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涛:关于那个英国绅士

庞涛，20世纪著名画家庞薰和丘提的女儿，现为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教授，画家林岗的妻子。她9岁与苏立文相识，是目前在世认识苏立文时间最久的中国人。那么，在她眼中，苏立文与逝去的那个时代又是怎样的呢？

您画得这么好，能给我画张像吗

《收藏・趋势》：您的父亲庞薰和苏立文当时是如何认识的？

庞涛：是在1943年，苏立文结婚后从重庆搬到成都认识的。我们家1940年冬天随着当时的中央博物院从昆明来到四川。到四川没过几个月，我父亲生病，就从中央博物院退出来了。1941年，父亲到成都艺专教书，两年后苏立文他们就来了，跟我父亲一见如故。

当时成都会说外语的艺术家很少，我父亲会说法语。苏立文主要说英语，但是会一点法语。我父亲有一本小的法英字典，两个人就抱着那本字典交流。苏立文经常来我家，问题特别多，一问就问个没完。当时，中国艺术家里面对历代艺术知道最多的就是庞薰了。因为他在中央博物院工作，那些宝贝就在自己办公室，可以零距离看到5千年中国文化的瑰宝，而且都是最棒的学者给他解读的。苏立文除了古代，还想了解现代，我父亲就给他介绍好多艺术家认识。

《收藏・趋势》：苏立文当年认识的很多艺术家，现在很多都成为一代大师，那当时他们是怎样的状况？

庞涛：在当时他们就是社会的精英。我父亲当时介绍给苏立文的这些艺术家，大部分都是海归，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很有成就了，后来都留在了大陆。

《收藏・趋势》：当时的苏立文给您留下了什么印象？

庞涛：他为人很正直。感觉就像白求恩一样无私。做人绝对不耍花招。

《收藏・趋势》：吴环跟您讲过她和苏立文相遇的事情吗？

庞涛：苏立文出生在一个贵族家庭，他家里面兄弟姐妹很多。在1940年，苏立文本来想去西班牙参加战争，当时欧洲有不少年轻人都到西班牙去帮助法西斯统治。可是后来，他从英国红十字会到中国来支持抗日战争。吴环是马来西亚华侨，祖籍是厦门鼓浪屿，很小就随家庭去了马来西亚。她是从马来西亚回到中国支持抗日，所以他们两个之前根本不认识。

她当时和另外一个女孩在重庆找不到路，这时看到一个英国人开车过来。那个英国人就是苏里文。因为都会英文嘛，她就问苏立文怎么走。吴环后来跟我说，苏里文方向感实在是太好了，他可是一个到重庆没多久的外国人。可是，虽然苏立文说得特别仔细，但是对她们来说，就好像白问一样，她们都不知道东西南北。苏立文看着两个人很困惑的样子，就说，你们还是不知道那就上车。那是他们认识的开始，吴环坐在后面，另外那个女孩坐在副驾驶的位置，苏立文跟那个女孩说话比较多。吴环当时跟我讲，“他当时根本就没有注意到我，是后来经过很多次接触，才开始熟悉了”。吴环当时就觉得这个人很能干，不可思议。

《收藏・趋势》：我看到很多艺术家都给吴环画过像，她很受艺术家们的欢迎，她是怎样性格的人？

庞涛：吴环很热情，见到艺术家总是很兴奋，很喜欢这些作品，有时候就脱口而出：您画得这么好，您能给我画张像吗？那个年代，画不好卖，很多艺术家都给她画了。

《收藏・趋势》：她和苏立文第一次相遇的时候手里就拿着一张吕思柏的速写。

庞涛：关于吕思柏这张画，虽然我不在现场，但是根据平时和吴环的接触，我可以想象，吴环在当时肯定是在说：你这个画画得真好，这个太不容易了，炸弹炸下来你就过来画了……肯定是这些称赞的话，然后吕思柏就在里面挑了一张给她了。吕思柏画了好多战后的速写，我看了这张原作，不是他画得最好的，但是吴环就很高兴地抱着走了。

收藏是一种态度

《收藏・趋势》：即使是一张速写，到今天都保存得如此完整，就像是昨天刚画的一样。

庞涛：这就是国外收藏家优于我们的地方。苏立文保管我父亲的书稿，那么多年了还像昨天刚给他一样，倍儿平，放在一个夹子里头。最开头是英国人贺德利带走的，后来贺德利去世的时候就把他所有收藏的东西都给了苏立文。

《收藏・趋势》：贺德力也是一个喜爱和支持中国艺术的外国人，他和您父亲的关系也十分亲密吗？

庞涛：何德利来得少。苏立文归还书稿的时候，我父亲都不记得了，说哪个外国人把我的书稿拿走了，怎么跑到苏立文那里去了。

《收藏・趋势》：展览介绍中说庞薰把书稿交给苏立文，希望在国外出版。

庞涛：这个没有说清楚，当时是给贺德利，说把这个书稿在国外出版，因为当时在国内没有条件出版。但是书稿还回来以后的事情就气坏我了。你看就出这么一本简单的小册子，就把这些画给毁了。这些都是1941年画的中国古代的纹样。1981年苏立文拿回来后，我们的人民美术出版社，中国最大的美术出版社，他就把这些原作，根本没拍照，就直接拿去电分，回来时候就是红铅笔、蓝铅笔写上红版、篮版什么的，字都在原作上，一塌糊涂。还贴的胶条。我一个个擦，因为捂了半年，胶条的印我拿棉签擦也擦不掉，你看这些印！

