖于“文明”之内的。

马克思恩格斯这种“文化”与“文明”不区分的习惯，可以视做欧洲大陆工业革命中人们对“文明”发展的感受性远不如对文化的历史感突出的缘故。相反，在英国本土，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使学者们真正意识到一种与传统的“文化”不甚相同的东西逐渐在文化的机体之外滋长起来。阿诺德和利维斯等人，以及卡莱尔的英雄崇拜、浪漫主义思潮，走上了一条割裂文化与文明，甚或重文化、鄙夷工业文明的精英道路，“文明”被作为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机械式”、“外在”文化的代名词，而“文化”则成为“自然的”、人的“内在”、“精神”的代名词。由此，“文化”成为“文明”的对立面和批判工具。显然，马克思不会同意阿诺德对无政府状态的描述，因为这种描述针对的对象是下层具有反抗精神的人民，也不会同意阿诺德把文化当做解决社会危机的办法。但无论如何，阿诺德的文化思想是英国历史观中的“文化史”的典型。

二、“文化是物质生产形式”

“文化是一种物质生产形式”，文化唯物主义以此反对唯心主义传统把文化等同于概念，批判利维斯民粹主义传统把文化等同于理想。另外，针对马克思命题中的模糊和不确定的地方，文化唯物主义作了澄清，以驳斥庸俗唯物主义及经济决定论。在马克思那里，对人的意识的考察必须以人的感性的实践活动为基础，因为人的感性的实践活动不但是全部现存感性世界的基础，也是意识、精神和人的认识活动的现实基础。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意识“并非一开始就是‘纯粹的’意识”，相反，“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

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5］。雷蒙德•威廉斯认为，马克思把认识和意识看做现实实践活动，特别是现实物质生产过程的内在要素和环节，而不是一个独立的过程。只有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社会分工导致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的分离，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才具有相对独立的外观，认识活动也表现为相对独立的过程。文化是物质总体的有机成分，反之亦然。雷蒙德•威廉斯认为，机械论者和经济决定论者在文化的物质属性上所犯的错误就是没有看到马克思的这种辩证总体性在文化和社会关系问题上的应用前景。马克思一方面肯定了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规定了上层建筑的被决定性质，但无论是决定还是被决定，都要放在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总体性框架内考察。正如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一文中指出的那样:“马克思己经给我们提供了‘链条的两端’:一方面，生产方式(经济因素)归根到底是决定性因素;另一方面，上层建筑及其特殊效能具有相对独立性。他要求我们在这两端之间去寻找。”［6］经典马克思主义把社会划分为基础与上层建筑，强调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并提出一定的限制条件，对此雷蒙德•威廉斯认为:“在这个理论范式中，根本缺乏的是对于物质生产与文化制度之间，物质活动与意识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的认识。”［7］

雷蒙德•威廉斯说:“我的目的是要强调指出，文化活动是物质生产形式。”［8］文化具有物质性和实践性。威廉斯认为，文学是整个文化理论所关注的一部分，是文化与社会的重要内容，文学是一种生产、一种“写作语言实践”。“历史唯物主义注重对文学和艺术做社会和政治分析，把它们视为各种各类社会活动与物质生产一部分;也就是说，文学艺术的发展与变化始终与历史进程相适应，这就是我要阐明的文化唯物主义立场”［9］。对文学这些物质符号来说，写作实践既是表面上的符号，又是造就人类社会的一种物质生产形式，交流传播就包括在这种物质生产形式的过程中，“写作语言实践”体现了文学、文化作为社会实践的物质性和实践性。文学是社会的实践，文学不再是与社会物质生活相对独立的活动，它不仅仅是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也是这个社会物质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社会物质性特点，体现了威廉斯文化唯物主义对文化物质性以及文学创造的重视。对于文化物质性的历史变化，威廉斯考察了由于新技术发展而引起的文化生产方式的重大变化。在威廉斯看来，文化活动作为一种特定实践的过程，是物质生产方式的社会运用，文化生产的物质过程不是抽象的、理所当然的，而是非常具体的。从作为物质的“实践意识”的语言到特殊的写作技巧和写作形式，一直到机械和电子的交流系统，文化生产过程的物质性都在发生着历史的变化，它必然联系到一种更广泛的社会、历史和政治的理论。“文化活动是物质生产形式”，这就意味着文化不是经济基础的附庸，不是一般上层建筑的一般成分，它具有独立性和自主创造性，文化具有自己的生产方式和生产机制，它是社会生产不可或缺的一环。

