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婚检”

“新新家庭”面面观

文/刘敏

今天，制度性的婚检已不适应新的家庭结构的发展。因为，如今人们的婚育观念、性观念在不断演变，婚姻对两性关系的约束力在下降，家庭的传统形式和婚姻的传宗接代功能受到挑战和排挤。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1、核心家庭成主要社会结构，下一代问题成家庭主要责任。

随着计划生育的推行和社会产业化程度的提高，主干家庭和联合家庭日益减少，核心家庭已日益成为我国家庭的主要形态。四个老人抢着帮助子女抚养隔一代子女的现象大量涌现，新生儿已不仅仅是夫妻双方的期盼，而且也是双方的父母所关注的焦点。他们对未来孩子的健康问题、智力问题的重视程度已远远高于社会对他们的要求。

2、丁克家庭、单身家庭、同性恋家庭涌现，婚育观念在不断变化。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的主要功能之一是养育子女、传宗接代，但这一功能，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家庭结构形式的变迁正在弱化。

近年来，人们的婚育观念在不断变化。随着家庭生活压力的增大，婚姻制度的上述制度功能正在经受更注重个人价值和生活享乐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挑战，家庭的人口再生产功能正在被人们所淡化，丁克家庭、单身家庭等日益增多。在大城市，原先由政策进行强制性节育的现象，正在向观念导致的自愿节育、甚至不育转变。不育行为、不婚行为使家庭和婚姻传统的模式发生改变。

另外，虽然我们国家对“同性恋家庭”法律上还没有认可，国内公开的同性恋的人群并不是很多，但据调查，其实在社会上隐藏着一定的人群。当同性恋这一现象被社会默认的时候，同性恋家庭也会成为社会上一道独特的风景。

3、未婚同居、试婚直线上升，性、法定婚姻和生育三者之间关系“脱节”。

婚姻是保障性关系合法性和排他性的制度形式。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城市化发展的进程，人们对婚姻关系、家庭关系和性的观念也在急剧变化，越来越多的不再借助于婚姻的形式，或者逃避这种形式的约束。未婚同居、试婚、未婚生育等等人数直线上升。据来自全国妇联2002年一项涉及13个省市自治区的调查显示，婚前、婚外、非婚同居、试婚等在我国在一定程度上被接受。尤其是未婚同居现象，在大城市发展迅速，并日益被社会道德观念所默许。

家庭结构的变迁，使得贴在“婚检”身上的标签在日益弱化。未婚同居、试婚、未婚生育、丁克家庭等新现象的产生，使婚检这一原先与“结婚证”挂钩的制度行为，丧失了原先的功能。由此来看，婚检实际功能的弱化，说明制度性的婚检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家庭结构的发展。面对新的家庭结构，只有把下一代的健康还给关心自己家庭的人们，才能得到保障。社会要积极进行婚检和孕检重要性的宣传教育，发挥社会舆论的作用，使婚检和孕检这一外在的约束，内化为公民自觉自愿的内在约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提高人口素质的目的。

婚检政策之争说明了什么

文/陈潭

有关婚检的争论由来已久，今年6月24日以来，随着黑龙江省决定恢复强制婚检制度，婚检是自愿还是强制，又一次成了各界人们争论的焦点。

透过这次婚检政策的争论，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公共政策目前所面临的若干问题：

第一，工具理性的统一与价值理性的模糊。在是否需要婚检的问题上，科学所具有的工具理性令任何人不敢怀疑。然而，问题争论的焦点在于价值理性上，是强制还是自愿呢？从严格意义论，结婚确实是公民的一项私权利，婚检由强制改为自愿是对公民自由的尊重，是有限政府退出大包大揽的私人领域逐渐走向公共领域的一个重要标志。私人领域的事情更多地由私人承担责任是政府边界明晰的理性选择，公私不分的结果只能是扰乱公共价值。婚检由强制改为自愿是杜绝假公济私和减少婚检寻租的有利途径，也是以人为本和和谐社会建构的政策反映。

第二，后强制时代公众的政策非适应性。卫生部门统计显示，青年自愿进行婚检的人数正在慢慢下降，这种情况充分反映了婚检政策由强制性走向自愿性的阶段过程中公众所表现出来的严重不适应性，也表明由旧政策走向新政策的变迁过程中的“政策断裂”。我们需要明确的是，强制性婚检政策的取消并不是取消了婚检。婚检赋予了婚姻登记者一次机会，用以充分了解婚姻对象的身体状况，排除影响生育及遗传的疾病，人们不应随意放弃个人的“健康知情权”。同时，婚检不单纯是个人消费，也是一项公共卫生工作。因此，免费开展婚前保健咨询、降低婚检费用或者免去婚检费用是婚检制度福利化的必然选择，这也是克服当前婚检政策非适应性、强调婚检由强制走向自愿最后到自觉的有效路径。

