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运作、法治与收入差距

中国市场化转型的连续性特征和这一过程中法治的缺失是造成收入差距悬殊的关键因素｡由于不满足库兹涅茨假说的隐含前提,如果任其发展下去,这种收入差距不仅不可能像假说所预测的那样自行趋于收敛,反而会造成既无平等也无效率的恶果｡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加快法治化进程,推动法治建设,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要求之所在,也是深层次的匡正之道｡

关键词:收入差距;权力运作;法治;利益集团

中图分类号:F0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6)05―0099―06

一､引 言

近年来,中国收入差距､不平等程度的扩大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从1978―2004年,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不断上升｡对此,已经有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如郭剑雄[1],王德文[2],万广华､陆铭､陈钊[3],毕先萍､李正友[4],张红宇[5],郭熙保[6]等等｡

综观这些文献,可以发现它们有这样一些共同之处:其一,绝大多数研究都把注意力放在了地区间(城镇与乡村,或沿海与内地)收入差距之上,并以此为出发点展开分析;其二,除个别学者如边燕杰与张展新[7]､蔡与杨涛[8]外,大多数文献在讨论收入差距时,没有对这一现象背后的政治､经济互动予以足够的重视,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他们理论的解释力｡

有鉴于此,本文将从一个新的角度对中国的收入差距问题进行分析｡与现有文献不同的是,我们将从利益集团这一视角来考察这一问题,重点探讨权力运作失范所带来的收入差距及其后果｡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对这样几个核心问题作出回答:第一,权力运作对中国收入差距的扩大起到了怎样的影响?第二,中国的收入差距会依照库兹涅茨假说所预言的那样自行收敛吗?如果不会,它将造成怎样的影响?第三,如何才能解决这一问题?

在正式讨论之前,有必要对我们所选择的切入点――利益集团,简要地加以解释｡所谓利益集团,一般指的是某些拥有共同利益的个人｡正如现代“集团理论”奠基人Arthur Bentley所言,“不存在没有其利益的集团”[9]211｡本文之所以着眼于利益集团,而不是采取以往研究中常见的“阶层”或“地域”视角,主要是因为“利益集团”较之其它两个概念来说,界定标准更为精确,减少了划分社会群体时的模糊性｡比如,以“阶层”的角度来看,只能得到“城镇居民”与“乡村居民”这样两个大而化之的群体,但是在现实中,后两个分群体内部根据收入､社会地位乃至影响力的不同,可以说千差万别｡

二､权力运作失范与收入差距

(一)被忽视了的背景:中国特色的市场化转型

以往的研究者在探讨中国收入差距扩大问题时,常常将产业结构调整､人口变动､户籍制度等因素视为导致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这些解释在一定程度上无疑是有洞察力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但是,如果我们把目光从阶层或地区间的收入差距这一视角移开,深入探究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收入差距,那么,一个此前被忽视的重大背景就立刻变得清晰起来了,即:中国收入差距的扩大恰恰发生在中国市场化转型过程之中,而且与后者完全同步｡

因此,要想深入､全面地理解中国收入差距的扩大,必须结合这一现象的背景进行思考｡事实上,中国收入差距的扩大始于20世纪90年代,这段时期也正是中国的市场化转型由表及里､改革逐渐深化的过程｡正如接下来要论证的那样,两者在时间上的同步绝非偶然或巧合｡中国市场化转型的特性正是同一时期内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如前苏联､中东欧诸国相比,中国的市场化转型有一个明显不同的重要特征,那就是政治体制的连续性[10]｡在转型过程中,基本社会体制框架,尤其是政治制度,以及主导性意识形态没有发生变化｡这种渐进式改革,当然有其成功之处和意义,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基本保持了整个经济体的稳定有序,避免了过于剧烈的震荡和冲击｡但是,由于转型过程中不具备相对完善的法治环境的外在约束,在一些部门､行业里权力运作失范也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即改革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社会上普遍反映的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等问题｡

