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日本武士道“死的觉悟”

“死的觉悟”是日本古典武士的道德原则，是武士道形成的第一阶段。武士对于死的独特认识不仅影响了后期武士道精神的思想内涵，而且至今还影响着日本作为加害者对于发动侵略战争的反省意识――有“耻”的感受、无“罪”的觉悟。本文试就日本武士剖腹(切腹)自杀的动机、武士道“死的觉悟”与日本宗教和文化的影响、武士道生命观与罪恶认识展开解析。

一、日本武士剖腹自杀的动机

日本武士和武士道给人最深刻的印象莫过于武士“视死如归”的自杀冲动及其选择剖腹的死法。“大约在十五世纪之末，允许一个武士切腹自尽，免得他受着正法的羞辱，这样的军界风俗，早已是风行一时了。”也有人认为，自从1192年镰仓幕府开创以来，剖腹就成为武士自杀的惟一方式，“日本武士的‘切腹’行为起源于治承元年(西元1172年)”。日本《太平记》一书所统计的2640名自杀而死的武士中，以“剖腹”方式自杀的就有2159人。

日本武士选择剖腹自杀的思想根源在于其另类的生死观――“死的觉悟”，其首要动机是对荣誉的追求。在荣辱感强烈的武士看来，不同身份的人当有不同的死法，战死或剖腹才符合武士身份，“平常床箦死”是有损名誉的。选择剖腹这种特殊的自杀方式就是要证明其宁死不屈，就是要显示其忠诚、英勇。因此，日本武士非常重视自杀和他杀的区别。“在激烈的战斗中，如果采取一般的，如自刎或其他方式，则很难判断是自杀还是他杀。如果被误认为是他杀，或被对方假报为他杀，那么自己所崇尚的自杀就失去了价值，自己要显示的忠勇也得不到承认。为此，要留下确凿的自杀证据，就必须采取非同一般的自杀方法，那就是剖腹。因为在战斗中，敌人不会故意只割其腹部，使之不立即死亡。”

为了显示“英雄气概”，日本武士甚至把剖腹当作一件非常庄重的事情来做，致使剖腹逐渐被规范化、程式化和礼仪化。比如按照“十字形剖腹法”的要求自杀，然后在痛苦中等待死神的召唤、生命的终结；如果不能正确、镇定地完成剖腹，会被认为是可耻的。剖腹还被分为许多种类：根据剖腹时采取的姿势而有“立腹”、“坐腹”和“跪腹”之分；根据剖腹的原因与目的，有“引咎剖腹”、“牺牲剖腹”和“谏死剖腹”、“殉死剖腹”之别，等等。

第二个动机是显示其身份和特权。中国自春秋以来，皇亲和重臣因议亲、议贵被处死时，可以不上刑场而在家中选择自杀和自杀的方式，也有皇帝赐剑、绫的方式来暗示属臣自杀，这种“赐死”的自杀可以维护死者的名誉和尊严。日本的“赐死”制度大概始于受中国唐朝影响较大的奈良时代，作为贵族的特权，“皇族和五品以上的人还具有享受‘赐死’的权利”，被赐死的未必要求剖腹，“但是武士们却十分羡慕这种可以保持名誉的体面死法”。“到了江户时代，除非特殊状况，犯了罪的武士亦以切腹自杀作为刑罚的一种。”而且，剖腹还逐渐成为日本武士的“特权”。明治维新以后，《新律纲领》(1870年)曾规定可以对士族实行自裁的剖腹刑，后因《改定律例》(1873年)的实施才被废止，但剖腹在日本旧军人中仍然被长期推崇。

第三个动机可能是模仿中国西周、春秋、战国时代士的行为。《庄子・外物》载，西周王室大夫苌弘“遭僭被放归蜀，自恨忠而遭僭，遂割肠而死，蜀人感之，以匮盛其血，三年化为碧玉，乃精诚之至也”。《史记・刺客列传第二十六》载，聂政刺杀韩相侠累之后，“因自皮面决眼，自屠出肠，遂以死”。《东周列国志》所载春秋卫国大夫弘演剖腹葬主残体之事，感人肺腑。日本也有这样的一个武士，他为了拯救主人的一件珍贵的艺术品(雪村所作的达摩像)，冲进烈焰熊熊的宫殿，当他找到这件作品时，所有的出路都被烈火切断了。这时他想到的只有这幅画像，就毫不犹豫地抽出长剑剖开自己的身体，用撕开的衣袖包住画像塞人伤口。后来，人们在他那趴着的被烧得半焦的尸体中找到了那件免于火灾的宝物。