应当说，雷蒙德•威廉斯的这种文化理解明显超出了一般的文化学范畴，而进入了一个广泛的社会学视野。对于雷蒙德•威廉斯来说，“文化是物质生产形式”是一种总体性的观点，它是对马克思所批判的分工和异化劳动现象的回应。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分析了劳动的异化，即人的本质异化以及这一异化带来的自然界与人、人与人、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的分裂，等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以分工为基础，进一步展开了这一分析。在马克思看来，分工带来私有制、阶级、国家、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的出现，同时，分工意味着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分离。这样，原本由人创造的私有制、国家、阶级、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便成为异己的、使人愈来愈片面的统治力量。在雷蒙德•威廉斯看来，文化与物质生产的剥离是分工的典型现象，与物质生产的剥离导致文化成为片面的、压迫人的存在。文化应该是一种以人为核心，以对人的现存结构以及现状的分析批判为基础的、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思想，也就是说，只有文化恢复其物质性质，才能最终克服分工所带来的异化现象。

三、“情感结构”是文化物质性的文本表现

文化活动是物质生产形式，这就要求文化研究必须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语境中研究特定的物质文化和文学生产，对文化的理解必须在物质生产和物质条件下，通过日常生活的表征和实践来进行，这就需要寻找一种工具，承担起像生产关系那样的社会纽带作用，通过它人们可以理解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社会关系和总体状况。雷蒙德•威廉斯从英国本土的文化研究传统中寻找到了“情感结构”。与战后英国新左派的许多成员一样，威廉斯认为马克思思想内部的经济决定论对新的文化现象无能为力，二元模式在运用于大众文化研究时，其弊病就显露无疑。因此，必须找到一种新的工具，以代替经济主义，充当文化与社会的桥梁，以及解剖新文化类型的利刃。情感结构在文化和社会之间起到中介作用，以把握个人领域和普遍领域、个人过程和社会过程、社会结构和历史形态之间的关系。在威廉斯看来，文化与社会的同一性就在于它们都是被人们经历和体验的实际生活。“情感结构”这个概念在对各种社会经验要求进行有机结合的基础上来反映社会经验的变化，并追寻形式和惯例发展的物质基础。

它突出强调了文化与社会中的经验的重要性，调和、中介过程正是通过经验起作用的，关键是要解决个体经验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感觉结构”把经验和实践活动的意识联系起来，并与作为社会条件和信仰系统产物的“经验”形成对照，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世界观”、“意识形态”。经验被置于一定的社会语境之中，作为教训所反映、分析和评价的过去的经验与作为一切推理和分析的直接和真实基础的现在的经验是有根本区别的。“情感结构”是对社会关系、与之相应的普遍的文化、意识形态形式和各种特殊的主体性形式之间关系的综合。在某种意义上，情感结构相当于一个时代的文化。在雷蒙德•威廉斯看来，文化是一个由一个一个的情感结构构成的“表意系统”，覆盖着日常生活的全部活动、关系、机制和习惯，通过这个系统，一种社会秩序得到传达、再现、体验和探索。情感结构作为一种无意识，一旦我们在文本中找到它，就能从整体把握表意系统，从中阐明某种生活方式的意义和价值并揭示文化活动中的同一性、对应性以及不连续性、冲突性，发现共同的文化结构，寻求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异化世界的新的生活方式。情感结构具有重要的中介作用和交流作用。雷蒙德•威廉斯反对简单的反映论、决定论，认为不必把艺术创造视为对现实的歪曲或伪饰，文学作品基于社会生活，是对社会生活的能动的转换，是一个有创造性的中介过程。在这个创造过程中，它们共同评价的意义得到共享，获得活力。实际上，中介的过程也是一个交流的过程，达成共性的过程:同享共同的意义，因而同享共同的活动和目的;提供、接受并比较新的意义，因而导致发展和变化的张力和成就［10］。就人们的现实生活而言，文化这个表意系统提供了某种交流方式，并形成一定的交流机制，使社会中不同个体实现交流和沟通，是个体与现实世界发生联系的中介，从中可以观察理解我们的生活方式并把握现实的社会关系。