第三，利益集团的利益本位与理性诉求。婚检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婚检是否强制问题上，不同利益方作出了不同的强烈诉求。医院和卫生部门普遍反对强制婚检的取消。民政部门则强调并重申是否婚检全凭当事人自愿。专家和法律界人士也分成了不同“派别”，卷入了这场短时间难以平息的争辩中。不同的行政主管部门在一个操作性细节上出现分歧，并将分歧的诉求公开化，这在以往是很少见的。改革开放20多年来，以思想和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为先导，社会开始分化，出现利益的多元格局。利益集团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寻求自身行为的正当性和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是自然而然的。但是，如何协调利益集团找到各方都能接受的利益共同点并分担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仍然是当下中国公共政策转轨的关键。

第四，公共政策与法律的逻辑冲突。《黑龙江省母婴保健条例》是地方性法规，而《婚姻登记条例》是行政法规，《母婴保健法》又是更高位阶的法律。黑龙江的《条例》规定强制婚检与《婚姻登记条例》规定实行自愿婚检相抵触。《婚姻登记条例》的规定又与《母婴保健法》的有关规定相抵触。目前，公共政策制定和立法通常是采取部门立法形式，而不是彻底的人大立法。遵循立法法的规定，若下位法与上位法冲突则属无效。如果各个立法主体为了实现自己认为的法律、法规内容实质的合理性，不顾及是否与上位法相冲突，会有损法律的权威。实际上，这一事件集中暴露了我国存在已久的“立法违法”现象。

通过婚检政策的争论，我们欣喜地看到：中国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正在步入科学化和民主化的健康轨道上，公共政策转轨的进程正在不断加速和走向成熟！

“健康”能否忽略伦理与爱心

文/李

在有关婚检的争论中，笔者认为，人们混淆了性质不同的事项。

首先，法律要不要有公法、私法之分，婚姻和生育是个人的事，还是国家的事，抑或是社会的事。

这些问题是法律的根本问题，又是个价值选择问题。如果认为整体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只是整体的部分，那么，“一切法律都应该是公法”，“婚姻必须服从整体的要求”，“生育不只是个人的私事，它关系着整个民族的后代”，就是顺理成章的；如果认为人的基本权利是第一位的，包括民族、国家等只是由一个个的相互平等的人作为个体结成的联合体，那么，法律就应该区分公、私领域。私领域中的事，由个人自治；涉及两人的事，只须双方同意而无须由国家、社会或其他人作为第三方干预。权利，就是每个人都有在等量的空间中选择的自由。给个人对自己的事自己做出选择的自由，当然会导致一些人做出在别人看来是错误的选择。但如果自认为是出于为别人好的愿望，为了别人的健康和别人的后代的健康就可以强制婚检的话，那么，为了别人或别人的后代的幸福或者是其他什么，也就可以包办婚姻了。

当医学忽略了伦理和爱心，把“健康”变为纯客观的指标，认为某个体何时宜婚配、何时宜生育时，人也就沦为了饲养场中的牲畜了。人之为人的重要之处在于人的社会需求，为了快乐、为了情感，为了一切并不合于客观指标的追求，如果说结婚会少活五年，也总有一些人会选择结婚。因为“健康”固然重要，但人可能还会有健康之外的，甚至是与健康相矛盾的追求；人有健康意识，看重健康，是为了使自己活得更好，而不是为了健康而活着。

主张强制婚检的人还有一个理由：婚检可以保障要结婚双方的知情权得以实现，当一方有意要向对方隐瞒自己的健康问题时，使其图谋不能得逞。我们暂且假设婚检可以百分之百的查出一切不宜结婚、不宜生育的病症，使一方绝对无法向对方隐瞒自己的健康问题，但又有什么办法能阻止一方的其他不忠诚之举，向另方隐瞒其他不利于婚姻的问题――如财产、情人、二奶、私生子之类问题呢？

以为了国家、社会、民族的利益，必须不准或暂时不准有可能生出残疾或有遗传病的婴儿的人结婚，在法治精神的面前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他违背了以人为本的原则，把抽象整体利益看得高于一切。

以为了当事人好，要阻止自知生理或健康状况不宜结婚而又都想结婚的双方结婚，在法治精神的面前同样站不住脚的，因为认可、尊重、保护人在私领域的选择权是法治的基本原则，“己所不欲，施于人”不对，“己所欲，施于人”同样也是不对的。

至于以为保护一方不受另方的欺骗而要实行强制婚检的主张，在法治精神的面前同样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普遍地认可、尊重和保护每个人在私领域中的选择权，相比保护一个具体的人不为另一人欺骗而言，前者更重于后者。正像不能因人的手会用于对他人施暴而捆上所有人的手一样，也不能因有人会就自己的健康状况欺骗他人而对所有人的健康状况进行强制检查并告知相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