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达转型揭盅

【前言】信达转型揭盅由文秘帮小编整理而成，但愿对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帮助。为此,财政部拟提供一系列扶持信达转型的政策激励,包括可能将由信达作为债转股退出的主要平台,其他AMC的相关债转股资产划拨给信达统一处置。目前,财政部亦拟将原委托信达处置的债转股资产折股。另外,还考虑安排一个适当的载体,承接信达挂账的2000多亿元政策性不良资产...

尽管有各种政策激励,信达作为先行者,转型面临的最重要问题仍然是缺乏明晰的盈利模式

资产管理公司转型在沉寂经年后,终于传来新的消息。

据接近财政部和资产管理公司(下称AMC)的消息人士透露,近日,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下称信达)已经获得国务院批复,先行探索转型试点。信达未来的定位,仍是以处置不良资产为主的现代金融服务企业。目前,各方正在紧锣密鼓地探讨转型方案的技术细节,最终的成熟方案将再次上报国务院。

成立于1999年的四大AMC(华融、东方、长城、信达),是以央行再贷款和发行金融债的方式对口承接了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的巨额不良资产。今年9月,信达对建行发行的2470亿元金融债率先到期,也为其转型方案的确立提供了契机。在建行于9月21日公告将其持有信达债券延期十年的同时,信达亦承诺用十年时间消化巨额挂账亏损(包括政策性亏损和商业性亏损),以自身利润逐步冲销,无需国家财政的直接补偿。

这是个凭信达自身之力几乎不可能完成的承诺。因为自AMC成立十年来,经营业绩最好的信达,每年利润也仅能勉强支付债券利息而已;要用十年时间以自身利润消化这部分巨额历史包袱,谈何容易。

为此,财政部拟提供一系列扶持信达转型的政策激励,包括可能将由信达作为债转股退出的主要平台,其他AMC的相关债转股资产划拨给信达统一处置。目前,财政部亦拟将原委托信达处置的债转股资产折股。另外,还考虑安排一个适当的载体,承接信达挂账的2000多亿元政策性不良资产损失,使之有一个体面的财务报表,不排除未来引入战略投资者,完成股改上市的目标。

按照信达、建行(601939.SH/00939.HK)和财政部三方达成的初步方案,信达将由建行出资237亿元,增加注册资本,按1.5倍市净率持有信达约49%股份,财政部控股51%。不过,因法律程序问题,建行尚未到公告此案的阶段。

10月17日,建行董事长郭树清在接受包括《财经》记者在内的采访时表示,建行表达过投资信达的意愿,但“AMC最难的是估值问题”,具体方案仍取决于有关部门的决定,对建行来说,“这将是商业行为”。

据《财经》记者多方了解,由于一系列技术因素,信达的最终财务审计及评估报告的确定,从2008年9月以来已经一再延期,并可能推至今年年底。

华融、东方、长城三家AMC亦曾上报过类似的方案,但此次信达方案获得首肯,意味着其他三家AMC的未来面临变数,“是其他三家都保留,还是合并保留一两家,都是未知数。”一位资产管理公司的人士坦承,“这说明国务院对AMC的转型方向仍未最后明朗。”

领先者信达

AMC转型讨论经年,一直难以产生最终解决方案。从表面上看,难题在于如何补偿损失和缺口。AMC成立后,每年的利润仅够付息,甚至一些AMC早就连付息都做不到,因此,挂账的政策性不良资产损失合计至今仍高达约1.4万亿元,与十年前对口接受的不良资产规模一样。

根据建行9月21日的公告,该行接到财政部通知,其持有的信达债券在到期后延期十年,利率维持现有年息2.25%不变;财政部将继续对该债券本息支付提供支持。

信达本次债券恰于当日到期。这是四家AMC中第一家到期者。根据建行A股招股说明书,1999年,原建行向信达出售了账面值为2500亿元的不良资产。作为处置的对价,信达公司支付给原建行30亿元现金,并向原建行发行了总面值为2470亿元的债券,为期十年。

一位资产管理公司人士表示,今年陆续到期的其他三家AMC债券也将以延期的方式解决。

1999年,信达、华融、东方、长城四家AMC相继成立,每家资本金100亿元,财政部为惟一股东。成立之初,为从工、农、中、建四大行按账面值接收1.4万亿元不良资产,AMC们从央行获得6041亿元再贷款,又对四大国有银行及国家开发银行共发行8110亿元金融债券,期限均为十年。

2004年,为配合国有银行股改上市,在第二次大规模的不良资产处置时,央行向AMC再次提供了为期五年的6195亿元再贷款,用于收购中、工、建、交等银行的可疑类贷款,并且明确要按实际中标价格偿还本息,超过部分由央行停息挂账。此次收购被视为商业化意味较浓。据接近AMC的知情者透露,这部分再贷款的归还也已延期至2012年。

