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7-05 07:37:00
［摘 要］ 贾平凹的长篇小说《秦腔》和《高兴》的创作时间仅隔两年，分别描写了农民工的进城潮和农民工的城市生存状态，是反映当下农村和农民命运的两部长篇力作。但两部小说题材上的连贯性不是作者的有意择取，而是贾平凹多年的现实关注所致。本文主要从现实生活中的农民工“刘书桢”到小说中的农民工“刘高兴”形象的变异，探索和揭示小说《高兴》的建构过程及其作者的底层关怀特点。
［关键词］ 贾平凹；《高兴》；刘高兴；农民工；底层关怀
贾平凹在2005年创作的长篇小说《秦腔》中叙写了改革开放20多年后的棣花街的变化和家乡父老的生存图景，而且在这本书中已透露了农民进城务工，村里青壮劳力短缺，进城的潮流呈愈演愈烈之势，但作者未作展开描述。2007年的新作《高兴》以拾破烂者的独特视角谱写了进城农民工的生存困境和无望未来，为此“刘高兴”形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时代意义，而且无疑超出了作者最初的写作预想：把自己的作品写成一份社会记录而留给历史。由于《秦腔》和《高兴》在题材连贯性上的不谋而合，可以称其为姊妹篇。尽管《高兴》没有全景式地描写农民工的方方面面，但其刻画的几个人物的生活无不尽显“底层”二字，放大了他们的生活看便具有普遍意义。贾平凹努力在苦难的底色上涂抹“高兴”的亮色，反倒浓厚了底层生存苦涩和无奈的氛围，不管“刘高兴们”的命运如何？事实上，成千上万的农民工们依然满怀希望地涌向城市，这是人的物质欲望使然，时代氛围使然！
贾平凹眼中的“刘书桢”
生活中的“刘高兴”原名叫刘书桢，是一个很文气的名字，20年前进军西安时改名为刘高兴，同时把儿子的名字改为刘热闹，从中可看出开朗、乐观和幽默的本性。一来他们那一辈都是“高”字辈，二来就图个吉利。刘书桢是贾平凹的小学、初中同学，中学毕业后参军，还当过副班长。他生养了三女一男，后来又收养了一个女儿，生计困顿的他到秦岭山上背过矿，到灵宝当过建筑小工，市场上摆摊炸过油条，还开过一个小饭馆，但却一个个好景不长，勉强度日而已。1997年刘书桢投奔先行进城的儿子，干起送煤的行当，老伴儿也进城当保姆，从此有了比丹凤老家好得多的收入，在家乡盖起了新房，解决了儿子娶媳妇的一大硬件条件。刘书桢的下一个目标是贷些款，囤些煤，自己开展批发业务。1951年出生的刘书桢身体很好，每天端着蜂窝煤上下楼也没觉得累。他感觉自己还没老，还要在西安浪下去，直到干不动了，显然是乡下农民的本色。贾平凹曾经造访过刘书桢的西安租住屋――四面透风的工棚，用砖头支起的床铺，被褥凌乱，脏得没有颜色，锅碗瓢盆和蜂窝煤炉子都放在地上。老同学的此情此景，无法不令贾平凹为之动容。但刘书桢对他目前的收入和自由职业颇为满足，可以说此前是从未有过的，不难想象当下农村贫困的现实。刘书桢说，自己的烦恼很多，名字只是标明一种生活态度，过去为了生儿子颠沛流离，有了儿子，又为了众多的子女吃苦受累。但他永远能从生活中找到平衡，找到乐趣，而且他能将快乐放大，把烦恼化小。虽然小说《高兴》的素材并非皆来自刘书桢，还包括作者对西安拾破烂族的深入体察和感悟以及对人物原型的变异，但小说的主要基调却来自刘书桢的生活。如贾平凹在《高兴》后记中所写：“刘高兴当然还在西安，身体似乎比以前还好，他是一个半月回去照料一下地里的庄稼，然后又来到西安，每次来了不是给我电话说他又来了，就是冷不及地来敲门。他还是说这说那，表情丰富，笑声爽朗。我就说了一句：‘咋迟早见你恁高兴的？’他停了一下，说‘我叫刘高兴呀，咋能不高兴呢？’得不到高兴但仍高兴着，这是什么人呢？但就是这一句话，我突然地觉得我的思维该怎么变了，我的小说该怎么写了。本来是‘刘高兴’的事萌发了要写一个拾破烂人的书，而我深入那么多拾破烂人却使我的写作陷入困境。这部小说就写刘高兴，可以说它是拾破烂人的另类，而他也是拾破烂人的典型，他之所以是现在的他，他越是活得沉重，也就越懂得活得轻松，越是活得苦难他才越要享受快乐。”［1］贾平凹感悟得的确不错，若按原来的路子写下去就是类似拾破烂者的生存记录了，很难超越素材的束缚和替底层代言的老套子。“刘高兴”身上恰好承载了当下民工潮的两个含义：一是民工潮的形成原因，二是农民工的艰难处境和所付出的沉重的代价。