第四个动机则是因穷困而“心中”。这里的“心中”不是指“殉情”，而是日本武士除剖腹之外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特殊行为――殉葬。殉葬风俗在世界各地都存在过，殉葬者一般都是被强迫的，但日本武士的殉葬大多是心甘情愿的，是以自杀来尽忠诚、尽职责、尽本分的行为，“这种对于主人的本分，正像对于祖先的本分一样，不以死亡而停止”。对于薪酬不高的武士来说，殉葬而死可以得到荣誉和物质两方面的褒奖，但这不仅使新主人失去了很多有才能的武士，也增加了新主人的财政负担。将军们也逐渐意识到其弊之所在，德川家康临死前留下遗嘱：“此类事实，均须严禁，无论直接之侍臣，侍臣之侍臣，以及最低级诸侍臣，一应在内。违者即非忠信之士。财产人官，子孙听其贫乏，以为犯法者戒。”殉死之风尽管在德川家康临死后一时被取消了，可是不久又复兴了。到1664年，幕府将军只好下令严惩殉死者的家属。即便如此，将军纵然有杀鸡之警，武士中仍然有不惧之猴，有一个叫右卫门兵卫的，就以剖腹为主人奥平忠政殉死。最后将军也只好妥协，要求武士们以出家或归隐来代替剖腹。到了近、现代，仍然有以武士自居的人走上这条死路，最为轰动的就是1912年7月乃木希典和他的妻子静子为明治天皇殉葬一事。

二、武士道“死的觉悟”与日本宗教、文化的影响

(一)日本神道哲学是典型的“死的哲学”

据《古事记》、《日本书纪》等所载，宇宙是由高天原、苇原中国和根国(或黄泉国)组成的。高天原是以天照大神为中心的众神的世界，苇原中国是人间世界，普通人死了就要离开它去根国，不能去高天原，只有天皇例外，因他是“现人神”。普通人虽不是“现入神”，但死后就“都已成神了，这是神道教的根本观念”，“日本人的思想上，死人和活人是一样的真实的”。⑤日本人崇拜的神道之根国作为死者的世界，它虽然有些黑暗、污浊，甚至有些令人生厌，却没有佛教中的受报应者的地狱那样令人恐惧，在不能继续留在苇原中国的情况下，他们是比较乐意去根国的。而且他们认为，人死后去根国还可以与故人相会，如同现世一样。也就是说，武士们会通过“心中”而追随主君去根国继续为他服务。

(二)武士道“死的觉悟”与禅宗传入日本也是分不开的

早在禅宗流传到日本之前，真言宗等各种佛教宗派就已经在日本广为传播，并分别拥有固定的信仰阶层。新兴的武士阶层也需要有自己独特的宗教，禅宗以及“参禅”风习连同宋学一起流传到日本，首先是在武士之间流行。“禅宗是一种意志的宗教，因此，和哲学相比，禅在道德方面也许更能激励武士的精神。禅在哲学上是反对理性而注重直觉的，认为直觉才是到达真理彼岸的捷径。这一切，都使得禅对武士阶层产生了巨大的魅力。武士阶层的精神比较单纯，绝少沉迷于哲学上的苦想，这种根本上的禀性决定了他们必然要去寻求禅的精神。这或许就是禅同武士之间发生密切关系的主要原因之一。”

