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梅花诗帖》所蕴之孤愤与旷达

时间:2022-07-08 02:30:48

苏轼《梅花诗帖》所蕴之孤愤与旷达

苏轼,北宋杰出文学家、书画家,然尝仕途坎坷,屡遭贬谪,一度困顿、失意、郁闷、彷徨。如其临近生命终点所慨“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①这正是苏轼晚年对自己人生价值所做的总结与解剖,这亦是对其政治生命的自嘲,却也暗含了对自己文学艺术生命的肯定。黄州、惠州、儋州的十多年贬居生活,不仅是他文学艺术的辉煌时期,也是他人生思想范型发展、成熟乃至最后完善的最关键时期。假如没有这一段生存挫折与磨炼之玉成,也就没有如今我们心目中的坡。社会存在实践影响了坡的思想意识与心理转化,使其性有所适,宣之于文艺,完美其人格。

元丰二年,苏轼由于和新党政见不和而发生剧烈冲突,苏轼于该年阴历八月十八入狱,到十二月二十八才结案出狱,史称“乌台诗案”。因言获罪,“乌台诗案”对苏轼打击巨大,促使他省识自我,出狱当天即写下“平生文字为吾累”、“却对酒杯浑似梦,试拈诗笔已如神”的诗句;《初到黄州》又写道“自笑平生为口忙”。作为诗人的苏轼,心有所感必发于笔端,被贬黄州途中,越过关山,在春风岭上看见傲立风雪中的梅花,刚脱险境、百感交集,抑制不住内心的激愤,情不自禁吟出《梅花二首》:

春来空谷水潺潺,的梅花草棘间。昨夜东风吹石裂,半随飞雪渡关山。

何人把酒慰深幽?开自无聊落更愁。幸有清溪三百曲,不辞相送到黄州。

《梅花二首》作于元丰二年正月二十日;而《梅花诗帖》作于元丰三年二月十日酒后,并且只书写了其中的第一首。从这两首咏梅花的诗里我们似乎可以窥见东坡内心深处所酝酿、郁结的“空谷”、“幽情”。古有“虚怀若谷”之谓,谷者,胸怀也;然这“谷”却是“空”的,大有经历人生浩劫、看破红尘、四大皆空、冬去春来、柳暗花明之谓,传达出一个艺术家的审美情感从痛苦到孤愤最后达到旷达、超脱的心理升华。

苏轼一生咏梅42首,蕴含着他清高耐寒的士人君子人格。他爱梅,乃因其人格与梅的品格相和,苏轼“一肚皮不合时宜”,梅则“自恐冰容不入时”;苏轼“心如玉焚而不灰”,不肯“俯身从众,卑论趋时”,梅则是“尚余孤瘦雪霜枝,寒心未肯随春态”;苏轼被贬赴黄州,多情的梅花跟随“清溪三百曲”,“不辞相送到黄州”。苏轼自幼深受儒家思想的浸染,而儒家的理想人格正是“君子”。这个时期的苏轼,曾像许多宋代士人“君子”一样,以“忠”、“义”自许,把历史看作“君子”与“小人”的斗争史,把现实中的矛盾也看作“君子”与“小人”的斗争。他渴望得到君王的赏识而施展自己的满腔抱负,然而现实却如同眼前的梅花,尽管明亮鲜艳却无人赏识,自开自落,开得无聊,落得忧愁。又因“昨夜东风”而身不由己地随着漫天飞雪飘零,然而“渡关山”后又将飘向何方?内心的失落、苦闷跃然纸上。但诗人并未因自己的失意而与“草棘”同流合污,而是依然保持如梅花般“出污泥而不染”的高洁品格,这正是他儒家情怀的自然流露。

《梅花诗帖》是苏轼毕生唯一的书法狂草作品,对其审美意识升华与理想人格完善有着重要的体现与影响。苏轼早年追摹晋人,笔画细致流畅;中年遍参唐人笔法,执笔甚为有力,用墨也较丰,点画肥厚。《梅花诗帖》正体现了这种转变,行笔以中锋为主,首行笔画确有晋人风韵,细致流畅;随着“的梅花草棘间”,用笔隐隐有颜真卿《祭侄文稿》的意味,笔随情走,力道渐强,至“飞雪渡关山”几字力挺天纵,如脱缰之野马,力尽而止。此帖起首是行草书体,作者情绪还较为平和,还是苏书惯有的端庄严谨;但两行之后,随着“昨夜东风吹石裂”,情绪波动起伏,他回想自己被群小诬陷,身心在狱中饱受摧残,感情愈加激越,在行草、小草之后,随着情感逐渐突破理性的束缚,因而随之转为大草、狂草,字行与结字也越来越大。飞动的笔画犹如决堤之洪水,顺管奔流,气势恢弘。随着激情的顶点被定格于“半随飞雪渡关山”,全文戛然而止,没有落款及年月日,这在苏轼的传世作品中绝无仅有,恰如一首悲壮的乐章,意尽曲止,余韵悠悠。正如苏轼所说:“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从起首的低沉到最后的飞扬,如单纯从技术层面上来说,风格不够统一,但这正是笔法与情绪剧烈冲突的外化,也是苏轼理想人格与无奈现实激烈冲突的外化。《梅花诗帖》在创作中无丝毫做作,是以真情的自然流露而为的艺术创作,是最能反映情融于翰墨、志发于毫端的书法作品,表达了苏轼亦如梅花,虽“昨夜东风吹石裂”;但依然傲立风雪,决不屈服的顽强意志。正如苏轼所说:“特以其至大至刚之气,发于胸中而应之以手。”它让苏轼拥有了情感宣泄与审美升华的方式,并对草书有了全新的认识――苏轼并不推崇狂草书体,在他看来,狂草书体只是人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的做法,其结果只能是一种险怪之态,不符合书法规范和人格建设的标准。在人们的印象之中,苏轼每以旷达著称。但他自幼深受儒家思想的浸染,立志有所作为,这使他不可能一开始就心平气和、毫无怨言地接受无所事事的贬谪生活,况且贬居生活毕竟是一个严酷的现实――苏轼已年过不惑,在政治上几陷绝望,济世壮志难酬,痛苦不堪;经济拮据,陷于窘困;精神落寂,心情抑郁。从痛苦到旷达,其中间必有一个历程。出世与入世的抉择是中国文人永远的疼痛与艰难,苏轼亦不例外,游乎物外只不过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美好憧憬而已。他写孤鸿,是“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写海棠,是“名花苦幽独”,“天涯流落俱可念”,都是他心灵的外化。同样,《梅花诗帖》、《黄州寒食诗帖》也正是这种痛苦情绪的流露。《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风亭下梅花盛开》,时在惠州写到“春风岭上淮南村,昔年梅花曾断魂”,②抚今追昔,从今时梅花之盛开念及昔年梅花曾令自己见而惊心、凄断孤魂,表达出心绪万千之感慨,同时可以看出作者感慨后情绪从痛苦转而走向旷达的心理过程。

注释:

①孔凡礼:《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2月第一版,2641页。

②孔凡礼:《苏轼文集》?熏中华书局,1986年3月第一版,2186页。

(作者单位:河南政法管理干部学院)

编校:郑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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