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书法的名义“撒野”

郑孝胥有一段很出名的评语，涉及到“学术”二字：“岑春煊不学无术，袁世凯不学有术，张之洞有学无术，端方有学有术。”张之洞闻后曾笑答：“袁世凯何止有术，简直多术；我则不但无术，且不能自谓有学；至于端方有学有术，不免阿其所好。学问之道是无穷的，谈何容易！端方不过喜欢搜罗假碑版、假字画、假陶器，附庸风雅而已，怎么能说是有学有术？”

如今“学术”一词常常挂在嘴边，岂知二字含义悬殊。梁启超认为，“学者术之体，术者学之用”，“学”和“术”属于不同范畴，“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用者也’。严复曾分析过二者的关系：“盖学与术异，学者考自然之理，立必然之例。术者据既知之理，求可成之功。”王国维进一步认为“学”之义，古今不同，古包括“知”和“行”，今主要指“知”――“学之义广矣，古人所谓学，兼知行言之；今专以知言”。观照时下，应该区分学问、知识、信息，大多数人了解的是信息，少数人掌握的是知识，很难谈得上学问。中国一直罕见“科学”而推崇“技术”，普遍存在重“术”轻“学”的倾向。虽说学术并称，现实中一直是“术业”高度发达，而“学业”正好相反。个人成就以“学”为标准，通常评价一个人会说学业有成。反之，批评一个人，就会说不学无术。眼下书坛中“学”和“术”的背离存在三种情况。一是将学术作为外包装，有学术样式而无学术内容和学术精神，只是学术灌水。二是追求“学”的根本目的不是“学”本身，而是为了获得“术”，以技术、技巧、实用等为目标，赚钱是实用当中最重要的一环。三是以“登龙术”求捷径，乃学与术相背离、脱节最严重的情况。关乎各类“术”的培训，十分火爆，哲学、文学等“×学”渐成冷门，远不如美容和厨师的经济效果立竿见影。学子越来越少，术士越来越多。

书坛中的“术”主要有两类。一是“正术”，如技术、技巧、实用、提高；二是“负术”，如权术、骗术、耍术、邪术等，“登龙术”即其中之一。研究、追求“正术”尚能理解，无可厚非。如今却是施展“负术”者趋众。玩权术者自视甚高，身居高位，熟练地进行权力资本的转换。骗术在书法圈中屡见不鲜，低级一点是帮助出作品集和发证书，高级一点办强化培训班，赠送成功法宝。邪术、耍术易于施行，成本最低，只需费一点口水。书坛遍布“话语英雄”，“我说故我在”，不断抛出一些惊世骇俗的观点，“鄙人独创一格，几千年没有还没这种写法呢！”实质是一种“审美暴力”。行“负术”者常常毫无顾忌，可名之曰“撒野”。说到“撒野”，多半会想到牛二，与书家扯不到边。然而现在赤膊上阵的，无一不是“大”人物：大官到处题字，臭不堪言，却是一片叫好声，反正不敢讲。大明星知名度高，偶尔有一些批评，可以充耳不闻，小人物的话不过是挠痒痒，反正管不着。现代派大师玄妙之极，说了也很难明白，呆一边凉快去，反正看不懂。江湖大侠至贱无敌，死猪不怕开水烫，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反正无所谓。

借书法的名义“撒野”，最大的好处就是看起来文雅、风雅。伪装的撒野比正常的撒野更可怕。“名不正则言不顺”。凡事都得有一个名义，如此，便可名正言顺地做并非名正言顺的事。“丑书”便是极力安排出来的一个“名义”，把徐渭、傅山、金农拉上做垫背。傅山的“四宁四勿”完全被扭曲，比天津大麻花扭曲得还要狠，被绑架成“丑书”宣言。岂知“丑书”是个大杂烩！有的功力不济而百病丛生，有的故作姿态，不惜丑相百出，有的面目丑陋狰狞，令人恐怖，有的恶俗欺世，却大言不惭。凡此种种，混作一谈。书法不完全以美丑来衡量，主要以“真”为标准，是否写出个人的心灵情感。“丑书”当以广义和狭义区分。广义的是样式，丑拙、丑怪，丑而不恶，狭义的是精神，心理肮脏不健康，既丑且恶，已成“恶臭”。狭义的“丑书”应更名为“臭书”。以“臭”相喻，古已有之，“与不善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广东有一道名叫“臭豆腐炖猪蹄”的菜，正式名为“中国足球”，寓意是“臭脚”。根源都在于思维腐臭。书法当走正道，寄希望于奇巧秘技之类，不过是“一招臭棋”。时下有些人动不动就说，“让历史来评价我吧”。想遗臭万年，还没那个资格。

