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个时代的“雷”人“雷”事

有些话语，说着说着就跑偏了――当然，也可能听着听着，有人就品出另外的意思了。比如前些日子北师大教授、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董藩就疾言厉色地宣布，“所有反对房地产复兴的想法都是危害国家利益，我给他们的帽子是‘反人类”’，“没有房地产业不能救中国，而且房地产业正在拯救中国”。不得了，忽而危害国家利益，忽而反人类，忽而拯救中国，大学教授何以通身上下透着一股判官的腐味?

不仅如此，北京科技大学教授赵晓甚至抛出“爱国论”为楼市挺腰，号召人民“现在买房，就是爱国”，浑不觉有多少人欲如此爱国而不能!一贯语不惊^死不休的学者茅于轼，也因为“廉租房无厕所”论而招致舆论的抨击。茅老还说：“一个房子能卖八十万，你就不要卖五十万，卖五十万太糟蹋它了。一个社会要富起来，就要靠每物都尽其用，只要有人出高价，我就把它卖到尽可能高的价位。”

这些雷人雷事都与房地产有关，实际上，随着这些年中国城市化的，中国隐隐然已经出现了一个地产学术流派。流派的学者来自五湖四海，或国立大学，或各类研究所，也有一些标榜为独立学人的身份，他们的共同宗旨就是迎合地产商和地方政府的意思，从学理上力挺房价。一开始可蒙蔽一时，然而当民众普遍认清其忽悠感到厌倦时，便开始急吼吼地大声嚷嚷，口不择言，全然没有了学理和斯文。

当然也有人回护这些学者，认为他们的表达尽管雷人，毕竟还是知识分子在专业领域的表达自由，你可以不同意但不能剥夺人家的话语权。像茅于轼老先生，个人做了很多事情，山西小额贷款、培训保姆等等，还是对得住穷人的。这两年一再说一些让公众惊诧莫名的大话、白话，什么不必坚守十八亿亩耕地红线啦、什么经适房只有毛病没好处啦，除了双方语境的不同之外，也不免断章取义的嫌疑。

基于表达自由的辩解，貌似客观公允，实则混淆视听。因为在话语的影响力上，学者从来都要优先于普通民众。一般民众的控诉往往很轻易就消逝在时间的黑洞里，学者的声音之易于放大可见一斑。也因此，学者在释放自己的表达自由时，本来就应该考虑到这种放大效应，以及可能在民众中产生的负面影响，而不应沉浸在情绪的自由发泄和学理的辨析中。

此外，任何学者的研究都不能脱离实际，尤其是面对―个万花筒一般变幻着的当代中国，更应该格外注意实证研究、田野调查。从生活中来，并解释生活。而不是高来高去、趸来趸去、浮在面上。只讲究是不是政治正确、理论正确，全不在乎是不是符合中国的现实。中国的房价高不高，中国人民的生活负担重不重，只能去问城里的市民和乡间的农民，任何学者的研究都不能替代民众的生活感受。

实际上，眼下中国知识分子频频掷出雷人语录，并因此油然而生“意见领袖”的良好感觉，以为自己真的可以“一言兴邦”，不过是一种幻觉而已。何者?首先，不能得到民众广泛响应的话语注定不会被主流采纳，因其没有代表民意，暂时的危言耸听之后，徒留笑柄而已；其次，频频雷人，看似不同流俗、坚持己见，其实损耗的不仅仅是个人的学术公信力，还有民众对整个学术界、知识分子群体的信心。

雷人雷事的背后，折射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在解释现实时所面临的尴尬处境。既缺乏第―手的调查资料，又不愿意费时费力亲力亲为付出努力，还少了一点对于现实人生的体察之心、悲悯之隋，倒是有建言庙堂影响政策的“学而优则仕”心理，风移影动呼风唤雨的民意代表幻象，甚至干脆就是一些虚胖浮肿不着边际不切实际的宏大想象，此种情境之下，说出来的话语不雷倒一片，才隆呢。

英国社会学者弗兰克・富里迪在《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一书中尖锐地指出，为什么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弱智化文化”空前泛滥?原因就在于今日之学者和艺术家一反传统的社会批判立场，对庸人主义社会改造工程乐观顺从，不能对现存权力和利益体制保持敏感和建设性批评。归根结底，还是知识分子本身出了问题。弗兰克・富里迪批评的知识分子病症，似可帮助我们理解中国当下知识分子醉汉一样雷言雷语的惊世大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