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宁:判决“癌魔”的医界“法官”

病理学科作为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之间的“桥梁学科”,在医学院校和医院临床工作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可靠的病理诊断对临床诊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被誉为评价医疗质量的“金标准”。病理科医生对疾病作出的定性诊断,往往决定了器官或肢体的切除与保留,他们对疾病演变和预后的“宣判”,关系着每位患者的整体诊治过程。然而,病理科医生的工作有别于临床医生在“台前”直接和患者接触、交流,而是在“幕后”默默无闻地奉献着智慧与汗水,因此,病理工作的重要性往往容易被人忽视。

近日,记者来到总参谋部总医院(309医院)病理科采访了李宁主任,揭开了病理学科的神秘面纱,也了解了病理科医生鲜为人知的酸甜苦辣……

人才培养:打好基础,与时俱进

20世纪初,著名临床学家和诊断学家William Osler指出“As is our pathology, so is our medicine(病理为医学之本)”,而病理学科的发展有赖于“病理人”的不懈努力,故人才培养是学科发展的首要工作。

据近年资料统计,美国每10万人口拥有病理科医生67人,日本为13人;而在相同人口参照基数下,我国按照2007年卫生统计年鉴中提供的数据折算后仅为0.5人,这一数据与美国、日本相去甚远。我国病理医师无论是绝对数量还是相对比例,与发达国家相比,均存在较大差距,所以,病理人才的培养是病理学科发展迫在眉睫的任务。

李宁主任曾多次获得全军医学科技成果奖和医疗成果奖。作为一名优秀的病理科医生,他说,病理学在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之间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所以,要做一名好的病理科医生,既需要有扎实的基础医学功底,又要有临床医学各学科的丰富知识,打好坚实的基础,做好知识储备。

他同时指出,“病理学既是医学基础学科,同时又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临床学科。因此,病理科医生除了在校期间认真学习和掌握好医学基础理论知识和实验技能,更需要在医疗临床实践中不断学习,增强和完善整体应用和综合能力。由此看来,一名院校医学生成功转变为一名临床病理科医生,必然要经过长时间的临床实践与磨练,需要不断学习,不断掌握新知识、新技术。”李宁主任还结合自己的从医生涯说:“一名临床病理科医生要在日常工作中时刻保持学习状态,及时提高自己的病理学知识水平和技能,紧跟医学前进的步伐。”

学科发展:不断创新,任重而道远

自西方传教士16世纪进入中国以来,西方的临床医学便开始传入中国。然而,国内的病理学科是在20世纪20年代才由中国病理界前辈从西方引进和发展起来的,所以,我国病理学科的成长相对缓慢滞后。然而,我国一代代“病理人”凭借开拓进取、勇于突破的精神,逐步开创了适合我国国情的现代病理学方法和技术发展之路。

李宁主任说,病理学的发展与自然科学特别是基础科学的发展和技术进步有着密切联系。当人们还只能依赖肉眼和简单的放大镜观察时,只能产生器官病理学;只有在显微镜和细胞学问世之后,才有可能诞生细胞和组织病理学。

就病理学领域的技术发展而言,20世纪50年代,我国规范了尸体解剖操作程序;在病理组织学方面引入了组织化学和酶组织化学,开始发展以早期诊断癌为中心的临床细胞学。60年代,超薄组织切片和染色实现了标准化,使电子显微镜下的结构观察获得共识,使病理诊断和基础研究从结构层面深入到亚细胞水平。70年代以来,单克隆抗体和多克隆抗体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地进入病理学领域,它们极其有助于在蛋白或多肽水平上揭示细胞表面及内部某种物质的特殊存在;特异抗体可以识别细胞特异标志物,使原形态学难于区分的一大类功能各异的细胞进一步亚型化。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分子病理学的出现使医务工作者对疾病的认识提高到了基因水平上。

李宁主任说,20多年来,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环境医学、现代免疫学、现代遗传学等一系列新兴学科及其分支的迅速兴起和发展,对病理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使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新兴学科促使病理学已不仅仅局限于细胞和亚细胞水平,而是深入到分子水平、人类遗传基因突变和染色体畸变等方面去认识疾病的起因和发病机制。这些进展和发现,为许多疾病的防治开辟了新的前景。

