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吴法统的余晖(上)

2013年6月8日，在导师潘汉典的居所一次匆忙的午餐期间，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白晟的话题照常是大半年来手头的工作：商务印书馆打算将近70年前潘汉典在东吴大学法学院读研究生时翻译德裔美国学者博登海默《法理学》的初版书稿重印出版，白晟将手稿录成电子文档，93岁高龄的潘汉典正在对清样进行紧张的校对。

“这么多年不知怎么保存下来的，今天还能出来。”潘汉典夫人感慨说。

第一次看到手稿时，白晟有些不敢着手。这部毛笔题签的书稿纸页已经泛黄发脆，似乎已经不起翻阅，不过整齐的钢笔字迹却历历清晰。

陈年手稿尚在，而它的诞生地——1915年设立于上海昆山路146号的东吴大学法学院的主楼，在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经历政治风霜和时光剥蚀，眼下风华褪尽，成为一所市声喧嚣的财经夜校。只有高挑的拱廊和四楼深邃的礼堂，依稀透露往昔中国第一法律学府的气质。

夜校门牌上并没有故址的标示，奔走上课的自考生们对大楼的过去知之甚少。历史像是陈旧的墙壁被重新粉刷了一次，所有的姓名和情节都被刷掉了。

但总有些东西，像那部手稿一样保留了下来，等待重新发现。近年来，随着对外部世界的开放和法治回归，昆山路146号的内涵被一点点发掘出来，人们逐渐体会到这座四层小楼在百年法治史上不可替代的重量。

1949年前短短30余年内，东吴法学院培养了一代法律精英，包括大量著名律师、七名国民政府立法委员会委员、东京审判的几乎所有中方法律顾问，以及数任国际法庭法官，在法学教育界获得了“南东吴（出律师），北朝阳（出法官）”的美誉，对民国法治影响深远。

东吴法学院在近代法学界地位之显赫，从1947年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提名可见一斑：法律界六位提名人选中，包含了王宠惠、郭云观、李浩培、吴经熊四位东吴人，其中年轻一代的吴经熊、李浩培都是东吴法学院培养的毕业生。

不仅如此，吴经熊、盛振为、杨兆龙、倪征、向哲浚、李浩培、鄂森、卢峻、潘汉典……这些在法治虚无逆流中失散和湮没的名字，和东京审判、五五宪草、比较法学院开创、民国司法改革等事迹，再次凝聚在一起，绘出近代英美法启蒙、法律教育、探索和民族自立的光谱，为近代法学的殿堂补上了一块缺失的穹顶，并将一抹珍贵的余晖，投射到当下的法治现实中。

这抹余晖中，既有香港基本法起草、海牙国际法庭履职这样的宏旨大节，更有如同潘汉典在《元照英美法词典》“缘起”中所说，在个人坎坷际遇中“傲骨依然、不废所学、报效邦国”，使英美法、比较法血脉不绝如缕地惨淡坚持。这样的坚持，最终反哺当下先天贫血的法学，将被政治切断的法律传承接续了起来。

近年来，随着《元照英美法词典》和《东吴先贤法学文丛》次第出版，以及杨兆龙、盛振为等人被重新发现，标志着“东吴法统”在历尽劫波之后的悄然回归。 “镇反”、“洗澡”与调整

1951年4月27日夜，已有36年历史的东吴法学院命运急转直下。

这一夜，已经卸任的东吴大学校长、法学院院长盛振为在上海富民路31号的住所被捕。先后被捕的还有该院原教务长鄂森，训导长刘朗泉，教授艾国藩、林我朋、郭云观，以及东吴毕业生高文彬等人。

这是上海一次统一的“镇反”补课，对象大体是旧大学的校长和教授。

上海市军管会及市政府于4月27日晚组织了由军队、警察、干部和工人、学生组成的4445个行动小组，约36000人，于午讹诈后在全上海进行了一次拉网式的突击搜捕行动，一举拘押了8000多人。

之前连番的政治运作，已让这座法律学府处于飘摇之中，谁也没想到军管会下此重手。

“我算是消息灵通的，但也没有听到任何风声。”89岁的徐圣庆说。当年他是东吴法学院的学生会主席。由于消息极度保密，还传出了公安人员翻墙入校带走诸人的传闻。

事后，按照地下党组织的安排，徐圣庆在全院学生会议上宣布了盛振为、鄂森等人被捕的消息。多年过去，当时在场的学生仍然难忘当时的震惊。在他们的印象中，有些过于严肃的院长是个纯粹的学者，教务长则是古道热肠情同手足的师友。

