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与FDI技术溢出的门槛效应研究

内容摘要：本文采用面板门槛模型，对中国人力资本与FDI技术溢出的门槛效应进行了研究。实证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对FDI技术溢出的影响表现出鲜明的门槛特征，人力资本存量水平、高等教育人力资本、中等教育人力资本对FDI技术溢出存在显著的正门槛效应，而初等教育人力资本对FDI技术溢出则呈现出负门槛效应。同时，本文发现人力资本存量水平处在高体制的省份，其各层次人力资本也都处于FDI技术溢出效应较大的体制中。

关键词：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结构 全要素生产率

引言

FDI不仅能直接给东道国带来直接的资金支持，而且可以通过技术溢出促进东道国的技术进步。国外的实证研究表明，流入发达国家的FDI普遍能对东道国产生技术外溢，而流入发展中国家的FDI是否存在技术溢出效应并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学者们认为产生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FDI发展中国家的人力存量较低，未达到产生技术溢出的门槛值。在此基础上，较多国内外学者对FDI技术溢出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Borensztein（1998）在新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同时包含人力资本和FDI的内生技术进步模型并运用跨国数据研究表明，当东道国人力资本存量水平超过0.52年（男性接受中等以上受教育时间），FDI才会在东道国产生显著的技术外溢效应。Xu（2000）利用跨国数据研究发现FDI在发达国家的技术溢出效应较为明显而在发展中国家并不存在，其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存量未达到门槛值。国内学者也对人力资本对FDI技术溢出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沈坤荣等（2001）以高校在校学生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作为人力资本的变量，研究发现各地区人力资本存量的丰裕程度决定了FDI 技术溢出的程度。赖明勇等（2002）研究发现中等教育人力资本对FDI技术溢出的促进作用最大。赵江林（2004）研究则认为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对吸收高附加值的FDI作用更加明显，人力资本水平决定了FDI的规模、质量以及技术溢出的效果。

国内学者对中国人力资本与FDI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主要存在以下两点不足：第一，都使用线性模型简单地估算出了人力资本对FDI技术溢出的平均影响，没有考虑到存在多重门槛效应的情况。由于我国地区间人力资本存量水平差异较大，人力资本对于FDI技术溢出的影响很难满足地区间的完全一致性，因此存在非线性关系的可能性较大。第二，现有文献都主要针对是否存在FDI技术溢出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这一问题提进行实证研究，而对于人力资本对FDI 技术溢出门槛的具体数值并没有进行测算。为了弥补现有文献的不足，本文利用Hansen（1999）开创的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人均人力资本存量、各层次人力资本对FDI技术溢出的门槛效应并计算出了相应的门槛值，同时根据门槛值的大小划分了中国各省所处的门槛区域。

模型设定、方法及数据来源

（一）模型设定

本文将回归方程设定为：

上式是一个单一门槛值情形时的两体制模型，如果是双门槛值的三体制模型则可写为：

其中，TEPit为全要素生产率，lnRDdit为国内研发存量，lnRDfit为FDI渠道所含的国际研发存量，Hit变量表示门槛变量，为了分别考察人均人力资本存量水平、各层次人力资本对FDI技术溢出影响的门槛效应，本文将公式中门槛变量Hit分别取为人均人力资本存量（HC）、初等教育人力资本（HC1）、中等教育人力资本（HC2）、高等教育人力资本（HC3）。γi则表示门槛变量具体的门槛值，εit为随机干扰项。门槛模型回归中首先确定门槛模型的形式，然后再对系数估计值进行估计。

（二）变量及数据说明

1.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度量。本文采用索洛余额法对TFP进行估算。总产出用以2000年不变价格计算的实际GDP来衡量。劳动力用各地区从业人员数量来表征。资本存量用以2000年不变价格计算的实际资本存量来衡量，本文采用永续盘存法进行估算，其中各地区初始资本存量的数据来自于张军等（2004）的研究结果，固定资产名义投资额用固定资产形成总额来衡量，固定资本投资价格指数数据来自于单豪杰（2005）的研究结果，资本折旧率取值为9.6%。资本和劳动产出弹性分别取值为0.4、0.6。

2.国内研发资本存量（RDd）。本文依然采用永续盘存法来计算中国各地区历年的研发存量。历年研发名义投资额用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数据来衡量，本文将研发投资价格指数设为消费价格指数与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的加权平均值，权重分别为0.55和0.45，研发资本的折旧率取值为5%。

3.FDI所含的国外研发存量（RDft）。本文选用1990-2009年累计FDI总额前11位国家或地区，参考LP方法计算FDI在中国的研发溢出存量，各国国外研发存量与国内研发存量的计算方法一致。各地区的研发存量用各地区实际利用FDI占全国的比重乘以FDI溢出的国外研发存量计算得到。

