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事件背后的社会焦虑

2010年已经过去大半,虽然全国各地喜事不断,但“杀戮”与“自杀”,正在成为反映当前社会危机的两大关键词。

社会的焦灼状态通过一系列事件得到充分呈现,以致学校安全也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在引起国务院总理密切关注的同时,也使得以前敞开的校门,现今都由警察站岗。但是,这似乎并不是最终的解决方案。

而对挥刀相向者而言,强者既不可敌,弱势者自然就成为牺牲品。自杀与杀戮当然是极端的例子。对一般大众而言,他们要面对的是,越来越大的生活压力,越来越重的社会负担。

“生存原子化”与社会分裂

这种社会压力,与中国的发展模式密切相关。曾几何时,廉价劳动力被称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优势”,而高度统一的社会管理方式被认为是“优势之上的优势”。

中国社会在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同时,社会矛盾也越来越激化。而来自政府和司法体系的减压阀,并没有发挥出足够的作用。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报告称:“中国的维稳已经陷入恶性循环,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的结果是,越维稳越不稳,相反维稳本身成了不稳的一个重要因素。”当然这只是研究机构所掌握的调查数据得出的结论。而在司法领域,则一如既往地曝出如赵作海、把上访者送入精神病院的案例等。而民间,缺少自我组织,个人原子化趋向已然更为严重。

富士康流水线上的员工们被视为是“碎片化生存”,而郑民生们的异常则在很长时期内并未为人所注意。原子化的个人,则往往更容易爆发出不可控的伤害。

另一种焦虑:经济发展与生活水平

新的不确定因素正在火上浇油。被民间戏称为“蒜你狠”“豆你玩”等事件,预示着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变数。它和每个人的生活密切相关。经济问题后来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

通胀预期,而不是通胀本身,更让国家发改委焦虑。2010年3月22日,有笔者参加的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举办的2010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即言:把管理好通胀预期作为重要任务。

随即,5月14日、18日、24日,国家发改委十日之内三谈物价――从“CPI同比涨幅会逐步回落”,到“二季度CPI将继续保持温和上涨态势”,再到“加强价格调控监管,稳定市场价格”。

5月26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工商总局下发《关于加强农产品市场监管维护正常市场秩序的紧急通知》,要求“各新闻媒体要全面客观准确报道农产品市场价格情况,严禁虚假报道和有偿新闻,防止利用新闻报道为农产品炒作行为推波助澜”。

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6月9日,国家发改委称,就在通知下发的第二天,《武汉晚报》和汉网仍以“中国农产品全线涨价恐整体失控”为标题,报道大蒜、绿豆和玉米等农产品暴涨情况,“对全国造成非常恶劣的影响!”湖北省新闻出版局已对其提出“严肃批评”,要求该网撤下不实报道,并责成该报就此事“写出深刻检查”。

而几乎同时,国家发改委点名批评《经济参考报》引用的国家信息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高辉清“下半年通胀压力巨大,预计CPI涨幅在7%左右”的观点。

同时有一系列的媒体有关物价的报道先后被点名批评。包括武汉市委机关报《长江日报》“武汉市场奶粉全线涨价10%”的报道,北京《新京报》《炒蒜高手掷千万买走百斤金条》报道,以及报道“中国农产品全线涨价恐整体失控”的《武汉晚报》和汉网。

国家发改委网站称:“对于不实报道,今后我们要零容忍,第一时间给予澄清。”

在处理《武汉晚报》和汉网的消息中,国家发改委表示:国家发展改革委感谢新闻界长期以来对物价工作的关心和支持,重申国务院常务会议关于“各类媒体不得随意未经证实的农产品产量和价格大幅变动信息”的要求,呼吁新闻媒体切实负起社会责任,正确引导舆论,为加强通胀预期管理作出贡献――所发出的信号已然早不再是一个经济话题。

并不明白的预期,使得人们对未来的焦虑更为沉重。

而在整个现代化的过程中,按照目前的发展逻辑,焦虑,只会产生越来越烈的发酵与弥漫……

社会学家:结束低工资、低福利的发展模式

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和中国社科院、北京社科院的社会学家们,正呼吁民众将注意力从富士康“九连跳”中跳脱出来。