贾平凹笔下的“刘高兴”
贾平凹对刘高兴的笔下处理很高明，既让刘高兴从事拾破烂的行当，又把他处理成有别于一般的拾破烂群体，是一个有高中文化底蕴的进城农民工，年龄上也与刘书桢拉开了距离，仅仅30出头，多少有些类似于路遥笔下的高家林，只是没有那么高的进城起点。为此一些论者认为，刘高兴不像农民工，不像我们常见的拾破烂者，反倒像伪装的知识分子，甚至像贾平凹本人。笔者倒以为把刘高兴设定为高家林似的返乡知青更为入情入理。高家林是走关系入城遇挫，刘高兴是自发进城失败，不一样的起点，却是共同的结局。贾平凹是有意在刘高兴身上注入了新的质素，所谓的另类拾破烂者，让返乡知青以拾破烂的身份再次现身城市，扮演底层农民工的角色，同时加大知识分子的素质，让他拥有不同于一般农民工的生存体验和精神困境，侧重放大他的精神苦难。人们在评说刘高兴不像农民工时，最为喜眉喜色的恐怕是贾平凹本人。作者其实已经在刘高兴的农民工身份的似与不似之间负载了他的观念，那就是较之物质困境，精神苦难更为令人苦痛和刻骨铭心。
（一）刘高兴的爱情梦
刘高兴为了与第一个女人成婚，不惜卖掉自己的一个肾，用所换来的钱盖了新房，结果人家却另觅高枝。刘高兴发狠心要进城，一来赚大钱，二来找一个能穿高跟鞋的高雅女人，为此特意买了一双高跟鞋供起来。正如他所言：“你那个大脚骨，我的老婆是穿高跟尖头皮鞋的。”［2］5进城不久的刘高兴果然幸运地结识了一位穿高跟鞋的高雅女人，谁知竟是在美容院出台的卖身。刘高兴无法想象在群体中竟然也有如此清纯脱俗的女子，但这是事实，现实生活中确确实实的存在。刘高兴的眼光也确实不像农民工的眼光，充满了知识分子的情趣和喜好。梦夷纯是为报哥仇进城打工，先后干过洗碗工和家庭保姆，最后沦为，用卖身所得支付公安部门的巨额破案经费。刘高兴为了帮助梦夷纯每月从拾破烂的收益中专门拿出300元钱，但近乎杯水车薪，只是一份心意而已。其实，梦夷纯更想依傍生意上的照顾者――大老板韦达，不过从梦夷纯扫黄被抓不想伸援手的情况来看，梦夷纯无法进一步靠近韦达，而且其情意也终究将被辜负。刘高兴尽管心有余而力不足，却是实心实意想帮助梦夷纯，而且努力把关系上升到情人关系。刘高兴得知梦夷纯的身份先是惊讶后是矛盾重重，尤其目睹梦夷纯经常搭韦达的小车出入，所以不愿接触韦达，最终也未应承韦达安排的工作。梦夷纯出事后，刘高兴硬着头皮向韦达求援。事实上，在与韦达的关系上，梦夷纯终难如愿，而与刘高兴的关系上又是十二分的不愿和不甘。不过，具有知识分子气质的刘高兴却很容易地从用肉体超度和接济男人的“锁骨菩萨”身上找到了说服自己的依据，把“锁骨菩萨”的感人事迹置换给了现实困境中的梦夷纯。梦夷纯的故事很像旧故事的翻版，作为一种原型成了现实无意识。作者的高明之处在于把刘高兴与梦夷纯的关系在现实的平台上处理成一对矛盾关系：有文化、懂幽默、会吹箫的刘高兴偏偏是拾破烂者，而清纯、高挑、端庄的梦夷纯竟会是出台的，但在现实生活中这恰恰是无独有偶的真实存在。二者的共同点是心心相印，心有灵犀，再就是拥有一份共同的身份尴尬；不同点是刘高兴的服务对象是市民阶层，梦夷纯的服务对象是有钱人。正为此二者之间无法构成韦达式的生意关系，才有可能发展成超越世俗利益的爱情关系，尽管这样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概率远低于无情的现实逻辑。小说的结尾就是一个最好的昭示：刘高兴为筹梦夷纯的保释款赴咸阳工地挖地基，工钱被骗，五富暴病身亡；梦夷纯被抓入狱。刘高兴、梦夷纯只能在电话中交换声音，却无法进一步走近，可谓有缘无分，一切还是身份惹的祸。
