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语篇整体论探析电影《刮痧》的中西文化差异

［摘 要］ 电影《刮痧》讲述了中国移民在美国因文化差异而引发的一场司法冲突，表现了中西文化不断碰撞和调和。本研究以语篇整体论为理论框架，主要从伦理道德、人情与实证两方面探讨电影《刮痧》中中西文化差异。从理论开始，以实例结束，旨在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说明语篇分析必须从整体入手，把握各部分之间的内在联系，不能只是孤零零地分析单句，着力探求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观念形态和价值体系，使研究更加全面、客观和科学。

［关键词］ 语篇整体论；文化；《刮痧》；中西差异

影视传媒的兴起使电影的创作主题逐渐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各类文化现象和问题也得到影视界广泛关注。电影为文化差异分析提供了生动形象、活泼有趣的素材，并揭示出深刻的法理。电影《刮痧》自放映以来，引起了不小的社会反响，观众对此部影片的评论触目皆是，但真正借助影视传播这个媒介，从语篇整体论的角度对比分析中美影视作品中文化现象的工作却寥若晨星。本文以语篇整体论为理论框架，探析电影《刮痧》的中西文化差异，追问不同文化背后的观念形态、价值体系等，这一视角是极少被论及过的。

一、语篇整体论的阐释

语篇整体论是由“整体篇章语言学”(Holistic Textlinguistics)演变而来的，是美国语言学家罗伯特•朗格克瑞(Robert Longacre)在2003年正式提出的观点：语言是在语境中的语言，语言学不能只研究孤立的句子，必须研究篇章。这与传统的语言学观点迥异。传统语言学因受原子主义的影响偏重于分析，“原子”源自希腊词atoma，意为：“不可再分割的东西”，也就是说“原子是一种最后的不可分割的物质微粒”。在语言学中有些语言被分析到不能再分析的现象被称为“原子主义”。传统语言观认为整体是部分之和，崇尚分析、分解，由此发展了西医、油画特别是物理学、微积分等，在此基础上创造了现代科学技术。在语言学内部转向之前，弗雷格的含义与指称理论、罗素的摹状词理论、前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图像论、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原子论，多将意义归结为某种无法进一步分析、证实的对象――不论是外在实物、原子事实还是逻辑真值本身，给人的印象是：词语的意义源于某种与其对应的外在或内在之物，语句或命题的意义依赖于词语按语形、语义逻辑规则的组合，整个语言系统的意义无非是由语句的意义叠加而成。换言之，传统语言研究是在分化论指导下的，只有相对完整性的“句子”；语言分析整体论的观点是以整体论为指导的，其基本单位是具有较高独立性的“篇章”。为更好理解语篇整体论，本文以语篇整体论为理论框架，探讨《刮痧》中中西文化的差异。电影《刮痧》讲述了一个发生在美国中部密西西比河畔城市――圣路易斯的故事。男主角许大同的儿子丹尼斯生病时，看不懂药瓶上的英文的爷爷给他用了中国传统疗法――刮痧来治病，随后丹尼斯因意外事件被送往医院检查，丹尼斯背上的刮痕却成了许大同虐待儿童的罪证。深受中国传统思想影响的许大同在搜集证据时屡屡碰壁，接连不断的噩运使原本美好的家庭支离破碎。后来由于许大同的老板昆兰和各方面的努力，经过一系列磨难之后，许大同一家终于在圣诞夜团圆了。影片情节跌宕起伏，扣人心弦，表面上看是一连串的误会和巧合造成的人物命运的曲折，究其根源，是中美两种不同文化使然。下面从语篇整体论的角度具体探析中西文化的三个不同点。

二、从语篇整体论探析电影《刮痧》的中西文化差异

“刮痧”是传统中医自然疗法之一，它以中医皮部理论为基础，用器具在皮肤相关部位刮拭，以达到疏通经络，活血化瘀之目的，增强机体自身潜在的抗病能力和免疫机能，从而达到扶正祛邪，防病治病的作用。影片制作者用传统中医疗法“刮痧”来命名用意何在？随着剧情的推动，我们了解到因为一次“刮痧”，使原本沉浸在“实现美国梦”喜悦中的许大同梦中惊醒，随即的一场官司更让许大同陷入苦恼中：父子分离，夫妻分居，朋友决裂，工作丢失……接连不断的灾难噩梦般降临，一个原本美好幸福的家庭转眼间变得支离破碎，努力多年，以为已经实现了的美国梦，被这场从天而降的官司彻底粉碎。贫民区的破旧公寓里，偷偷相聚的大同夫妇借酒浇愁，抱头痛哭。整个语篇安排得紧凑有力，影片从各个角度诠释中西文化的差异，引起海外和国内华人的注意力甚至是共鸣。影片中任何一部分都不能分开来看，如只看主题，联想到的是刮痧的功用，而不是讲中西文化差异；如只看各个环节，并不能充分说明中西文化差异给我们带来的文化冲击(cutural shock)和困惑。虽然从表面上看，有几个分主题在转换之间有点突兀，其实他们之间都是有内在联系的，如许大同当着老板的面打儿子、许大同请好朋友昆兰作为自己的辩护律师以及许大同跟法官费力的解释刮痧的功用等，下面我们就以《刮痧》为例，详细探讨这三个部分的联系及背后揭示出的法理。