修禅培养了日本武士的气质，让武士对于死有了如下的认识和体验：(1)“生死一如”的生死观。佛教的核心是“无”，这种“无”的“支持具有道德和哲学上的双重意义：道德上要让武士在一旦决定进路之后，就勇往直前，决不后退；哲学上使武士们明晓生死并无差别”。武士这 种“无差别”的“生死一如”的感觉就是禅之体验，体验到无生无死，生即死、死即生，从而“否定了执迷根源的自我”，“进入一种无我境界，完全断绝了生死的羁绊”，“见性成佛”，四大皆空。(2)生死“无常”。不断地参禅、格物的武士觉悟出死的“洒脱”，使生活在地震、火山、台风频繁发生环境中的他们更视“无常”之死为常理。日本最杰出的剑士之一V原卜传的名句：“武士所学无他法，唯不惧死是天机”，就概括了武士对武士道和死的感悟，名句中的“天机”就是“无常”。所以，《武道人门》一书的开头就要求武士们“常思人生无常，武士之命无常。则汝即能以日日为己之末日，奉献身心于日日以尽汝之本分。勿思长命”；(3)“寂灭”之死与“超脱”之死。参禅使武士讲究修行并能接受苦行僧式的生活。佛教思想认为生命本来是苦的，而“寂灭”就是对各种苦的超脱。作为武士道的修养读物《叶隐》的第一条就说：“武士道就是超脱生死。”镰仓、室町时代的武士提倡临战时应“忘我”、“忘亲”、“忘家”，这正符合他们的主君超脱一切的要求。禅就是日本武士们获得的敢死精神的“支持”力量，此所谓“置于死地而后生”。武士也常常在战斗中铭记忘却生死的精神而背水一战，许多将军都深谙此道，“所谓武士道，即决意一死。当汝处歧路之时，应速择死路，别无缘由”。

(三)武士之剖腹与日本人对腹的误解有关

自杀不过是寻死而已，而以剖腹方式自杀不但残酷、痛苦且难求速死，日本武士们选择剖腹这种自杀方式，这恐怕与日本人对腹的误解有关。“在农耕文化的初始阶段，女性的腹部具有‘丰穰的大地’一样的神秘色彩，她既是男性所不具有的、作为女性特权而存在的繁衍生灵的腹部，同时对于丈夫来说又是极其关心和倾注一切情念的所在。亲手毁坏具有如此之高贵价值的腹部，无疑是对丈夫(抑或男人)的最残酷的报复。”随着日本社会由母系进入父系，其崇拜对象也由女性之腹而变为武士自己之腹，这也是武士对自己腹部的自信和迷信。

(四)暴力崇拜使剖腹艺术化

日本武士都是暴力的崇拜者，这种暴力崇拜如果得到欣赏和放纵，那么它不是用于进攻和屠杀，就是用于剖腹和自残。荷兰学者伊恩・布鲁玛认为：“(日本武士)进攻的本能受到压抑后会转向自我，这是一个众人皆知的公理现象。日本没有伸张自我的英雄，却有许多自我虐待的好汉；主人公越受苦似乎就越勇敢。男子气概在日本往往是艺术化的自我虐待。”

剖腹在武士看来是一种艺术化表演。武士出身的日本茶道艺术家千利休和以武士自居的艺术家三岛由纪夫都以剖腹而终，因此我们不能将剖腹简单地归于暴力崇拜和自虐，而要从日本人的美学角度去研究这一行为。日本人似乎有着一种“美”的觉悟，且对它有着近乎般的追求，这与他们欣赏悲剧的艺术气质及道德审美价值有关。伊恩・布鲁玛在《日本文化中的性角色》中说：“我们感到日本人判断英雄不是以伦理标准，而是以审美标准。坏人无论怎样行凶，只要他的行为有某种风度，只要象日本人说的‘格好’――很帅，就配当一名英雄”。因此，某个武士只要剖腹了，他的一切错误都可以被谅解；如果他是冷静地按照礼仪完成剖腹，他仍然被当作英雄来崇拜。

(五)武士之死与樱花情结

武士们毫不犹豫地选择死，选择痛苦而又残酷的剖腹，这恐怕还要归于日本人对于美和激情的感受性，主要体现在“樱花情结”上。日本人之所以最爱樱花，樱花之所以成为武士之花成为武士生命的象征，是因为樱花乃一种花期非常短暂的花。武士爱其盛开时的鲜艳，更爱其飘零时的安详，因为樱花从开放到凋谢的整个过程就像武士出生入死的一生一样，或牺牲消失，或退隐无争，那种归隐、奉献之美更激发了武士的牺牲豪情。武士们选择剖腹就是追求这种“牺牲之美”，他们认为生命不在于长久，而在于是否闪光。现在，樱花已经由“武士之花”而成为日本的“国花”，从中也可看到武士道对于日本人的影响。