实际上，从1950年以后，抗战以来一直担任院长的盛振为就已经离开院务和证据法教学岗位，只能教英语了。鄂森也被免去了教务长职务。政治气候的变化，使历史复杂、“进步”色彩不强的他们不再适合主持校政。好在东吴出身的倪征接任教务长，又从南京大学请来师兄杨兆龙担任院长，勉力维持。

训导长刘朗泉则成为众矢之的。1950年9月，法学院向华东教育部报送了聘请刘朗泉等三人担任政治课教师的申请，只有刘朗泉没有得到批准，代替他的是一位上级指派的老区干部。

在时局剧变的关头，管理人选只是东吴法学院遇到的一个枝节问题。在“废除旧法统”和“消除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新政策下，这所教会大学出身、秉持英美法传统的法学院面临生死之厄。

1950年，华东教育部通知东吴法学院停招研究生，并要求课程改革，法学院举步维艰。上海市档案馆保留的东吴法学院1951年3月就课程改革给华东教育部的总结报告中，有如下陈述：

“解放后首先废除各种反动课程……各系课程根据坚决废除伪六法的精神，剔除了很多不必要的课程，民刑商法及诉讼法等课程的学分也酌量减少——但各系课程仍无一定准则，特别是法律系课程，特别感觉困难。”

倪征是这份报告的签名者之一。他和杨兆龙一起，在适应时代的同时，力图保留东吴法学院的比较法命脉。报告末尾婉转陈情称，东吴法律系附设有国际法学组，培养具有法学基础的外交和行政人员，因而重点设置若干国际组织、条约法学课程。这是试图以英美法的“实用”功能，换得在新政权下的生存。但这一苦心在“一边倒”的背景下只是幻想，课改方案上报后即无下文。

1951年底从东吴大学毕业的姜蕴华回忆，当时她基本没有学到什么英美法知识。“真正读法律只有两年，到第三年，旧法就不能学了，没东西讲，只能讲点政治、革命史。一二年级学了英美法大纲，本来要到四年级集中学，没学成。那两年，学生在混！”姜蕴华说。

“混”的主要内容，是参加各种运动。政治运动在1949年前已很发达，地下党组织完备。当时在和同班同学姜蕴华恋爱的徐希博回忆自己“跟着跑”，形式包括撒传单、唱革命歌曲、迎接入城、声讨美帝、保卫苏联等，还包括利用教会组织形式的团契。

法学院的汇报材料中说，任何运动都有学生参加，平均一次三四十人。1949年后每次运动人数增加1倍，约七八十人。当时东吴法学院的学生总数是571人。

学生会和校方发生矛盾，徐希博作为学生会理事，前往卸任前的盛振为家里开过一次会。他记得盛振为劝说，一定要好好读书。但这时的昆山路146号实际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政治运动之外，出现了诸多乱象。1951年元月，法学院在报送华东教育部关于整顿学风的报告里反映，刘朗泉去职、旧的训导制度取消后，一部分学生公然扰乱秩序，闯入课堂，甚至调戏女生，“本院学风危机日深”。法学院虽然采取了开除数名违纪学生的严厉措施，却无从恢复昔日校园的宁静。

盛振为等人的被捕，以及随后开展的思想改造运动，使教师群体更加怵惕自危。杨兆龙的女儿杨黎明1952年暑假到上海考高中，随父亲居住在校园内的教职工宿舍。杨兆龙叮嘱她，不要和邻居多接触。杨黎明发现，周围的人都神色紧张，感觉刚出过什么大事。

现存的东吴法学院档案里，保存着倪征和学生会干部一起带队下乡参观和抗美援朝，以及杨兆龙致函华东教育部关于开会传达政策的材料。在中，原由士绅捐献给东吴法学院用于建造图书馆的江湾一块地皮被划入区分掉。

“三反”“五反”的风波，也些微吹进了并不高的学校围墙里。但更重要的是1952年初的思想改造运动。这是全国针对知识界的一次普遍政治运动，被形象地称为“洗澡”。

当时在南京大学就读的陆锦碧回忆，南大作为中央大学后身，运动力度殊强，教授不仅讲义受到展览批判，还在学生面前痛哭流涕作检查。

东吴法学院亦是重点区域。根据倪征回忆录讲述，教师被集中到校内，分两组人人检查，详述履历和思想转变过程。“过关”决定权在工作组派驻的党员干部手中。此时，一直处于地下的党组织才真正公开。