4.人均人力资本存量：本文参照姚先国等（2008）的做法选用6岁及6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各省份的人均人力资本存量水平。本文将受教育程度划分为五个教育层次：文盲或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根据我国现有的教育制度，定义各层次的受教育年限依次为0、6、9、12、16年。对于各层次人力资本的衡量本文参考葛小寒（2010）的做法采用，用各省份6岁及以上人口的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人力资本的变量。

本文使用的样本为1990-2009年间中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为了保证统计口径的一致性，本文将排除在研究样本之外，并且将重庆与四川数据合并计算。除非特别说明，各变量的数据来自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实证结果分析

第一，人均人力资本存量、高等教育人力资本、中等教育人力资本对FDI在我国的技术溢出存在着显著的正门槛效应。具体来说，门槛变量为人均人力资本存量、高等教育人力资本以及中等教育人力资本时，当门槛变量依次由其低取值区间向高取值区间发生移动时，模型中FDI技术溢出效应呈现出明显的逐级递增的非线性特征。以人均人力资本存量为例，在体制1即区间HC

第二，初等教育人力资本对FDI在我国的技术溢出存在着显著的负门槛效应。表1显示，在体制1即区间HC1

第三，从人均人力资本存量以及各层次人力资本的影响程度看，人均人力资本存量与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对FDI技术溢出的促进作用最大，而中学教育人力资本次之，初等教育人力资本作用最小，这说明了要最大限度地吸收和利用FDI带来的技术溢出，不仅要注重提高人力资本整体水平，也需要注重人力资本的结构性优化，特别是高等教育人力资本，这也说明了随着现代技术的日新月异，相应地对人力资本也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这说明了在FDI技术溢出中不仅存在人力资本存量的总体水平效应并且存在着结构效应。

第四，从国内研发和FDI技术溢出两个渠道看，它们对TFP的增长效应是不同的。相比FDI技术溢出的影响，国内研发活动仍然具有更为显著的TFP增长效应，国内研发存量的系数与FDI渠道所含的国际研发存量的系数相比，前者不仅在数值上大于后者，相应的t统计量值也小于后者。这就说明了相对于FDI技术溢出而言，国内研发仍然是促进国内技术进步的主要来源。

第五，对照各种人力资本指标下门槛效应的发生区间，可以清楚地观察到目前我国各省份人力资本所处的门槛区间。本文发现人力资本存量水平处在高体制的省市（例如北京、上海、天津、辽宁），其各层次人力资本也都处于FDI技术溢出效应较大的体制中。而对于人力资本存量水平低的一些省份（例如四川、贵州、云南）不仅中高层次人力资本处在低体制区域，而且初等教育人力资本也处在FDI技术溢出产生显著负效应的体制中。这说明除北京、上海、天津、辽宁等省市之外，我国其余省份不仅由于其整体人均人力资本存量较低而不利于吸收FDI技术溢出，而且自身在人力资本结构的不合理也制约了利用FDI来促进的技术进步。

结论

本文利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对人均人力资本存量、各层次人力资本在FDI技术溢出的中门槛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发现，人均人力资本存量以及各层次人力资本对FDI技术溢出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门槛特征。人均人力资本存量水平、高等教育人力资本、中等教育人力资本对FDI技术溢出都存在着显著的正门槛效应，而初等教育人力资本则呈现出负门槛效应，这说明FDI技术溢出与整体人力资本存量水平、中高层次人力资本存在递增的非线性关系，而与初等教育人力资本存量递减的非线性关系。同时本文发现，人均人力资本存量和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对FDI技术溢出的促进作用最大，中等教育人力资本次之，初等教育人力资本最小。这说明要加强FDI在我国的技术溢出效应，提高人均人力资本存量与高等教育人力资本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同时，本文研究发现，人均人力资本存量水平处在高体制的省份，其各层次人力资本也都处于国际技术溢出效应较大的体制中。而对于人力资本存量水平低的一些省份，不仅中高层次人力资本处在低体制区域，其初等人力资本都处在FDI技术溢出显著负效应的体制中。因此除少数人力资本存量较高的省份之外，我国其余省份不仅需要注重提高整体的人力资本存量水平，同时也要重视在人力资本存量结构上的进一步优化。

参考文献：

1.赵江林.外资与人力资源开发：对中国经验的总结.经济研究，2004（2）

2.沈坤荣，耿强.外国直接投资、地区差异与内生经济增长.中国社会科学，2001（5）

3.姚先国，张海峰.教育、人力资本与地区经济差异.经济研究，200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