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判决的“复仇”

《施剑翘复仇案：民国时期公众同情的兴起与影响》

作者：（美）林郁沁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年4月

施剑翘刺杀孙传芳一案，在媒体舆论及社会公众介入之后，迅速呈现戏剧化的发展态势。这个案子实际上凸显的，是传统习惯与现代法律之间的困惑，是舆论与规则之间的激烈冲突。本书正是从这个层面，来展开对此案件的讨论。

施剑翘刺杀孙传芳一案，为民国大案，举国喧哗。

该案行刺过程，极具传奇色彩。1935年秋，施剑翘发现杀父仇人孙传芳是天津南马路清修院居士林的理事长。为弄清孙传芳行踪，她数次造访居士林。行刺当日有雨，孙迟迟未到，施剑翘本欲放弃，孙又出现。她不得不租车赶回英租界寓所取勃朗宁手枪。回到佛堂，施剑翘从正跪着的孙传芳背后向其射击三枪，孙立毙。一片恐慌当中，她从容宣布：“大家不要害怕，我是为父报仇，绝不伤害别人，我也不跑”。并取出随身携带油印宣传纸散发，上书自赋诗一首。

悬疑的刺杀过程、血溅佛堂、烈女复仇、军阀殒命等等环节，使此案引发媒体极大关注，已属必然。但比“谋杀案”更重要的是，该案引发了民众对于国家、传统道德、现代法律等等议题的持久讨论，这些议题事实上正是贯穿现代中国百年历史的线索之一。

林郁沁的《施剑翘复仇案》一书，以复仇案展开讨论，其最为核心的问题，是公众情感与现代法律规范之间的困境。

不对称的刺杀与报道

在刺孙案中，首先被公众与媒体注意到的信息是此案的不对称性，即弱女子向大军阀复仇。

复仇的根源，在于民国1916〜1927年动荡的军阀政治。

1925年，直系军阀孙传芳在与奉系军阀下属张宗昌作战中，俘获张宗昌所属第二军军长施从滨，未经审判便将施从滨枭首示众。施之长女施剑翘立志复仇。

1925年与1935年之间，民国政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以为首的，在形式上再次了完成了国家统一、政治集权。相反，前北洋系军阀（直、奉、皖三系）对大大小小各地方军阀丧失了实际统治能力，已经被置入分裂国家、出卖的位置。显然，一度成为直系军阀首领的孙传芳，也在北洋军阀历史罪人的序列之中。

在政治地位发生转换前提下，媒体对于“刺孙案”，出现奇异的一边倒现象。本案发生后，记者们争相报道该案，在两三个月内，关于施剑翘的身世、刺杀经过、审判细节，连篇累牍地占据着各大报刊的版面。在这些报道中，施剑翘的身份被日益描绘成一个柔弱、具有良好古典修养并怀有良善美德的女子；而孙传芳永远处在故事的对立面，一个残暴惨刻、出卖、镇压工人的北洋军阀。

新闻媒体的报道，仅仅是前奏，在接下去更进一步的舆论炒作中，传播的不对称性更为明显地表现出来。以此为蓝本的众多侠义小说和戏剧受到民众的欢迎，施的弱女子形象得以转化，混杂着古代行侠仗义的女侠与现代新女性（民国式旗袍、阅读报纸、使用手枪等等）的两重身份。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孙传芳既是“侠”的对立面，也是“现代”的对立面，甚至可能是善良女性的对立面。中国传统的文艺，对女性向来赋予永恒的道德美德。

尽管孙传芳辩护方及原北洋军阀仍在位的要人对孙传芳进行了公开辩护，并指称该案按照民国法律，是最为事实确凿的“谋杀案”，施剑翘应按罪论处，但在新闻报道面前，一个死去的军阀远不如一个女复仇者来得光荣。

进一步溯源舆论在此案上的态度，不难看出的是，无论新闻界、文艺界，还是通过媒体参与此案的公众，都有极为复杂的历史与现实情感。

1935年，中日关系已经十分紧张，日本谋取华北五省独立，而孙传芳在被暗杀前两三个月曾传出与此有关的传闻，尽管孙一再辟谣，称其潜心修佛、无心世事，但仍然激起了媒体与公众的愤怒。联系孙曾为北洋直系首领的历史事实，“刺孙案”无疑担负起了历史与现实惩罚的双重功能。

而在更深层面，舆论对施剑翘表现出的巨大同情，其背后也有对国民政府的质疑在内。

作为重新统一国家的新政府，内部对于旧军阀、新权贵的软弱姿态，外部对于帝国主义强权的退让，都给民间的正义（复仇）提供了道义上的正当性。舆论与公众对于惩罚孙传芳普遍的赞同，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国民政府的一个严厉警告――出卖必将受到惩处。

至此，施剑翘复仇案，实际上已经在舆论层面衍化成了重构民族-国家的政治讨论。孙传芳由强权者转变为现实罪人，施剑翘由受害者转变成施加惩罚者，历史的不对称通过现实的报复及不对称的报道来完成消解。

恰好，施剑翘的女性身份给了公共一个更可宽慰与想象的理由。

古典“复仇”与国家失范

通过媒体对于“刺孙案”的报道，可以清晰看到的一个事实是，施剑翘在这一事件中，逐渐被象征性地解释为一位富于“古典精神”的现代女侠。

不过，无论舆论怎样偏袒，公众如何同情，“刺孙案”碰上的，仍然是一个现代律法问题。

法律现代化，自清末立宪运动以来一直在通过国家力量推行。辛亥之后，共和经历了短暂曙光之后，前景就黯淡了。与此相对应的，是辛亥之后无法实现法制化国家的尴尬。

1927〜1937年，在名义上重新统一中国之后，重启国家法制化成为当务之急。去无政府状态、去军阀政治的前提，是否定以“私律”的方式打击对手。施剑翘一案的判决，无疑跟国家法制化、政治统一相关联。换言之，如果对事实确凿的谋杀者施剑翘判处无罪，那么国民政府的所谓现代法制化国家建设，就成了一张废纸。

实际上，本案在判决过程中，法院基本以法律为准绳，只是稍微照顾了舆情。一审天津法院判决十年徒刑，二审河北高院鉴于施剑翘有自首情节，改判七年。此后，双方均对此判决不服，1936年8月，南京最高法院维持河北高院判决。

但故事并未结束，终审之后两个月，1936年10月，政府就宣布给予施剑翘特赦。特赦，是绕开法律途径的国家行为。特赦在程序上需由把持的国民政府委员会通过投票做出裁决。其实际情况也是如此，不过中间多了一个斡旋人――冯玉祥。

林郁沁在《施剑翘复仇案》一书中，对特赦持批判态度。她认为特赦是“统治下被认可的暴力”。至此，林郁沁把民国政治的最大危险呈现在了读者面前，舆论与民众对于政府的认可微乎其微，宁可赞同古典的复仇，也不赞成法律的审判；而失败的民国政治对于维护法律，也力不从心，在走完形式化的审判过程之后，就将最终审判权让渡给了舆论。

（作者为资深媒体人，现居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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