高程德当时刚从东吴法学院毕业留校任助教，他一般性地检讨了自己过去有资产阶级思想，贪图享受。老教师们则是重点，他们需要沉痛检讨自己为反动政府服务，甚至加入的前科。徐圣庆回忆，在教师过关的标准上，他和学生党支部负责人庄咏文等人发生了分歧。对于社会职业关系复杂的老师，他认为出自养家糊口之需，只要批判思想就成，庄等人则要求严格把关。

新任院长杨兆龙由于曾担任国民政府检察长，成为思想改造的重点，甚至被人举报私藏一箱黄金，实际是归国时携带的书箱。

杨黎明回忆，工作组人员王明远来家找杨兆龙，问他为什么要在检查中提到请吃饭、地下党员王孝和因破坏杨树浦发电厂被判死刑案件，说前者有炫耀之意，而后者出于授意，与作为检察长例行签字的杨兆龙无关，不必谈及。杨黎明理解，王明远的意思是保护杨兆龙。但此后杨兆龙终究因王孝和案件被人抓住把柄。

徐圣庆说，思想改造之后，教师和学生的关系完全颠倒和冷淡了：学生活跃老师沉默，“不敢讲出格的话，怕被举报”。平时相见，老师对学生陪着笑，敬而远之。在这所朝不保夕的校园里，大多数老师和学生的命运之间，划上了深深的鸿沟。在1951年12月高程德所在班级的毕业照上，前排或蹲或立的同学们生气洋溢，后排肃立的杨兆龙和倪征却神情忧郁。

与思想改造同时，是全国范围的“清理旧司法人员”运动，要求全面淘汰建国初留用的持有旧法观点的司法人员。“旧法”指国民政府时期的“六法全书”体系，英美法自然更在摒斥之列。

在思想改造、清理旧法人员和院系调整三项政治运动的交会点上，东吴法学院已无所存身。

1952年暑假，昆山路146号最终易主。

在中国大学的历史上，这是一个过于酷热的夏天。在院系调整的名义下，有教会或西方血统的大学被撤销或遭受重创，消失者有燕京大学、辅仁大学，以及东吴法学院的母校东吴大学等。在上海，17所高校被关闭。

传统的大学法律系全部被撤销，代之以新成立的六处政法学院，以彻底的政法思维替代“旧法观点”。东吴大学与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复旦大学等七座华东高校的法律系被撤销，并入新成立的华东政法学院。东吴法学院增设的会计系则并入上海财经学院。已经念完三年级的学生提前一年毕业，低年级学生全部转入华东政法学院，教师则等待分配。

院系调整之前，照例是集中学习，统一思想，然后服从调配。对未来怀有好奇的学生们，当时对母校的消亡并未感到多大遗憾，师生各奔前程，惜别留恋已成忌讳。1957年“反右”期间，倪征在受批判时，坦承自己对于东吴法学院停办“确有情绪”，这是少见的惋惜表示。

1952年9月，东吴法学院图书馆奉命向华东教育部移交“反动图书”，共2676册，清单上包括了东吴校友、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的《教育心理学概论》（陆在燕大思想改造运动中受到猛烈批判）、陈鹤琴的《儿童心理学研究》、陈启元的《民主论》、陈立夫的《唯生论》以及《新约圣经》等。

这座被盛振为称为“远东最佳之一”的图书馆，1935年已藏有2万余册法律书籍，历经抗战而幸存。在向华东政法学院移交的过程中，图书受损流散当不止于“反动书籍”。学者高积顺在《盛振为——培养法律精英的教育家》一文中描述，东吴法学院图书馆被抡锤破毁，图书一扫而空，有些被当作废纸扔进垃圾堆。

一代法律学府就此消失。倪征作为上海17座停办高校联合办事处的东吴法学院代表，继续在昆山路146号做了两年善后工作，保管移交档案文件等，直到1953年冬天法学院旧址转让给新建的上海财经学院。