三、武士道的生命观与罪恶认识

日本武士不怕死并有随时牺牲的“自觉”，而对待他人(包括敌人)的生死问题奉行的是什么样的“道”、有什么样的“觉悟”呢?从古代日本武士到近、现代的日本军人，他们都视他人的生命如草芥，视屠杀为超度，毫无罪恶的感觉和认识。

日本武士这样做的理由是：一切皆可以杀，是“天杀”、自然之杀。他们借口《阴符经》有“天生天杀，道之理也，天地万物之盗，万物人之盗，人万物之盗，三盗既宣，三才既安”之说，《老子》有“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之论，把毁灭和杀人说成是“替天行道”、促进“新陈代谢”，说成是“建立武功”，因此“一将功成”纵枯万骨而毫无愧疚之心，否则，只能被视为“妇人之仁”。二战期间日本法西斯将侵略鼓吹为推行“皇道”、“王道乐土”等，其理论根据就在于此，这种无人道的观点竟然假借道教的“天道”、佛教之“超度”概念来藐视生命。

日本武士信仰佛教而无视佛教“仁慈”的主张。新渡户稻造在《武士道》中认为，“仁――恻隐之心”是武士道的重要内容，实际上，佛教之“仁慈”、孔子之“仁爱”只能是武士道的理想原则却不是武士的普遍准则。对于一般日本武士来说，此“道”可道，而非“常道”；其刀多为“杀人刀”，而非所谓的“活人刀”。历史证明，日本的“武道”不能除恶救人，只能是侵略的“屠刀”。

日本民间有“穷鸟人怀时，猎夫亦不杀”的格言，“对于弱者、劣者、败者的仁，被赞赏为特别适合于武士的德行。”按照禅宗“仁”的要求，武士“死的觉悟”还表现在：“对一切有灵性之物闪避和宽恕，而这正是来源自禅宗中对世界万物的‘慈悲’之心”。③这与日本人万物有灵的神道观念是一致的。但是在武士社会中，现实和理想是冲突的，他们的行为无法以他们的道德来评价。在源平争霸时须磨浦激战(1184年)中，武士熊谷直实一边杀人，一边大叫“一念弥陀佛，即灭无量罪”，这样的仁慈不值得作为武士道来夸耀，那是把“武士的最残酷的武功，用温柔、怜悯和仁爱来加以美化”。实际上，日本“战国时期”(1467―1591年)的武士、明治昭和时代的军人普遍恃强凌弱，奉行的是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武士之仁爱与武士之死一样不可理解。在这种观念和文化的影响下，便出现了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有武士身份的人，或自称武士者可能有时不忍杀一只小鸟，不忍伤害一草一木，但在他时却可能杀成千上万的无辜。尤其是在战国时期的日本，对于一般具有武士身份的人来说，武道总是以杀人和博取功名为目的，杀人越多，功劳更大，奖赐愈丰。从明治时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军人屠杀的亚洲人民数不胜数，而他们在家里未尝不是一个好儿子、好丈夫和好父亲，可见武道被日本“武士”们曲解了。这是武士的一种奇怪心态，如果联想武士的名誉追求就不难理解了，有统治天下野心的人，往往以某种“仁慈和恻隐之心”来掩盖嗜杀的本性。

日本武士眼里只有作为神道偶像的天皇和主君，不可能有对大众的仁与爱。日本武士理想的“人道”和“仁道”是禅宗之“慈悲”和儒教之“仁”的结合，但武士的“觉悟”仅达于“牺牲”，故而只能遥望佛、儒之“仁慈”。武士虽参禅却不能领会其精神，虽好儒却一知半解，只能篡改其精神而适应本土之宗教――神道，他们的“觉悟”只是勇于实践、敢于冒险，却缺乏理智、缺少理性。

(郝祥满，博士研究生，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日本文化研究所，杭州，310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