(二)法治缺失､利益集团与收入差距的扩大

权力运作失范是如何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呢?首先应该指出,权力运作本身并不必然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它也并不必然意味着政治权力与经济资源之间的相互转换｡但是,在没有足够强大的法治约束相配合的情况下,权力运作的失范就成为一种必然了｡正如阿克顿勋爵的名言,“权力往往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则必然导致腐败”｡在没有相对完善法治的状况下,一些个体所掌握的国家权力蜕变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即孙立平所说的那样:在市场经济部门与再分配部门之间存在着一个准市场,这一市场中实行的是以权钱交换为原则的政治资本与经济资本之间的交换[11]｡

这样的一些个体,显然在许多方面拥有共同的目标和利益,因此可以被归之为“利益集团”之列｡而由于其人数之少,又可以视之为小集团｡它们的成员组成较为复杂,既包括腐败官员,也有垄断行业中的国有企业内部人等等,但总体来看,无一例外都有着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在某些领域或行业中拥有一定的权力,而这权力本来是源自于国家的｡如Olson所言,小集团易于克服集体行动中“搭便车”的难题,往往比大集团更能发挥影响力[12]｡审视中国转型过程中的精英形成和权力运作就会发现,这些小的利益集团正是造成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

泽兰尼是最早关注转型国家中精英形成与不平等问题的学者之一[13]｡他关心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改革之前的掌权者在转型过程中,是随着权力的丧失而导致社会地位的下降,还是利用原来掌握的权力来优先获取市场机会和社会资源?汉吉斯认为,权力在市场化转型中的作用不会立刻消失,拥有权力的干部会利用手中的权力将自己重构为一个“攫财阶级”(propertied class)[14]｡斯坦尼斯基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指出:在转型中,原来的政治职务成为私人聚敛财富的手段｡这一派理论被称为“精英循环理论”,强调改革前后精英的连续性[15]｡

而中国的市场转型过程由于其政治体制连续性的背景,使得精英的形成更具集中性､连续性｡与中东欧各国相比,中国市场转型中精英的形成过程就表现为: 并不是不同类型之间的精英的转换,而是改革中出现了一个掌握政治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总体性资本精英集团[10]｡换句话说,中国的精英并不需要“转换”,而是“更上一层楼”,直接升级为精英中的精英｡由于缺少一个足够强大的法治环境,这种精英集团在相当程度上不受制于法治的约束,因此蜕变为再分配性质的强势群体;对其来说,“按权力分配”就成为决定其收入的基本原则｡与此同时,这种再分配使社会中大量生产性资源集中在精英集团这个小群体手中,阻碍了中产阶级的形成｡

归纳起来,我们可以这样说:造成中国收入差距悬殊的有两个关键性因素,其一是中国市场化转型的连续性特征;其二是这一过程中法治的缺失｡我们不妨称之为“权力运作失范型”收入差距｡

三､“权力运作失范型”收入差距会自行收敛吗?

(一)库兹涅茨假说的隐含前提

在论及中国收入差距的变动趋势时,许多学者认为这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随着经济增长到达一定阶段后,差距将会缩小｡这一类观点的理论依据是著名的库兹涅茨假说;后者是由经济学家库兹涅茨提出的“倒U 曲线理论”,他认为:在现代化初期,随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收入的不平等程度会增大;当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时,收入差距达到最高点;而收入水平达到工业化国家水平后,收入差距会逐渐缩小[16]｡除这一类观点外,也有其他学者认为,中国现象具有特殊性和复杂性,未必适用于库兹涅茨假说;但是,他们没有对其中的原因作出更为深入的分析,而只是较为简单地将之归结为二元经济､城乡分割､户籍制度等因素｡

正如上文所述,中国收入差距的扩大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权力运作失范”问题,它发端于中国转型过程所独有的“政治权力连续性”,形成于外在法治制约的缺失;两个条件是造成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的本质原因｡换句话说,中国的收入差距扩大表面上是一个经济现象,但其背后却隐藏着深刻的政治经济互动｡当我们询问“库兹涅茨假说是否也适用于中国”这一问题时,首先应当考察这一假说的前提条件是否成立,如果前提不具备,那么假说成立的可能性显然要遭到严重的削弱｡

