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准了,就别回头!

我从参加工作的第一天起就进入传媒单位工作，不离不弃。直至退休后，依然研究传统媒体的生存、发展和关注新媒体前沿的状况，连微博上谈论的也大多涉及传媒话题。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要求，各人也有各自不同的情况，不必强求自己干不愿意干的事，从事传媒工作也是如此。然而，一旦认准了，就要下足工夫。尽管前进道路上有风雨，但可磨炼人的意志，而且坚守总是会有收获的。

做不了，不勉强；认准了，工夫要下足

未进入媒体之前，以为媒体人是“无冕之王”，很体面、很神气。但进入之后，有的人发现自己并不适合做媒体人，可能是心态障碍，也可能是能力不适应。

当不了媒体人，不要勉强维持下去。媒体内部有很多单位可以选择，可在媒体内转行，也可跳槽到外单位。时代不同了，并非一定要做个永不挪动的螺丝钉，牢牢死守一个岗位。如果志向未泯，经努力还能适应，认准了就要全身投入，投入与收获是成正比的。其实不太适应也不要紧，只要坚定了志向，可以逐步适应。关键是要下真工夫。

我是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毕业的，毕业后到南方日报社工作。当时什么叫消息、通讯、评论，全不懂。概念都未弄清楚，更谈不上写稿。开始时拿几家报纸反复阅读，了解各种新闻体裁的写法，研究写作的特点、规律。然后，也找一些有关新闻基础知识的书本来读，学习新闻理论、新闻业务、新闻史。当时还深感自己的文字表达能力不强，大学待了六年，真正上课读书是两年，其余时间都因“”停课“闹革命”，或下农村、工厂劳动去了。参加工作后，需恶补基础知识。当记者，要练好文字功夫，尽管小的时候就读了不少课外书，但“”期间荒废了，不仅没有补充新知识，连老本也不断流失。为提高文字表达能力，我专门订了小说、散文杂志，也购买这方面的书，还背诗词，并重读过去读过的经典著作。以前当做消遣来读，现在为获取写作知识而读。为了提高写作能力，还学写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等。总之，凡能提高新闻写作能力的辅助手段，都尽量用上。

在媒体单位工作，提倡以老带新，但事实上由于大家都很忙，很难顾得过来。加上不是每个单位的工作环境都那么好，有些新人只能站在旁边观察，看别人是怎么做的。要自己不断探索，逐步积累经验。我在南方日报工作半年后，就到了山区记者站，各行业的报道都可以涉及，但重点是农村。尽管我长在农村，在大学期间又多次到农村劳动、生活，对农村并不陌生。但熟悉农村的情况，未必就熟悉农村工作和当前的相关政策，一个地区几个县有什么新情况、新问题并不了解，也不懂得从哪个方面、哪个角度去反映农村工作。我就经常到各部门一个一个地转，比较全面地了解情况。然后就往农村跑，直接下到农村，当时叫公社、大队、生产队，还常常进农家采访，有时还住在大队部或农民家里。我两度到山区的梅县地区（现改为梅州市）记者站，前后加起来近八年，1982年调回广州，起码有一半以上的公社到过了。那时没有小车接送，都是到汽车站买票，坐班车，也坐过拖拉机，还常常骑自行车。山区许多地方连自行车都走不了，只能靠两腿爬山越岭了。现在不是强调“走转改”吗？我早就“走转改”了！

尽管条件比较艰苦，但对农村的情况熟悉之后，深知农村底层的困境和基层工作的复杂性，无论写稿还是审稿都会比较准确地把握，比较理性地处理一些难度较大的稿件。

现在有的年轻人不肯深入采访，跑会议拿材料或网上取稿。当然，不必完全强求我们那个年代的做法，但好的要借鉴，深入实际这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有不少大学生整天泡在网海中，信息很多，消息很灵通，这是好的一面，问题是不太下工夫读原著。过去，我们在中小学阶段就已开始读名著了。我问过许多文科大学生有没有读过中国四大名著，很多人没有读过。有的说读了一些，有的说看了连环画，真正完整读完的并不多。知识太浅薄、太碎片化不行。要下工夫读一些历史和现实的经典著作，知识深厚才能走得远。

无论顺境还是逆境，坚守尤为宝贵

当记者并非一片光明，无论顺境还是逆境，坚守尤为宝贵。

我于1970年进入报社工作的时候，“”尚未结束。宣传口径都要对“梁效”（“”的御用写作班子），文章“假大空长”，当记者很压抑。粉碎“”，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社会和办报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经常在农村采访，听到农民要求生产自的呼声，实际上有的大队、生产队已悄悄地实行“大包干”联产承包责任制，有的也叫“包产到户”，把土地经营权交给了农民。有的地方一年工夫就解决了温饱问题。我们采访所到之处，常听到“三中全会确定的政策好”的赞叹声。感同身受，我们写出了一篇篇充满激情的文章，反映的都是基层干部和农民的呼声。