此前抗战期间，东吴法学院几经搬迁。上海“孤岛”时期，盛振为带领内迁师生在四川联合沪江大学复学，副教务长费青和鄂森率留沪师生创办中国比较法学院，为避日伪骚扰四易校址，直到胜利后合校，回归昆山路。潘汉典在此期间入学，由他主编的1944法学院年刊登载有他和同学们摄影的几处校址照片。昆山路146号旧校舍的照片上，潘汉典题诗：“有客归来，问讯旧玄都，今非昔。”这一伤时之语，竟成八年后之谶。

在档案材料里，东吴法学院消逝的最后余波，是1965年上海市高教局请示销毁东吴法学院、沪江大学、圣约翰大学部分档案的文件。东吴法学院共需销毁行政文件32卷，学生学籍资料61卷。保留下来的档案则成为“美帝国主义对中国文化侵略”的证据。 三代人的薪火

1915年，东吴大学法科创办于上海，是美国基督教会在华创办的第一所法学院。1927年“北伐”之后，国民政府要求东吴大学脱离教会管辖，以中国人为主管理。东吴法学院聘请本校1920年毕业生吴经熊为校长，1924年毕业生盛振为任教务长，开始了由东吴法学院同人“自治”的时代。

吴经熊身兼上海特区法院院长，法学院借重其名声，具体教务设计则由盛振为担承。东吴毕业后留学美国著名比较法学学府西北大学的盛振为，将东吴大学法学院原有的英美法教育加以本土化革新，形成中国法、英美法、大陆法的“三轨制”比较课程。出于自由讲授中外法律的信念，1933年1月，法学院甚至启事开设“意大利法西斯社团法”课程，将其作为“一种最具创造性和表现力的政治概念”来研究。

出于“重质不重量”的教育宗旨，东吴法学院在招收新生、学业考核和毕业门槛上都极为严格。抗战前，其学制是五年，即要求念完两年大学预科再修三年本科，课堂笔记考核尤其严厉。倪征回忆，他1925年转学东吴时，一年级学生共40多人，毕业时仅剩13人，原因就是备课压力太大。原新四军秘书长李一氓曾化名与倪征同班就读，因为需做地下工作，最后退学。

这种高淘汰率，一直维持到临近学校关闭。1950届毕业生沈关盛回忆，考上东吴法学院很难，英美法课程全是说英语，使用原版教材，且模拟英美法庭实行判例教学。他的外文只是中等，考试只能勉强过关。班上50个学生，只有20个人毕业。

精英式的教育方式，使得东吴法学院的学历得到国外著名大学的承认，这又进一步使东吴毕业生有了留学深造的便利机会，抗战前即有15% 的学生出国，吴经熊、倪征、杨兆龙等人都是受益者。吴经熊1920年赴美国密歇根大学留学后，很快结识了美国联邦法院大法官霍姆斯并得到哈佛法学院院长、法学泰斗庞德的肯定，以后杨兆龙又由吴经熊推荐师从庞德。

他们学成归国且在母校执教，又使东吴法学院在延请名流之外实现了师资的自我造血，成为民国教育史上的一个独特现象。吴经熊、盛振为、杨兆龙、倪征、孙晓楼、鄂森、陈霆锐、林我朋等都是东吴法学院毕业生，留学获博士学位后归国在母校任教，形成代际师承关系，实现了东吴同人的薪火相传。如吴经熊1938年曾推荐学生杨兆龙出任东吴法学院院长，因故未能实现，由原教务长盛振为担任；倪征又于12年后举荐师兄杨兆龙接替老师盛振为任校长，完成了三代院长的交替。

东吴同人的关系，并非止于师生授业和学术传递。“孤岛”以后的教务长鄂森，即是庇护学生无微不至的典型。对于徐圣庆，鄂森有困境援手之恩。徐圣庆的哥哥在杭州查出肺结核——这在当时是一种痼疾，被迫到上海治病，无处投靠。鄂森得知，慷慨允其住进家中，饮食优厚，历时半年痊愈。潘汉典1944年本科毕业后进入银行工作，亦由鄂森推荐。1950年鄂森被捕后，眷属生活无着，曾由杨兆龙发动东吴师生接济。晚年盛振为的冤案，亦经东吴教师傅季重、毕业生聂昌颐等奔走请托而成。