据信达有关人士介绍,这部分央行再贷款中,信达占比规模较少,仅数百亿元。2004年6月,信达从央行招标竞得的中行和建行的不良资产包共2787亿元。其后,信达向东方整体转让了建行资产包1248亿元,向长城转让了中行可疑类资产包63亿元,由此,需要由信达直接承担的再贷款归还责任也显著减少。

不过,AMC面临的真正问题并非偿还债券和再贷款,而是自身定位。当初,AMC是仿照美国RTC(Resolution Trust Corporation,美国重组信托公司)模式成立的,后者在十年完成有关问题银行的不良贷款清收任务后即告解散。因此,四大AMC一直有“十年大限”的说法。在2006年国有商业银行股改上市陆续取得成功之后,AMC的处境也越发尴尬。经过十年的运作和膨胀,中国的四家AMC从机构到人员均已尾大不掉。因此,以中国长期需要专业不良资产处置公司为由,AMC确定暂时保留,但发展方向需要自行摸索。此后,资产管理公司自身和财政部一直在酝酿有关转型方案。

2007年,财政部曾下发《政策性不良资产清算办法征求意见稿》,提出政策性业务回收现金支付改制银行债券利息不足部分,由财政专项安排资金补足;向商业银行发行的债券,由择机发行的特别国债予以置换。但这一办法最终未出台。究其原因,动用政策一次性弥补亏损容易,但AMC未来的盈利模式、机构能力的建设、战略定位都并不清晰。

直至最近,信达终于成为转型先行者。“信达的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在四家AMC中相对较强,这是信达先行转型的主要原因。”接近财政部的人士表示。

信达的《2008年中国不良资产市场发展报告》显示,截至2008年9月末,四家AMC累计已处置政策性不良资产(包括政策性不良债权和债转股)约1.2万亿元,累计回收现金2380亿元,处置进度约83%,现金回收率约20%,政策性不良资产处置已经进入全面收尾阶段;同时,在商业化收购不良资产方面,四家AMC累计商业化收购不良资产已达1.04万亿元,已处置约4800亿元,回收现金超过1500亿元,现金回收率超过31%;但在商业化收购不良资产处置进度方面,四家AMC有较大差异――信达处置进度接近60%,东方和华融在40%左右,长城不足30%。

商业化收购是资产管理公司根据市场化原则收购出让方资产,并对所收购的资产进行管理和处置,最终实现现金回收业务。与处置政策性不良资产的计算标准不同,商业化收购业务的盈利取决于收购成本和处置回收率。

在这几个阶段中,信达均保持了领先地位。在政策性不良资产处置中,信达以29%的现金回收率和883亿元的现金回收规模排名首位。在商业化收购不良资产和回收现金规模方面,信达分别占总体的46.1%和51%,亦排名首位。在2008年上半年,四家AMC合计新增商业化收购资产超过260亿元,信达公司一家即占比达92%。

据信达有关人士透露,至2008年底,信达商业化业务账面资本金达200亿元左右,商业化业务利润约达12亿元,均居四大AMC首位。排名第二的华融商业化业务账面资本金不到150亿元,商业化业务利润不到10亿元。

“财政部的思路就是激励业绩优者。信达已经证明,商业化处置不良资产是可以实现盈利的,所以信达会走得快一些。”接近财政部的人士说。

债转股平台

信达虽获“先行试点”的机会,但这是沉重的一步。按照这次改革的前提条件,信达承诺用十年时间以自身利润消化巨额挂账亏损,包括政策性亏损和商业性亏损,而无需国家财政的直接补偿。

《财经》记者从多个渠道获悉,财政部正在寻找配套优惠政策,拟考虑给予信达一系列政策激励。一项主要政策激励是,将其他三家AMC的债转股资产中,与信达的债转股资产相关的部分将划拨给信达一并处置,信达通过资本运作提升债转股资产价值来弥补政策性业务的亏损,这也是此次信达提出“不需要财政冲销历史包袱”的一个前提条件。也就是说,信达将成为债转股资产处置的一个主要平台,这一提议得到了财政部的支持。

四家AMC最初接收的不良资产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债权资产,另一部分是由AMC阶段性持股的政策性债转股,即把一部分国有企业的债权转为股权。与此相对应,财政部分别于2004年、2005年对应前述两种资产建立了资产处置和股权资产处置回收考核目标责任制,将处置成本与回收现金挂钩。

目前,四家AMC累计接收的政策性债转股约2500亿元,涉及企业400多户,其中信达承接的政策性债转股占比最大,超过1000亿元,涉及企业140多户。

AMC现有尚未处置的剩余政策性不良资产,大部分为债转股资产,信达占比接近一半,为600多亿元。

债转股处置缓慢,原因在于回收率要求较高。财政部规定,单户处置和整体处置现金回收率平均不得低于60%,经国务院批准的资产缩水的债转股企业股权,现金回收率不得低于100%。加之财政部一直未兑现对这部分债转股资产的激励政策,AMC们则选择“暂不处置”。