5月18日,一份题为《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杜绝富士康悲剧重演》的呼吁书称,要“在个体心理层面之上去思考‘世界工厂’及新生代农民工的前途问题”。

这是这些社会学家的第二次发言。

上一次集体签名呼吁是关于尘肺病的。拿不到法定诊断机构诊断结果的农民工张海超,最终不得不以开胸验肺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身体已经被戕害。

针对富士康“九连跳”的这次发言,目的一以贯之。发起人之一、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卢晖临解释说,参与呼吁的这些社会学家都对中国的劳工问题有着多年的研究,“但是研究对问题的解决作用很有限,我们希望借助媒体让社会有更多更深层的关注。”

其实,在富士康“多连跳”之前,“中国工人”一直备极哀荣。

尽管2009年7月曾经有过富士康员工孙丹勇自杀而引发富士康合作方的调查,苹果公司在香港的发言人说,“我们要求供应商有尊严地、尊敬地对待所有的员工。”

但是,作为一个整体,这个群体还是在2010年新年之际,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年度封面人物。

因为,“在过去三十年里,中国依靠数亿主要来自农村的廉价劳动力,打造了一个出口导向型的‘世界工厂’,实现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呼吁书内容)

不过,随之而来的“多连跳”表明,“世界工厂”所带来的中国荣耀并不属于那些本该享有荣光的“中国工人”。

九位社会学家联名写道:“我们从富士康发生的悲剧,听到了新生代农民工以生命发出的呐喊,警示全社会共同反思这种以牺牲人的基本尊严为代价的发展模式。”

世界最大的加工厂富士康在“多连跳”之前,就一直备受争议。“血汗工厂”、“合法黑砖窑”的说法不绝于缕。军事化管理、碎片化生存更是成为反思的着力点。

但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反对者也不得不承认,富士康较之于其他工厂“更规范”,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就在一连串跳楼事件后,每天到富士康应聘的人仍旧很多,最多能达到一天2万人。

这些个案上的细节,并不是社会学家们的真正关注点。

在呼吁书中,他们呼吁所有企业在提高农民工待遇和权利方面做出切实努力,让农民工成为真正的“企业公民”。

更重要的是,“农民工的待遇和尊严不限于一个企业,而是具有普遍性的中国问题。”

呼吁书发起人之一郭于华说,社会不公正和基本权利的缺失,是这些年轻人选择生命终结的社会深层原因。

而这,也正是中国与其他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工人自杀数猛增的不同处。

现实中的表现是,郭于华说,国家规定的最低工资往往就是他们的最高工资。

国家统计局的《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09年,外出农民工月平均收入为1417元,比上年增加77元,增长5.7%。12年来,珠三角地区农民工月均工资只提高了68元,远低于同期通货膨胀率。

正是“注意到与GDP增长并存的贫富差距扩大现象,以及劳动力价格随就业压力被压低、劳动者话语权被持续忽视的社会事实”,这些社会学家们说,“劳动者的基本生存权利长期被忽略。”

呼吁书的发起人强调,这并不是中国所处发展阶段的必然。“如果说,以廉价劳动力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是改革初期中国在资本匮乏等历史条件制约下的一种策略性选择的话,走到今天,这种发展战略已经暴露出种种弊端。”

这种弊端“导致了国内消费需求的长期不振,削弱了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内在动力。”而且“在劳动者这一方的难以为继。”“以‘低人权优势’维持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

而“今天的中国资本充足、国力强盛,已经具备了转变发展模式的条件和能力,依靠国家、企业与劳动者共同的努力,切实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一定能够有效防止类似的悲剧重演。”

但是,这并不简单是个给“公民身份”的问题。其背后涉及一系列制度性的安排。

呼吁书称:农民工在城市中安家生活,碰到的最大障碍是住房、子女教育和医疗等问题。我们呼吁国家和地方政府拿出切实的举措,为农民工融入、扎根城市创造条件,让他们成为真正的“社区公民”,分享他们亲手创造的经济发展的成果。

在呼吁书中,九位社会学家共同呼吁:应该终结以牺牲人的基本尊严为代价的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