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怎样的“国学”

国学又热起来了。《弟子规》《三字经》等诸多传统的国学作品从央视走进了课堂，走到了街头巷尾，寻常百姓家。有人认为传统文化回归是社会发展中的理性呼唤，但也有人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这样的回归是文明的倒退；也有人认为应将国学作为民族信仰来看待。

国学到底是什么？如何权衡国学的利弊？怎样的国学才更适合今天的社会状态？要不要“清理”国学门户……11月12日，著名学者朱大可、肖云儒做客《时代人物》“爱善同盟”，与盟友们交流与探讨一系列关于国学的问题。

国学不等同于儒学

有人说，国学的核心内容是反动的。因为它歌颂专制，反对民主；倡导愚昧，压制科学。朱老师同意吗？

有两种国学，一种是愚昧之学，一种是启蒙之学。目前的状态是愚昧之学占统治地位。

如何判断其愚昧或启蒙？

第一，国学是丰富的思想宝库。它过去等同于汉学，但汉学不止于儒学、道家、易经、兵法，还应当包括墨学，我认为这是先秦最重要的思想遗产，但现在却遭到严重忽略。国学的范围也不止于汉学，它还应当包括藏学、蒙学和彝学等。

第二，国学是不完美的，国学的继承需要有效的过滤。把国学神圣化，好像字字都是圣典，完美无缺，拯救人类就靠它了，肯定是有问题的。我们要看到，国学里有大量精华，也有大量糟粕，例如“二十四孝”、《论语》里的“女子与小人论”。人格平等和孝顺的关系，孝爱还是孝顺，这是一个本质性的区别。

第三，国学是开放和吸纳性的。国学有其明显的外部原型，例如老子的思想和墨子的思想。秦始皇的政治制度，也克隆自波斯帝国。把国学视为自给自足、自我封闭的产物，那是对国学的歪曲。开放和吸纳，是国学生命力的源泉。

第四，国学跟西学之间是互补的，但绝对不是对立的，就好像中医和西医是互补的一样。任何试图把中医和西医对立起来，并且非此即彼的说法，都是非常可疑的。

以上是衡量国学好坏的四项基本原则。

很多人将国学等同于儒学了。

用儒学代替国学，是新儒家的文化阴谋。

儒学自汉以后是否都是奴才式的学问？

也不完全是。儒家中有一些真正的英雄，例如明代的东林党人，他们虽然有明显的弱点，但你不得不承认，他们是反抗皇帝、宦官专制的斗士。

但若干次的焚书、改史已经让很多原来的真相越来越模糊。

焚书是暴君干的，篡书则主要是儒家干的。篡书对文化的伤害，比焚书更甚。

篡史是从汉武帝开始还是从唐太宗开始？

从司马迁开始，到刘歆父子达到高潮，代表作就是《古文尚书》。

宋明党争算不算专制下的民主，或是皇、宦、臣的三权分立？

都不能算，宋明党争只是专制机器自我调适机制的体现。在法家制度走得过于暴虐的时候，儒家就会出来加以调适。

是不是就如内法外儒一样，相互更迭？

是啊，内法外儒，或者法儒互补。法儒二元论是中国专制社会的基本逻辑。

“三位一体”是华夏传统文化价值的轴心

越来越感觉中国从发展实践到理论基础都到了一个转折点，转了就是新生，固守就很难预料。不知您有无同感？

中国现在最纠结的是西方文明和中国文化这两个齿轮不能咬合在一起的问题，但这个问题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都处理得很好。

两个齿轮不能咬合在一起？

在西方文明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只要加上一个制度的转换器，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都是如此，现成的经验。

日本相对好解释，日本基本没有真正集权过，都是大名、内阁、军阀和天皇的博弈。韩国值得学习。

其实台湾也值得学习。

台湾最值得学习。撇开制度层面，单说文化本身吧，本土传统文化有没有跟人类共同价值对接的插口？这个问题，始终是学界争议的焦点，至今没有达成必要的共识。

在我看来，晚期儒学的阳明心学，就极具现代哲学思辨色彩，而原儒学说中亦含有积极的人本主义因素，如孟子的“君轻民贵”观点，跟人类共同价值相当接近，但孟子的此类思想并非儒家原创，而是源于墨家的思想。早在2000多年前，墨子就以卓越的见识，提出“兼爱”（今译“博爱”）、“非攻”（意指和平）、“尚同”（接等语义）、“天志”、“明鬼”（属于终极关怀范畴）和“非乐”、“节葬”、“节用”（属于节俭领域）等。