当时的情况是，中央这一头和基层这一层是相通的，看法比较一致，但中间梗塞。不少公社书记、县委书记甚至地委书记思想是不通的。在这种情况下，记者写了不少冲破阻力、解放思想的稿件。比如我就曾经写过《不按“长官意志”办，就无法搞好冬种生产吗？》的文章。然而，在一些会议上常常会听到批评声，有些地县领导坐在一起的时候就发议论：“年轻人懂什么，尽在胡说八道。”因为那个时候我才过而立之年，梅县地区记者站所在地很多领导也认识我。邻近的惠阳地区有一位公社书记还给南方日报社领导写了一封“告状信”，信中列举了我写的一系列反映农民生产责任制的文章，然后下结论说：“这些报道搞乱了人们的思想、扰乱了生产计划，农民本来就不愿执行生产计划，现在我们干部指挥生产更难了。”的确，过去农村的生产完全按“长官意志”办，什么时候播种、插秧都规定了时间，种什么、不种什么全县统一规划。有人戏称全县只有三个人会耕田，即县委书记、公社书记、大队党支部书记；也有人说只有两个人会耕田，因为许多大队党支部书记思想是不通的，被迫执行。现在农民把土地抓到了自己手上，“长官意志”的指挥棒自然不灵了。但实践证明，凡是实行“大包干”的地方，农村形势都一片大好。南方日报社当时的领导思想也是很解放的，在南方日报上发表了大量宣传贯彻三中全会精神的好文章，同时也对阻碍三中全会精神的现象进行了批评，有的文章人民日报还转载了。当时读者对南方日报的看法是“政策宣传和批评报道都做得好！”在这样的氛围下，南方日报的领导者们对指责我的“告状信”不仅置之不理，还对我的其中一些报道发了表扬通报。

到了1981年5月，担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不久的任仲夷到梅州地区五华县调研，我作为随行记者参加采访。他深入到基层听干部汇报，和群众交谈。当时五华县是实行“大包干”范围比较广的县，而这个县过去农民严重缺粮，实行“大包干”一两年，很快就改变了缺粮的局面，农民不仅解决了自身吃饭问题，还敲锣打鼓交公粮余粮。任仲夷非常兴奋，把这种形势归纳为六个字“顺心、顺手、顺路”。他解释说，心情舒畅了，可以甩开膀子大干了，这才是真正顺了社会主义之路。他对五华形势的肯定，不仅为一直争论了很久的“大包干”问题打下了圆满句号，也是对南方日报报道的肯定。于是我根据他的讲话精神写了一篇通讯《顺心・顺手・顺路――五华县散记》，报社很快安排在头版头条发表，对进一步推动农村生产责任制的落实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新闻工作是极具挑战性的工作，而且不断出现新情况、新问题，与许多开创性的工作一样，道路是曲折的，前景是光明的，坚守终会得到回报的。

理想与现实有落差，别把期望值无限扩大

未参加工作的传媒专业大学生或年轻的新闻工作者，都喜欢讲新闻理想。的确，没有理想和追求，是很难有所作为的。但是，有时把期望值定得太高，把社会现实想象得太美妙，一到了现实世界就有可能失望了。

我们常把新闻职业看成是神圣的职业，新闻人应是高尚道德的践行者和传播者，媒体经常教育人怎么做，毫无疑问自己首先要做到。但当你充满敬仰之情进入媒体时，很快会发现有些媒体也存在一些不良风气，比如“有偿新闻”、拿红包等现象；有些媒体浮躁不客观，不能坚守专业主义精神。还有就是新闻工作的社会生态环境，有些报道写出来了，又有这个限制那个限制发不出来。舆论监督等正常的报道受到干扰等。理想、激情，一下就受到了冲击。我认为，对现实的社会要进行理性的分析，多问几个“为什么”。比如：存在的这些问题是主流还是非主流？这类问题是否别的行业甚至政府机关都存在，还是媒体独有的现象？我们能否通过自身努力去改变它？如果大家都因此而却步，媒体还能进步吗？社会还能进步吗？事实上，媒体也是社会的缩影，在社会风气整体不太好的环境下，媒体也会受到影响，不可能纯之又纯。如果经过慎重考虑，觉得与原来想象的落差过大，可以选择放弃，但还是要强调深思熟虑。事实上，这里存在的这样那样的问题，别的地方也依然存在。当然，碰了壁之后，可以吃“回头草”，但还是建议放弃之前，要经过调研、反复思考，不可盲动。有的人干了东家干西家，一辈子不知转了多少单位，最终一事无成，这样的事例很多。

新闻是充满理想、激情的事业，也会有许多波折，有时会做得很痛苦，但痛苦与收获的甘甜是联系在一起的。当你从磨难中走过来，看到新闻路上留下的耐人寻味的足迹，你也许会感到幸福和自豪。

我24岁进入媒体工作，60岁从媒体领导岗位退下来之后，又进入新闻学院从事传媒教育，65岁办理了退休手续，现在66岁仍在新闻教育岗位上。我去年11月至今年3月在新浪和腾讯微博上开通了“新闻学生茶座”，就学生关注的就业、见习、学习和伦理道德问题，发表了四个系列百篇博文，并在与博友的交流中，继续就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新闻之路，有风有雨有险滩，还有陷阱，执着的坚守与理念、激情、勇气、责任、智慧相随。我已经走上了新闻的不归路。选择新闻、追求新闻，死不改悔。

（作者为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原董事长，本刊学术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