古人之书写个人性情，不存在媒体的放大扭曲。现在很多是炒作，从娱乐文化中找到了商机，以“出位”吸引眼球。艺术和娱乐之间没有了界限。艺术就是娱乐，娱乐就是艺术。丑角与臭书相伴而生。臭书是书家丑角化的见证，按照一定的市场规律所炮制出来的。既是幕后推手的共赢，也有娱乐文化的胜利但和书法无关。审丑是一种现实心理，通常是对心理脆弱者的抚慰。英国有一句谚语说，“一个丑角进城，胜过一打医生。”现实社会的各种压力之下，有很多的寂寞、无聊、疲劳、郁闷、焦虑、失意、挫败的情绪需要加以缓解排遣，等待爆料和丑角。需要一批更倒霉的倒霉蛋，比自己经历更悲惨，长得更难看，抬高自卑的自己，俗称为“心理学上的垫脚石”，由此获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满足感。书法被视作一种发泄方式，专意寻求精神的狂野释放，一些人不惜刻意装扮成丑角，以“臭书”来撒野。“臭书”非书，已经不是审美意义上的“丑”，艺术夸张已成现实的变态，书写行为成了出乖露丑的恶俗举止。就好比人与死人不是一回事，活的叫身体，死的叫尸体。前者有生命迹象，后者没有，这是根本差异。“书法垃圾”和“垃圾书法”严格说来是缺乏逻辑性的。书法与垃圾扯不上边，垃圾如果成为书法的修饰语，就已经是垃圾而不是书法。

退一步来说，有一个哪怕十几个跳梁小丑，也无伤大雅。如果变成一种“生产机制”，甘做臭料，出产“小丑”，打扮成生正逢时的“乌鸦”，好像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就涉及到了审美品格问题，远离艺术和学术。集中表现为官员书家的自大心理，现代派的逆反心理，江湖耍术的迎合心理，无知愚昧的盲从心理。书法需要正本清源。很多缺少思考的争执，已使得真正的要旨边缘化了，表面化缺乏深度，片面化缺乏广度，简单化缺乏逻辑，情绪化缺乏理性。通常习惯会问一个书家是什么级别，却不问是什么水平？类似“书家文人化”之类的口号震天响，多半是光打雷不下雨。一来已没有文人，二来最多只能做做“文人的样子”，长发、长袍、长须之类。“文人化”成了任何人都可以随心所欲拿来的“嫁衣”。与“丑书”利用“四宁四勿”做幌子是同一个道理。这不禁让我想起顾颉刚先生所说过的，“要做学人不做文人”。真正的学人是有思想的。缺乏思想，学术变成心术，书法仅仅是技艺的较量，甚至沦落为耍术、邪术。对“学术”二字理解的粗疏，本身就见证了缺乏细致化的体验。不仅“学术”二字截然不同，“贫穷”二字差异极大。章太炎曾说：“所谓贫者，以其贝分之于人，而己身尚不致一无所有；若穷则弃家而无有，孑然一身，藏身穴内，安能与贫并论乎？”从字的形体来看，“贫”字中“贝”表钱财，越分越少就是“贫”，主要指缺乏金钱，不得温饱，反义词是“富”；“穷”是人字洞穴中弓着身体，表示到了极限，不得伸展，主要指仕途坎坷，不得升迁，反义词是“达”。在物质方面很穷但精神上富有便不算贫，物质富有但精神匮乏，穷的只有钱。学术取舍与贫穷选择存在关联。商业利益让人无法阻挡，是所有书法家所面临的挑战。一切物质化，心中没有了爱和恨，只为了钱。书家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心灵沙漠化问题。

也有人认为，写字不必上升到思想道德的高度。现在的确不必上升到一定的高度，因为连基本的都已经做不到，“上无君子，下无底线”。话说回来，凡有丑角，并不一定就是道德败坏、社会堕落，但反过来一定成立，如果道德败坏、社会堕落，就一定会出现丑角。正常的价值观颠倒了，可以毫无顾忌“撒自己的野，让别人去说吧！”这句话的本质其实就是“我是流氓我怕谁”。对于这一类人，可以“不敬而远之”。“艺”要虔诚，“学”要敬畏。说到底，与“耻文化”的丢失有关。知耻和有耻是传统道德规范体系中的重要内容，渗透在整个中华文化体系的方方面面。孔子云：“知耻者近乎勇”，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老子》中讲“是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管子》里讲“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耻文化对国家和个人至关重要。通常强调要修身，到底修什么？当然和“耻文化”有关。掌握权力的士大夫阶层知耻、有耻，国家的尊严才能维护。就个人来说，“耻”乃羞恶之心，“人有耻，则能有所不为”，“知耻”方能有节制，行为有度，取用有节。做人、做学问，要求辨知荣辱，守仁行义，行己有耻。所以古人强调“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不耻禄之不伙，而耻智之不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