在先秦诸子的谱系中，只有墨学能够跟现代人类价值作无缝对接。但奇怪的是，在“新国学”的热潮中，墨子始终是被饱受冷落的侍妾。

“孔制”的基本文化特色如下：

第一，礼（伦理）高于法，以伦理立法，最终形成道德审判的宗法格局，并依赖民众之间的道德监督来维系社会秩序；

第二，姻亲关系高于契约关系；

第三，外部关系（“三纲五常”）高于内部关系（道德内省）；

第四，记忆高于想象，经验高于逻辑，过去高于未来，老人高于青年；

第五，集体高于个体，皇权高于人权，男权高于女权；

第六，拜祖高于祭神，血亲高于社群，如此等等。所有这些要素看起来都跟现代性毫无干系。

怎样是良性的中国文化传承？

我个人以为，中国文化的历史传承，应以墨家为中心，以儒家和道家为两翼，形成完美的三位一体系统，进而成为华夏传统文化价值的轴心。

我国台湾和日本都以其卓越的政治实践，解决了制度和文化的分层问题――营造制度价值（也就是“体”，作为建构制度的基准价值）和生活价值（即“用”，作为支撑日常生活范式的基准价值）的二元架构，而韩国更是在日常生活层面注入了基督教价值。

这就意味着，文化传统应当被限定在日常生活的层级，且以人类共同价值为基准，在过滤和改造之后，成为无毒的道德食品；而在制度层级，则必须有更符合人类共同价值标准的现代政治方案。

未来的中国大陆，终究要走上这种“体用二元化”的康庄大道。

“国学”最好改称“华学”

我同意饶宗颐的主张。“国学”的正式提出，当在清末，当时学界针对“西学东渐”而力挺“国学”以抗衡。正如国粹派邓实先生总结的，“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其国者有其学，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由此可以看出两点：一、“国学”“国故”，一是中国传统文化学术典籍的总称，主要是指汉民族文化，没有涵盖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二、“国学”针对“西学”而命名，有抗衡西学东渐的初衷，它的着眼点是“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不是“学其人类之学以为国用”，先天性地带着一种内封性，一种对西学、对世界其他地区文化，乃至对中华其他民族文化，在心理上的区隔和戒备。

“国学”这个“国”字，又容易叫人联想到“国家之学”。这也容易造成一种错觉，好像我们弘扬国学，想要强调的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国家学说、政治学说和意识形态学说。其核心正是皇权主义和宗法制度。在现代化、全球化视野之下，皇权主义和宗法制度恰恰是我们传统文化的软肋，是很难再拿得出来的。

放到今天全球文化语境下，“国学”这个称谓，确有值得推敲的地方。“国学”对国人来说，理所当然是“中国之学”，但扩大到境外，为什么“国学”一定要特指“中国之学”，而不能是其他国家指称自己国家的文化和学问呢？对散居在世界各国的华侨、华人，还有热爱中国文化的东洋人、西洋人来说，“国学”为什么不可以理解为他们所在国的文化，而只能是这个“中央之国”的“中国”的学问呢？多少流露出一点文化强制的味道。

“国学”概念立足于国家、立足于本土，不利于中华文化走出国门。“华学”则淡化了文化的国家属性、地域属性，强调的是全球文化格局定民族文化的精神质地和内蕴风格，对于海内外文化的交流和共享更为有利。

还是国学大师牟宗三说得好，儒学可分为制度儒学（政统）、心性儒学（道统）、世俗儒学（学统），如果说道统、学统的许多精华还有可继承之处，政统在现代是绝不可继承的。因为制度儒学是中国皇权主义和宗法制度重要的理论基础。

“华学”避免了这种歧义。它更多是指纯文化的，是民族文化中关于文史哲经、关于伦理道德、关于民间智慧、民间风俗、民间艺术方面的内容，即道统、学统方面的内容，这些才是更易于融入世界、为人类共享的东西。

有很多肤浅的“文化人”打着国学旗号行骗，您对此怎么看？

这有几种情况，一是庸俗化，将国学由道降低为技，为成功学服务；一是利润化，以国学承载相关产业，如唐装汉服……所以调侃一句：千万不要清理国学的门户，那会让很多人失业，诱发社会不稳定。

鲁迅先生曾说，西装没做好，就把马褂扔了。我就纳闷了，这么多年过去了，西装怎么还是没有做好？从这个角度来看，有人要把马褂捡回来也有情可原。

所以道统政统一定要分开，不但不能继承政统，也不宜披着道统的外衣去促进政统的承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