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中国国家形象的历史、脉络和外延

从2008年开始，随着国家形象和国际传播能力研究的兴起，一批中国国家形象描述的著作出现，让我们有时间坐下来，从文史学家、东方学家、政治学家的角度，看待今天中国已经形成的国家形象。

看的书

在近年出版的图书中，以19世纪中后期开始，西人看中国的一批文献著作作为重要的研究关注点。研究者们试图通过西方文献的历史比较，来看待今天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些国家形象是如何形成的。而这也涉及国家形象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关于中国的历史叙述和身份认同。如厦门大学周宁教授的《天朝遥远》、复旦大学葛兆光教授的《宅兹中国》，都是这类典型。

从一个研究国际传播的学者来看，这批书籍的意义不在于一个表相化的国家形象描述，而在于研究“中国”这个政治、地理和文化概念是如何在西方语境中一点点树立起来的，这个树立过程就是国家形象的萌芽过程，也是中国的世界身份萌芽期。

而在20世纪中叶，当中国更多地为政治身份和民族独立而奋斗的时候，中国的国家形象已经不再是西方世界眼中远距离审美，而成为了国家政治需要的描述、和文化认同的外化。这段历史时期的作品，也在近期的出版大潮中找到了雪泥鸿爪，比如中国学者重新整理翻译的费正清、艾田蒲的著作《中国传统与变革》《大分流》等，甚至包括中华书局的《北美中国学》。这些书籍的共同特点是，记录了在一个政治变量极多的时期，知识精英对于中国的看法沉淀。

当然，当下的时局也不可忽视。在门洪华新编的《关键时刻》里，在大卫·兰普顿的《中国力量的三面》，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甚至是傅高义《邓小平时代》、基辛格《论中国》中，一批西方学者对于当代中国理性、沉着或者艳羡、嫉妒的书籍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有很强历史纵深的国家形象。总体上来看，当下的论著，更多的是讨论中国未来的出路和发展。但是对于当代形象的定义，直接决定了未来的政治选择。如果按照软实力的理论，文化、价值观、外交政策共同构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那么这些当下的中国描述，都围绕着这三个问题展开。

想的事

其实讨论这些问题，是要沿着已经形成的国家形象历史和脉络，去回应“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向哪里去”。最近的这些阅读，实际上是在唤醒我自己，跳出自己在这个研究的窠臼中。

一个国家形象的形成，是主观设计和客观存在的共同融合，同时这种形象会不知不觉地融入世界的眼光。在中国古代和近代，由于当时的国家形象的主观设计很少很弱，所以海外学者、传教士、旅行者的观察，是一种更加真实的客观存在。从过去的游记，到后来的小说，再到传教士的文字记录甚至是早期外国人在华办报，再到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汉学研究兴盛，都是这样的逻辑。

另一方面，我们其实也在通过这种描述，来定义中国近代以来的世界身份。中国到底如何进行国际传播，与世界相处，在不同阶段是有不同认识的。但是不变的一点是，中国的国家形象，不是建立在自己的想象中的，而是在2000多年的文化基础和200年近现代对外关系的博弈中建立起来的。这与一些西方国家的形象和价值观形成有所不同。西方价值观的形成，往往源自制度和宗教；而我们的价值观形成，往往源自文化。但遗憾的是，其实我们对于自己的认识真的很少很有限，这也使得我们在国际传播的空间中，缺少中国式的话语描述。

从这些早年的历史文献中推演国家形象的变化逻辑，然后解读当代国际舆论对华建构和认识，是国家形象研究的必要理论准备。今天，国家的主观形象和客观形成之间的通道，实际上是每一个国民的身份认同。一旦这个通道断裂，国家形象就会变得茫然无措。因此塞缪尔·亨廷顿会在9·11事件之后，急切地发出“我们是谁”的命题，并且再度去寻找美国的国家特性，尽管这个特性已经在各种政治场合深入全世界的价值观中间。

在一个喧嚣的环境中沉静下来，以“向后看”的态度去重新寻找中国国家形象，其实是很享受的一件事情。从物化的角度，那些沉淀在方鼎、活字、职贡图中的中国形象，已经非常鲜活地烙印在世界认识中国的历史中，无论我们承认与否；从精神的角度上看，我们对于自己的界定，常常有人为、理想化的情绪，却没有宽容、淡定的情怀。近代世界用了超过200年的时间，去认识一个庞大复杂的中国，我们为什么不能用生命中的短短时光，去重温历史文献的醇酒，酿一杯国家形象研究的陈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