不过,这些债转股项目中不乏具有增值前景的资产,一旦其中一两个项目运作成功,就可能大幅提升回收水平而“大赚特赚”,一位信达人士称。这正是被信达看重的一块“肥肉”。

由于信达对口建行承接的债转股资产以基础设施类为多,且行业分布较好,相较于其他三家AMC,信达颇有先天优势。公开资料显示,信达的债转股资产主要分布在煤炭、化工、石化、冶金、机械、有色、轻纺、建材等行业,其中煤炭资产占比近40%,而煤炭价格已经由十年前的每吨数十元上涨至现在的四五百元。

此外,信达还曾开创了将部分债转股资产运作上市的模式,如中核钛白、连云港等,其中资产溢价最高超过了10倍。

虽然信达人士称“这一成功是不可复制的”,但这种类似投行业务运作模式亦为其他三家AMC提升不良资产价值的常用手段,如长城曾成功重组了PT渝汰白――现名攀渝钛业(000515.SZ),为其“摘帽”并引进战略投资者等。

通常,每家债转股企业至少有两家以上的AMC共有。如果将其他三家AMC与信达共有的债转股资产全部划拨给信达,“对于信达来说,是利大于弊。”信达人士坦承。

“这部分资产是以账面价值划转给信达,还是以市场价值划转?对于债转股资产形成的损失如何核定?各AMC向相关债转股企业派去的管理人员去向又如何安排?这些管理人员已经与这些企业打了十年交道,是和资产一起走吗?如果权衡不当,信达不仅得不到利益,可能还会倒贴。”一位业内人士警告。

转型路线图

目前,财政部提出的AMC改革的路线图已然清晰:先是核定损失、财务重组,然后是组建新公司、引入战略投资者,最后是开拓新业务、谋求机会上市。

财政部正在考虑安排一个适当的载体,承接信达挂账的2000多亿元政策性不良资产损失,借此信达可以出具一份体面的财务报表。各方正在讨论的一个方案是,将这部分巨额历史包袱留在母公司,将信达的优质资产打包运作上市,即母公司挂账,子公司进行股份改制上市,利润逐年消化母公司的包袱。

这一模式并不鲜见。过去数年,国企扭亏多采用将优良资产打包上市的模式,将剩下的不良资产留给母公司。不过,这些存续公司和上市公司总是藕断丝连,纠葛不断,也给国企带来了一系列遗留问题。近年来,央企整体上市已成风气。此时,信达再走剥离上市之路,利弊一望而知。

“从操作上看,将这一模式嫁接到信达技术上没有障碍。但是,资本市场关心的还是未来的盈利模式和持续经营能力。”一位接近信达的人士表示。

近年AMC们在揽得更多不良资产的同时,亦纷纷涉足证券、金融租赁、信托等行业,成为另类“金融控股公司”,初步尝试组建提供多元化金融服务的运作平台,以期为日后的商业化转型奠定基础。AMC搜集的这些金融牌照,对现在大多谋求综合经营的商业银行形成了一定吸引力。但这些庞杂的金融牌照和相应的金融业务中,只有一部分是AMC不良资产处置主业的延伸,即便信达回归母体银行建行,从而获得更可靠的业务平台,但能否找到恰当的盈利模式始终是一个疑问。

“信达将坚持以不良资产处置和问题机构托管清算为主业,首要功能仍然定位于为国家提供化解金融风险的专业化服务,这是信达的核心竞争力。”信达公司党委副书记、副总裁侯建杭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说。

事实上,不良资产处置与经济周期关联度比较大,是否能够持续地从市场上获得不良资产,亦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

“即使建行入股信达后,也不会将所有不良资产都简单地交给信达处置。”郭树清的表态是,“还是要走市场化处置之路。”

中国的不良资产市场先天就存在制度障碍。事实上,AMC在成立之初就被赋予了多重目标,其间的冲突导致AMC运营中面临窘境。比如,帮助国企脱困和银行化解不良资产,在中国的社会保障体制还不完善、对债务国企的职工安置涉及社会稳定等因素的情况下,AMC的运作徒增难度,加之在中国不良资产处置缺少必要的法律安排等,不良资产处置市场很难做到市场化。

2009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以“会议纪要”形式下发了涉及审理金融不良债权转让的新规。这份争议不断、被认为行政干预色彩浓郁的文件针对不良资产债权处置,赋予国有企业及地方政府优先购买权,这必然有利于前者在操作中压价,增加了AMC的处置成本,被业内认为扰乱了市场秩序,极大伤害了不良资产交易的二级市场(参见《财经》2008年第24期“不良资产处置新规两难”)。这一政策的直接结果是,国企正逐渐取代其他类型企业,成为不良金融资产的主力收购者。来自产权交易机构的调查数据显示,国内的不良金融资产二级市场中,国有企业收购不良资产的比例大约占市场总量40%以上。

这也意味着,在中国市场化处置不良资产的空间依然逼仄。■

本刊实习记者姜志男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