那么,“库兹涅茨假说”的前提是什么呢?审视这一理论假说的基本思想就会发现,它实际上是一种“乏权力”的假说｡我们知道,库兹涅茨从英､美､德等发达国家的历史统计资料得到:收入不平等经历了一个先恶化后改善的过程｡但是,仔细审视之下就会发现,这些国家都有较为深厚的法治传统,“权力”对经济运行并没有产生太多干扰和扭曲,因此也往往被研究者所忽略｡更准确地讲,库兹涅茨隐含地假定了权力在经济发展中起着良性､至少也是中性的作用｡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这一假说中根本无从察觉“权力”还有被用于再分配､掠夺的可能;也无从得知掌握权力的行为主体究竟是用这些权力来创造一个稳定的经济运行环境,还是用来进行“设租”､“寻租”等对经济绩效有害的活动｡分析至此,库兹涅茨假说成立的隐含前提就浮出水面了:那就是经济体中不存在任何强取豪夺､的行为｡在这样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的收入不平等问题确实只是一个阶段性的问题,将随着经济增长而逐渐缩小乃至消失｡

但事实是,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恰恰不具备这样的前提｡非但如此,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独特转型特征,又缺乏法治制约的市场化过程中,收入差距不仅不可能像库兹涅茨假说所预测的那样趋于收敛,如果不能够及时改善法治环境,收入差距还会进一步扩大｡这是因为,权力运作失范带来的寻租活动有着报酬递增的特性,相对于生产性活动而言,寻租活动的增加会使得寻租的吸引力上升;随之而来的较差的经济均衡将表现出更高的寻租水平和更低的产量｡此外,寻租尤其是由政府官员进行的公共部门寻租会严重损害创新活动,形成更为恶劣的对经济增长的阻碍｡

(二)最坏的结局:既无平等,也无效率

基尼系数的上升,背后隐藏着一个重要的经济变化,即:经济体中的资源与财富越发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根据Acemoglu等的研究,这种经济资源的集中代表着经济权力或者说经济影响力的增强,而拥有更多经济权力的社会团体或阶层,将致力于争取更多的政治权力或政治影响力,反过来增强自身在经济上的优势[17]｡Hoff与Stiglitz指出,在转型过程中形成的个别群体可能会倾向于推行对社会总体有害的制度,他们通过资产掠夺为延续非法治状态提供机会,或者通过行贿来维持垄断进而阻止那些支持法治的“政治局外人”发挥作用[18]｡

经济上居于支配或主导地位的集团,如果规模足够小,就往往能够在集体行动中成功地实现自己的意愿｡这可以从内､外两个方面得到解释:第一,对小集团来说,其内部的搭便车问题比大集团更容易得到解决,――无论是通过自愿谈判还是选择性激励手段｡第二,经济上居于优势地位的小集团,在处理外部关系,如游说､呼吁甚至以灰色手段影响行政决策时,有足够的物质资本支持｡这也就是Acemoglu等着重指出的:拥有更多经济权力的集团往往可以掌握实际的政治权力,并且,它还会致力于将已经得到的优惠和倾向性政策制度化,甚至直接影响政治制度,以谋求长远的自身利益[17]｡Hoff与Stiglitz认为,侵占了巨额财富的少数寡头们会利用自己的权势保护已获得的租金;与从法治状态下获得的利润相比,寡头们认为可以凭借经济上的垄断地位获取更多的租金,因此更愿意冒没有法治的风险[18]｡

小集团的这些权力运作,在缺乏法治制约的环境下,很容易衍生为对社会中大多数人的剥夺｡McGuire与Olson已经用严密的经济学模型证明:少数人集团的统治,在经济上的后果将是社会总产出的下降,以及税率的提高[19]｡用更为直白的话来说就是:由于小集团只对社会拥有比例相对微小的“狭隘利益”,因此它推动社会总产出的动力总是比较淡薄,而利用手中的权力对其他社会阶层实施掠夺性再分配,才是最有利于小集团的选择｡实际上,在权力运作失范和法治缺失的既定背景下,如果不加以纠正,中国收入差距非但会进一步扩大,还会导致更为严重的后果,那就是市场经济的根基被权力运作所腐蚀,彻底退化为简单的自我实施交易机制,分工与专业化的好处再也无从获得｡