（二）刘高兴的发财梦
有些论者强调刘高兴的进城梦，或者说是城市想象，这一点恰恰与人物的知识分子气质有关，那就是好高骛远，想象先行。随行进城的五富，还有黄八、杏胡夫妇、石热闹，他们一心一意琢磨赚钱，甚至不惜以身试法，而刘高兴讲究中规中矩、不温不火，时不时还别有闲情逸致地逛公园、品小吃、乘出租车等。刘高兴在体认自己的拾破烂身份的同时，又不时地标示与五富、黄八等同行的不同。他穿西装，着皮鞋，戴墨镜，解决生理问题采用梦幻和想象的办法，而不像五富、黄八直接出入露天舞厅。刘高兴既想远离韦达，缘于与梦夷纯的爱慕关系，心理上又想接近韦达，甚至想象韦达是他的另一个肾脏的持有者，因为韦达是物质上的成功者，涵盖了城市梦想的主要内容。刘高兴喜欢城市，喜欢城市的繁华和热闹，更羡慕韦达这样的城市主宰者，相反鄙斥同乡暴发户韩大宝，因为他不够城里人的文明标准。刘高兴进城后的确经历了不少事，如为王翠花索要身份证，为五富摆平刁钻的门卫，为小区居民排忧解难，不惜生命拦截肇事小汽车等。在周围的群体中，不仅杏胡夫妇高看他一眼，五富、黄八也是言听计从。尽管这样，刘高兴在赚钱上却无法超越收购站的瘦猴儿，无法抗衡暴发户韩大宝，相反被后者因无“行业孝心”之故逐出拾破烂的领地，以赚大钱为诱饵骗至咸阳工地挖沟，导致五富丧命，工钱无着。刘高兴虽然比五富有知识、有情趣，但在现实中无法拯救梦夷纯不说，也无法保护影子似的五富。在这一点上刘高兴又很像缺少社会经验的书生气十足的知识分子和软弱无助的拾破烂农民工。刘高兴没了最初进城时的自信，相反开始质疑自己，“这个时候我才知道我刘高兴仍然是个农民，我懂得太少，我的能力有限。”［2］412对于刘高兴只余下讨不到工钱的屈辱和悲壮的背尸之程，没想到最后竟是回到城市的出入点――站前广场。进城之旅是一场梦断之旅，也是一个无门之旅。五富离他而去，梦夷纯不得相见，一份牵挂，一份责任竟成了全部。可是刘高兴们的悲喜剧还会一如既往地上演下去！
在小说《高兴》中，贾平凹择取了生活中的“刘高兴”的“高兴”成分――开朗、幽默，在拾破烂群体中择取了底层生存的艰难细节――坚韧、勤劳。在刘书桢的年龄上做了一定的变更，小说中的刘高兴不过30出头，且是一个高中毕业生，这样更接近六七十年代的返乡知情，更像不甘于农村生活而充满城市理想的高家林形象。不过小说中的刘高兴形象给人的印象有些老，更接近于中年，与梦夷纯的爱情也缺少年轻人的活力和浪漫，这一点来看倒又像真正的拾破烂者。《高兴》的解读存在这样那样的矛盾地方居多，说明小说打造的尚不够顺畅和圆滑，贾平凹毕竟是一个多产作家，很难在数量和质量之间持续保持平衡。换一个角度看，作者在刘高兴形象的似是而非、是与不是之间反而巧妙地实现了他的叙述目的，构建了他形而上的理念――从关注底层，关注农民工的生存境遇，上升到社会转型期多数中国人经历的精神尴尬和生存无奈。台湾已故歌手张雨生的一句歌词这样写道“我的未来不是梦”，但对于占多数的底层弱势群体来讲，他们的未来就是梦！
［参考文献］
［1］贾平凹.高兴•后记［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449.
［2］贾平凹.高兴［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
［作者简介］ 洪永春(1964― )，男，吉林公主岭人，韩国外国语大学博士，通化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