《收藏・趋势》：太让人心疼了，这些原作是您在保管吗？

庞涛：都捐给国家了！国家老说发展文化，东西都是在业余的人手里。南京博物馆一个年轻人告诉我说，“在筹备‘中央博物院80周年纪念’的时候，政府和媒体到我这里来了解情况，我那个时候才4岁”。那批人都死光了，这些人才知道去了解他们。

那个时代

《收藏・趋势》：可以跟我们讲讲他们认识的那个年代，艺术家都在做什么吗？比如您父亲。

庞涛：我父亲他们几个艺术家在那个时期属于不跟同流合污的。日本鬼子打过来后，那批军官比老百姓跑得都快，虽然有人猜测他们是有战斗任务。

我父亲在当时办画展都不许的官过来。他的画有时候有点嘲讽，有一次差一点整个画展都被砸了。比方说，他有一张画画了一个猪脑袋，脑袋上戴了一个有四颗星的帽子，就是说军阀横得不得了，其实跟蠢猪一样。还画了一些牛头马面，都是在讽刺当时的社会。还有一张画，两旁是普通的劳动人民，中间是一条路，路的尽头是镰刀和斧头，但不是交叉的，他画这个的时候还不知道中国共产党。闻一多当时看到小稿的时候就说，真没想到还有人画这样的画，好得很！说薰啊，你以后就要画这样的画。于是我父亲就画了一张大的画展出。展览的时候，那边当兵的就来了，指着猪头让我父亲说清楚这画画的是谁，说这四个星你知道是什么级别的吗？我父亲其实不懂政治，他也说不上来。那些当兵的就要砸掉整个展览，我父亲的画家朋友就来解围，说是画的日本人。士兵说特征不像日本人，画家们就说细节我们都没有研究，就知道日本侵略我们了。画家里面还有人认识的人，就找关系说了下，展览才没有砸。当时那些画家，苏立文也都认识，都是跟不合作的画家，这批人多半都留在大陆了。

《收藏・趋势》：张大千与苏立文当时不是您父亲介绍认识的？

庞涛：不是。张大千比我父亲他们年纪大，我父亲与他并不认识，但是很认可他。苏立文专门拜访过张大千。那个时候，张大千刚从敦煌回来，还复原了一批画，在成都开了个展览，很轰动。当时成都很多学生自愿去敦煌保护壁画，就是因为看了这个展览。当时敦煌很苦，他们通过张大千的画觉得太辉煌了，这是我们民族的瑰宝，绝对不能让日本人毁了，就这样，一批学生就过去守护敦煌。

《收藏・趋势》：据苏立文说，张大千在20世纪40年代拥有一辆私人黄包车，苏立文觉得他真是个有钱人。

庞涛：他当时很有钱啊。他买下了一座山，住在山顶上，盖了个房子挺阔气的，还养了两只藏獒，这些都是我小时候听说的，我并没有去过。

苏立文：影响世界的英国绅士

《收藏・趋势》：苏立文的著作里记录了那个时代的艺术家们，只是可惜他的书大部分都没有被翻译成中文。

庞涛：你看我这本《中国艺术史》，是1986年4月苏立文送给我的，由台湾编译出版。内容是从中国旧石器时代一直到现代。这两个编译的台湾人也出了很大的力气，把苏立文1946年开始写的东西都包括在里面了。当时我们中央美院每个朝代都有专门的研究人员，但是出不了这样一本书。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尤其是2000年后，这种图文并茂的美术史书就多得不得了。

他这本书里有很多资料是从国外搜集到的。我在大英博物馆看到过一个玉做的马头，马低头的一瞬间，我在国内从来没有见过玉质那么好，雕刻那么好的马头，这本书里面就有。所以，他搜集了很多在国外有关中国艺术的东西，而我们国内在20世纪40年代之后到80年代基本与外国没有什么联系。

这本书也翻译成日文了。我在中央美院与留学生交流的时候听到，欧美的、日本的留学生来中国学艺术都是因为看了这本书。

《收藏・趋势》：听说来中国开画廊的外国人也都是因为看了苏立文写的书，比如《东西方美术交流》《20世纪中国艺术》等，但除非是学习美术史专业或者艺术从业人员，其他很少人会知道苏立文。

庞涛：苏立文是最早研究中国美术史的外国人。后来也见到一个外国人在研究，但我觉得这个人有点自吹自擂，不像苏立文那么谦虚地做学问。20世纪80年代，他们一同到中国来参加活动，活动主办方的工作人员并不了解国外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谁是真正懂你中国美术的。当时就他们两个外国人――他们本来也是朋友，并排一起走着，只是苏立文看起来很谦虚，中国工作人员就用手把苏立文夫妇挡着，让另外那个外国人先过，这是我亲眼看到的，当时就跟一个画家说，这么去挡不合适，当时中国的工作人员总是办很愚蠢的事情。但是，苏立文从这以后，就没有再跟那个外国人并排走过，一直都走在人家后面。英国比较绅士的人就是这个样子，他在这方面是可以容忍的。

《收藏・趋势》：我觉得苏立文的展览是个很好的迹象，我们看到国家愿意出钱为一个外国人做这个展览。

庞涛：我有一个朋友在潘家园淘到一封苏立文给美协写的信，是20世纪80年代的。信里面说，他想要来中国考察，看美协能不能派人去接一下，同时还有一封美协让我父亲写的介绍苏立文的信。我父亲还特别写到，苏立文一直倾向进步，意思就是说不要怀疑人家是间谍。他时期也来中国，当时到包括工艺美院在内的各种组织打听我父亲的消息。由于当时大家都说没有这个人，他还以为我父亲死了，可是80年代他来中国又见到我父亲，而且我父亲还给他写了介绍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