一旦情况真正恶化到这种地步,那么,经济学中著名的“平等与效率”之争将变得毫无意义;因为等待我们的将是一个既无平等亦无效率的彻头彻尾的“坏的市场经济”,也就是Acemoglu､Robinson与Verdier所说的“盗贼横行(kleptocracy)”的国家[20]｡我们在此要严肃地指出,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事实上,平等与效率之间的真义,并非仅仅像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存在着一种“权衡”(trade-off)关系;实际上,两者之间的相互依存性远远大于竞争性,如果我们把“平等”理解为机会平等而不是结果平等,那么它与“公平､正义”的含义就完全一致｡很难想象,一个缺乏起码的公正､正义(justice)的经济体,能够实现任何意义上的效率;或许,那时的效率只能是“掠夺之手”所在的寄生性部门的效率了｡这对整个经济体来说,无疑是一种悲哀｡

四､匡正之道:法治

从历史经验来看,19世纪后期英美各国曾经出现过严重的社会动荡不安,当时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一个关口,以往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收入分配不公､精英阶层凭借权力对民众剥夺所造成的社会冲突等等,已经积累到了临界点｡面对这一危机,英美分别从19世纪70年代､90年代起推动法治化建设,逐渐化解了收入分配不公所带来的空前威胁,也自此将社会行为个体､政府行为均置于法治规则之下,奠定了自由市场经济的基础｡

以史为鉴,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危机｡中国在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收入差距扩大､分配不公等现象,从根本上说,解决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推动法治建设｡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如英美等,由于其深厚的法治传统,已经形成了良性的制度保障,无论是富裕阶层还是贫困阶层,个人权利在很大程度上没有被权力威胁之虞,因此经济体内的生产性努力远远重于再分配性努力｡反观中国这样一个由计划体制大步跨入现代市场经济的国家,法治传统本来就比较薄弱,在缺乏制约的情况下,权力运作最容易蜕变为鼓励､刺激再分配性努力的工具,成为政治上居于强势地位的小集团的最优选择｡

好的市场经济一定是权力受到适当制约､在制约下得到适当运用的经济体,其中的关键就在于法治(the rule of law),只有在法治的守护下,市场经济才能发挥其效率,同时也给予每个行动主体以平等的机会｡Olson曾经指出:在好的市场经济下,富有的社会阶层会倾向于维护法律和秩序[21]｡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中国等新兴的转型市场经济体,当改革进展到十字路口时,部分最富有的社会群体却倾向于漠视法律｡实际上,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之后,根本的动机却是一样的,那就是自利｡所不同的是:好的市场经济下,特定的制度安排使人们的自利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力量,所谓“化私利为公益”,――这也正是斯密提出的“无形之手”;然而,在坏的市场经济下,由于缺乏适当的制约,同样的自利动机却成为破坏社会稳定与秩序､损害长期发展根基的“掠夺之手”｡转型过程中,原本掌握着行政权力或者垄断着经济资源的各种小集团,在“公益”的旗号下为了一己之私利而侵夺国家､其他社会阶层的资产,造成“化公益为私利”的恶劣后果｡

因此,中国的法治化､民主化进程绝不能如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存而不论｡多年改革能否冲破瓶颈,能否最终实现一个好的､公平的市场经济,从根本上取决于民主､法治的进展｡基尼系数虽然只是一个数字,但它背后的含义却发人深省｡总书记在2005年9月6日会见出席第22届世界法律大会的代表时,深刻地指出:“和谐社会首先是一个民主法治社会”,他还说:“我们将继续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推进依法行政,落实司法为民的要求,充分发挥法治在促进和保障社会和谐方面的重要作用”｡这充分表明了我国政府深化改革开放,推进民主和法治,构建一个民主法治下的和谐社会的信心和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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