职业使命:生死抉择的压力,也是积极进取的动力

据李宁主任介绍,病理医生的常规工作是用“活体病理检查”方法及时准确地对疾病作出定性诊断,特别是对于性质不明的肿瘤,确定肿瘤的良、恶性是病理科日常工作的重点,这对于患者的临床治疗决策和预后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采访中,通过李宁主任的讲述,记者深深地理解了病理科医生所面临的工作压力,其职业使命要求其必须具备较高的科学素养和严谨性。病理科医生对于恶性肿瘤的病理诊断,如同“宣判”患者生存期的长短,这种生死抉择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心理负担。借助于先进的现代医学手段,并非所有的癌症都是绝症,但是患者一旦被确诊为恶性肿瘤时,其除了面临巨大的精神压力外,还要面对手术、化疗、放疗等创伤性治疗,带给患者巨大的身心折磨。病理诊断一旦出现失误,就会导致临床医师误治或耽搁疾病的治疗时机,给患者带来不良影响。就像法官对犯罪嫌疑人的审判一样,病理科医生需要对人体的肿瘤做出权威、严谨的“审判”,他们的“宣判”结果直接影响着临床医生的治疗选择和患者的命运,所以,病理科医生在工作中承受着沉重的心理压力。然而,也正是这种压力,促使他们不断更新知识、学习新技术,在病理诊断中努力做到准确无误,无懈可击。李宁主任说,病理科医生就好像行走在独木桥上,必须小心翼翼地走过去,不得有丝毫偏差,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比如在手术中,外科医师为了尽快决定手术方式、切除范围,需要病理科提供快速冰冻切片诊断,以作出决断。外科医生在手术台上切取病人体内的一小块病变组织送检,病理科须在30分钟内快速制片并染色观察,准确提供“冰冻病理诊断结果”。这对病理科医生的经验、技术水平和心理素质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快速冰冻病理诊断结果就决定了临床外科医生是否需要切下患者肢体、器官或组织,以及切除范围的大小,而且这一重大医疗责任是由病理医师承担的。这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一种考验,却是一名普通病理科医生的日常工作。

从李宁主任的谈话中记者了解到,在工作实践中,对从事临床病理工作的人员要求很高。医学生本科毕业后大多需要经过病理学硕士或博士继续深造,若要从事临床病理工作,还需经过5~7年的临床病理诊断实践才能独立开展工作,而对于复杂病例和快速冰冻切片,则需要有十多年工作经验的副主任及以上职称的医师才可以独自出诊断报告。这是因为病理科医生肩负着重大的医疗安全责任。

“临床病理学工作的压力也是我们积极进取的动力,它要求我们不可以有丝毫懈怠,需要不断地学习和钻研!”李宁主任说,“除了利用病理学传统检查手段外,病理学工作者还需要不断地采用现代新技术、新方法,使临床病理学检查不断地发展和提高。现代免疫组织化学方法的应用对病理学研究和临床诊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几年来,我科免疫组化检查的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在2009年中华医学会病理学分会举办的免疫组织化学质控比赛中,我科两次获得一等奖。另外,我科还开展了最新个体化靶向药物基因检查等项目,如Her-2、EGFR、KIT、CD117、c-kit、PDGFRA等基因检测或测序,从而更有利于患者的治疗及医疗资源的优化配置。”

通过和李宁主任的深入交谈,记者深刻体会到病理科医生“幕后”工作的不易和默默承受的巨大压力,而这一切,却很少被患者获知并理解。病理科医生就像一个威严而公正的法官,尤其是在人类对付“癌魔”的审判中,发挥着近似“一断生死”的作用。

专家简介

李宁,总参谋部总医院(309医院)病理科主任,主任医师;兼任中国体视学会理事,全国生物体视学会常委,全军病理学专业委员,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医学实验室评审员,海淀区医学会医疗事故鉴定专家等职务。1979年考入第三军医大学医疗系,1987年于军医进修学院攻读肿瘤病理学硕士学位。1993年在荷兰飞利浦电子显微镜中心学习。1997年到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威尔士亲王医院临床病理诊断专修班学习。1998年到2002年在美国肯塔基大学和堪萨斯大学医学院留学3年。李宁主任曾多次获得全军医学科技成果奖和医疗成果奖,2006年分别完成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专项“SARS病理和发病机制研究”和总后卫生部指令性课题“非典型性肺炎病理解剖和致病机理研究”等课题。目前正进行国家传染病重大专项“多药耐药结核杆菌DNA疫苗治疗实验病理学评估与研究”的课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