近人不易索解的是，作为远东最著名的法律学府，东吴法学院始终是一所夜校。盛振为坚持创校之初下午4点30分至7点30分的课时，使学生可以半工半读，教师也大量兼职。大量学生因此可以在毕业前兼职律务，深度参与社会，毕业后顺利入行，盛振为、杨兆龙、倪征等人都有如此经历。法学院最早的18届毕业生中，超过四成是专业律师。另外一面，兼职的教师也因此更具社会影响力，如鄂森、陈霆锐是著名律师，吴经熊是法官和立法委员会委员，向哲浚是检察官。这使得东吴法学院对近代社会进程的介入，远远超出了一所普通学院的能量。其中，“五卅运动”以及收回治外法权、民国宪法的起草、东京审判，是其中的几大关节。

“五卅运动”时期，已赴西北大学留学的盛振为在芝加哥控诉帝国主义侵略，就读东吴大学的杨兆龙以员之身出任五卅惨案法律委员会委员，校友江一平为被捕学生辩护，教师陈霆锐在报纸上发表社论呼吁收回治外法权。1925年4月，陈霆锐与董康以上海律师公会代表身份赴南京向督军孙传芳请愿。次年8月，当局拟定收回上海会审公廨暂行条例，最终成功收回会审公廨。

吴经熊1931年开始担任立法委员会委员，盛振为与之同事，两人一同参与起草构成民国“六法全书”主体的民、刑、商法典。吴经熊还担任宪法起草委员会副委员长，1934年以个人名义发表了《吴经熊氏宪法草案初稿》，投石问路以供争论，成为1936年《五五宪草》的蓝本。

1945年7月，倪征启程赴美考察司法，在印度卡拉奇机场的招待所巧遇法学启蒙老师吴经熊携带《联合国》从新近成立的联合国返程。吴是中国代表团法律顾问，代表团成员中还有东吴法学院的元老王宠惠。回国后《联合国》为吴经熊交由杨兆龙翻译发表。

1946年，倪征在美考察期间邀请庞德来华担任司法行政部顾问，杨兆龙协助庞德创立“中国法学中心”，编写《中国法通典》，以充实略显空疏的“六法全书”。杨兆龙还将当时刚由国民制宪大会出台的《中华民国宪法》给庞德过目，庞德写作2万余字的长文评述，由杨兆龙译成中文发表。可惜实施的雅意，终究输于内战的鼙鼓。

另外，参与东京战犯审判，是台前幕后的东吴同人最重要的事迹。

最早被委任出席东京审判的向哲浚，是东吴大学兼职教授。他举荐师弟梅汝璈出任法官，自任负责举证的检察官，并以东吴法学院毕业生裘劭恒、方福枢为检察官和法官首任秘书。此后因法庭按英美法程序审理，举证任务繁重，向哲浚经与倪征商议，决定增加东吴法学院教授鄂森、桂裕等人为检察官顾问，以倪征为首席顾问。

倪征回忆，初期取证极其困难。1946年底他和鄂森一起冒雪乘飞机回北京，在监狱里提审汉奸，寻访被日本人毒死的吴佩孚遗孀，艰难搜集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的战争罪证。最终法庭将对上述两犯的控诉权从菲律宾移交给中国，向哲浚、倪征在法庭上严正控辩，驳倒了土肥原和板垣的辩护，使二人最终伏法。

因为搜集罪证任务繁重程度超出想象，向哲浚又在东吴毕业生中挑选人手，再次派往东京聘为检察官、法官秘书。高文彬、杨寿林、刘继盛、郑鲁达等人经面试获得聘任。这样，东吴师生在东京审判中形成了梯队阵容，占了中国法律工作人员总人数的七成以上。高文彬从一张日本旧报纸上，找到了南京大屠杀中两名军官举行“杀人比赛”的关键证据。裘劭恒则说服了末代皇帝溥仪出庭作证，揭露日本人策划成立“满洲国”的罪行。

大批东吴师生前赴东京法庭，离不开忙于东吴复校的盛振为支持。此时杨兆龙在司法部担任战犯罪证调查室主任，搜集日寇侵华罪证，移交给东京法庭。与东京审判同时，杨兆龙草拟《战争罪犯审判条例》，于1946年10月颁布实施，以后大批日本战犯即根据此条例在中国国内被审判。

战犯审判历时近三年，1948年12月23日凌晨，向哲浚见证了土肥原等七名甲级战犯在东京郊外巢鸭监狱刑场被处决，焚骨扬灰。倪征晚年在回忆录中提及此中艰辛，依旧“泪水盈眶，不能平静下来”。

此时，内战炮声已逼近上海，东吴法学院即将结束它在民国法治史上的使命。（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