(一)伦理道德差异

电影《刮痧》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细节：许大同当着老板的面打了儿子一巴掌；控方律师拿许大同打儿子作为家庭暴力的证据。这两个细节让观众匪夷所思，即使熟知中西文化的人也不知道安排这两个细节用意何在，但从语篇整体论的角度看，则可以联系到中西方伦理道德的差异。首先，许大同打儿子是想通过父亲对儿子的威严和约束力来给老板面子，通过贬低自己达到尊重老板的目的，但老板并不领情，反而认为大同的行为太粗暴，无法理解中国人的面子观念。因此当老板昆兰在法庭上指证许大同打过孩子时，被告感到非常的愤怒和失望“我一直把你当朋友，但你却在法庭上出卖我”这一情节让广大中国观众也为大同叫屈。传统礼教核心的“三纲”中有一条是父为子纲，中国的家族是父权家长制的。父祖是统治的首脑，一切权利都集中在他的手里“鞭扑不可驰于家，刑罚不可废于国。”国家有法律或刑罚，正如父母用鞭子去惩教子女，树立了严父形象。传统封建国法中给父权特殊保护，因为父权直接关系到封建社会的细胞――家和家族的稳定与儒家伦理息息相关，君为臣纲是父为子纲的延伸，家族的稳定直接关系到君臣的稳定。因此传统法律优待父权，父母管教孩子甚至打孩子是家庭内部的事，许大同没有想到打自己的孩子竟然成为呈堂证据，更没有想到使用中国传统理疗方法“刮痧”被提讼。西方因受地理环境的影响家庭观念薄弱，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随之发展起来。这种地理环境造就了西方人必须锐意创新，征服自然，追求动态的民族性格，有注重研究自然客体、探索自然奥秘的传统。西方人更加尊重事实，把事实摆在首位。许大同打儿子的行为让西方人觉得他教育孩子的方式太粗暴，与尊重别人毫无关联。中西方爱孩子的方式不同造成了双方的误解甚至法庭上的碰撞。

“不是词与句决定语言系统的意义，而是语言系统的意义覆盖着词、句的意义”。从语篇整体论的观点看《刮痧》中这两个情节的安排，就可以窥出每个情节对推动故事的发展起到一定作用，但不可孤立片面地看每个情节，而忽视了整体的作用，只有从整体上才能把握部分的意义。

(二)人情与实证

中国人受传统哲学、地理因素的影响更注重“人伦之情”，朋友间要相互信任、扶持，在美国社会里，法官不会考虑看不懂的“人伦之情”，一切主张都需要证据给予证明。法庭上，一个又一个意想不到的证人和证词，使许大同百口莫辩。深受中国文化熏陶的许大同认为自己用刮痧给儿子治病属于情理之中，给法官说清楚即可，但以解剖学为基础的西医理论又无法解释通过口耳相传的经验中医学，当许大同跟法官用“七经八脉”“丹田”等术语解释刮痧时，法官打断了他说“What does it say on every Missouri lessons plate?” “Show me states.”法官请他用证据说话，并用一位医学权威证明他的论点，要用普通老法官能看懂的英文来证明他的无罪。还有一个情节是昆兰因为出庭作证说了实话，而遭到许大同憎恨，为了证明许大同清白，亲自到中医针灸馆让医生在他背上做实验，正是昆兰提出了有利的证据，才使得许大同最后赢了官司。而许大同作为案件的被告，始终没有考虑过应该为诉讼准备些什么，应该怎样搜集证据。

在影片中，许大同感到困惑的是：给儿子治病，怎么就犯了罪呢？在中国“父亲爱儿子”天经地义，怎么还要用证据来证明呢？这简直荒谬至极。电影通过这几个细节说明了中西文化社会的差异：古代中国重“人伦之情”；西方重实证。

影片通过许大同的种种表现，来反映中国重人伦之情，西方偏重实证的特点，中国传统思想中把法律视为人类的规范体系，并将之与礼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令法屈从于礼、屈从于家族伦理。影片中许大同一直强调的一句话是“我没有错，只要把事情说清楚就可以了。”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许大同认为“法不外乎人情”凡事讲伦理道德，合规矩就可以说服法官，这一点在强调事实与证据作风的美国法官面前是多么的无力和无助，结果用伦理道德武装自己的许大同被掌握充分证据的儿童福利院打得一败涂地，最后是昆兰用事实证明了许大同的清白，而不是许大同的人情感动了法官。通过许大同和对方律师的法庭论战，充分揭示出两种不同价值取向和对规范的不同选择，导致了两种文化的巨大差距。

三、结 语

本文从理论开始，以实例结束，旨在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说明语篇分析必须从整体入手，把握各部分之间的内在联系，不能只是孤零零地分析单句。否则，我们就不能正确理解会话这种现象，不能正确解释运用语言的规律。通过《刮痧》这个窗口对中美文化差异进行了研究，从整体入手抽丝剥茧探寻中西文化之差异，并得出中西文化差异主要表现在伦理道德、人情与实证两方面的差异。同时，语篇整体论是当代语言学的一种发展趋势，而且是中国语言学研究的一贯传统。因此，中国的语言研究者有必要，在语言学研究的这次新思潮中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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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慧(1984― )，女，河南南阳人，西南政法大学外语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法律语言学及法律翻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