对于生存在现代科技文明世界的人来说，经验和感受方式已不同于古典时代，现代人的快节奏的时间体验和零散化的空间感受也不同于康德式的时空范畴，而是形成了新的感觉结构，在现代科技影响下发展起来的电影、电视等新的艺术形式无疑为人们这一改变了的感知提供了新的表达手段和工具。技术的更新、感觉结构的变化，必然要求新的文化形式的出现。雷蒙德•威廉斯指出，在戏剧化的社会中，“经典艺术作品”强调的那些超越时空的绝对的、内在的价值在大众传播的今天未必适用，新的情感类型需要确立自己的位置。大众的日常生活表现出人们某些共同经验。人们的生存世界、现实生活关系在不断发生变化，在与众多大众文化文本的接触中，人们以自身丰富的日常生活经验去理解、体认一系列的价值和意义。个体感受性和身份认同是每个时代情感结构形成的必不可少的内在条件。“只要个人将自身经验作为真理的标准，那么他就想找到那些有着共同经验的人，以寻求共同的意义。在这种情况下，一代代人的崛起，作为同一代人的感觉，是现代身份的突出焦点。”［11］

这表明情感结构与代际间性具有某种物质性质。情感结构是在社会广大成员共同参与过程中对于某些共同的需要、欲望的表达和发现，这些共同的需要、欲望并非就是对个体特殊思想的压抑，或只是最低层次的追求，它们作为人类的共同体验同样具有价值。雷蒙德•威廉斯始终认为，个人与社会之间存在着共同建构历史的纽带，情感结构表明人与社会之间存在着文化的关联，一个社会、一个时期的情感结构，大概就等同于这个社会这个时期的文化，个人在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上的角色和地位是不可动摇的。这与马克斯•韦伯以及涂尔干所认为的现代社会是一个不断去个人化的进程的观点相左。在韦伯看来，功能理性是现代科层制和官僚化的本质所在，人的文化存在为效率、可计算性以及专门化所调控。按照雷蒙德•威廉斯的观点，这同样也是一种情感结构，因为它确实也是一种文化类型。情感结构承担着将个人体验上升为社会经验，乃至最终概括为文化的功能，同时情感结构是一种再认识，文化不仅具有建构功能，也具有认识功能。在雷蒙德•威廉斯看来，个人体验和社会经验可以细化为某种生活样式，而生活样式本身即具有物质性，这正是文化的根本属性。因此，依靠文本中寻找到的情感结构，历史学家和文化学家可以去“发现”甚至“建构”一种文化。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关心的主要问题既不是具体的文学作品，也不是抽象的社会构型，而是生产文化的全部物质设置这一中间领域，从剧场和印刷机到文学小圈子和资助人制度，从排练、评论到生产者和接受者的社会语境都在其中”［12］。

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理论就是要在历史唯物主义中探讨文化、文学生产的特征，它强调的是文化的物质性，全面审视物质媒介和意义之间的复杂关系。文化活动是物质生产形式，这是“文化唯物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如果说，汤普森的阶级意识理论为工人阶级验明了正身，理查德•霍加特完成了对工人阶级文化的确认工作，那么，雷蒙德•威廉斯就通过自己的物质性的文化立场，为当代社会主义者实现对工人阶级文化和社会革命力量的救赎工作，提供了一条文化批判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