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价值论观点述评

知识价值论观点述评

一、“知识价值论”

根据“知识价值论”与劳动价值论的关系，“知识价值论”可分两类：一是“取代说”，二是“发展说”。

（一）“取代说”是指由于经济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劳动价值论已经过时，必须用“知识价值论取代劳动价值论”。

西方，以奈斯比特、里夫金（J.Rinkin）为代表。奈氏认为：“在信息社会里，价值的增长不是通过劳动而是通过知识实现的。”“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LaborTheoryofValue）诞生于工业经济的初期，必将被新的‘知识价值论’（KnowledgeTheoryofValue）所取代。知识是一种不同于马克思所认为的劳动。”（注：〔美〕奈斯比特：《大趋势》，1982年英文版，第17页。）里夫金认为：“文明从一开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围绕着劳动的概念而构成的。现在人类在其历史上第一次系统地将人类劳动从生产过程中完全抹去。智能机器正在无数的工作岗位上代替人的劳动，迫使成百万的蓝领和白领工人加入失业者的行列。”（注：〔美〕里夫金：《技术的两面性》，《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8年第10期。）

中国，以张直为代表。认为（1）知识本身，作为劳动产品包含着价值，并能将自身转化为现实价值；知识的使用能够在生产中创造新价值、创造大于生产或购买它所花费的价值。（2）在传统经济中是劳动创造财富（即价值）；在知识经济中，不是（直接）劳动，而是科学技术（即知识）创造财富（即价值）。“在知识经济中，人的直接劳动已脱离生产过程，不再是创造价值的主要源泉，这时，再用劳动价值论说明价值创造问题，显然是不合实际的，于是知识价值论便应运而生。”（注：张直：《从劳动价值论到知识价值论》，《湖南经济》1998年第6期。）

（二）“发展说”是指在承认劳动价值论的同时，又认为知识（科学技术）也创造价值。或者认为，“知识价值论”是劳动价值论在经济时代的发展和突破。

美国柯里（J.Curry）等人认为，（1）在所有历史时期，从最基本的意义上说，劳动是人类的创造，由知识起中介作用，并与物质世界有关。这一点没有发生变化。显然改变了的只是知识信息的数量、质量和密度，是知识发展和变化的速度，是体现在即使是最普通产品的设计、生产和销售中的知识分量。（2）知识是一种过程，“这种过程是与作为过程的资本的其他各种类型‘并驾齐驱’的，并且或许甚至能改变后者”。（3）“知识＝价值”。体现在一件知识商品中的价值主要是其信息的或思想的内容。（4）马克思选择劳动作为价值的基础既不是错误的，也不是任意的，甚至没有历史局限性的。但我们没有理由不能确定（并强调）知识是价值的另一决定因素。（注：〔美〕柯里：《价值创造与知识经济》，《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8年第9—10期。）也就是说，决定商品价值的有两个因素：一是劳动，二是知识，即知识本身的使用价值。

中国沈建新等认为：（1）知识价值论是劳动价值论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与突破。（2）科学的知识价值论能够被确立起来的关键在于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劳动：一类是创造性劳动，另一类是重复性劳动。只有创造性劳动才能创造价值，重复性劳动不创造价值，只能转移价值。（3）知识是人把握客观现实和识别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动过程，也就是人的创造性劳动过程。一般来说，创新程度越大，知识含量也就越高，所创造的价值也就越多。（4）知识价值论是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走向有机结合的一条极有希望的途径。（注：沈建新：《知识价值论》，《学术月刊》1999年第2期。）

桁林认为，（1）作为一个劳动的分工体系来说，知识生产，智力创造也就越来越独立于生产环节，脑力劳动作为一种复杂劳动就越来越成为价值的主体。它集中体现在知识产品生产上：一方面改善了劳动力的素质，提高了劳动力的价值，另一方面也相应提高了劳动质量和效率。（2）知识创造价值越来越独立化、市场化，知识本身已越来越成为衡量价值大小的尺度。（注：桁林：《从劳动价值论到知识价值论》，《经济体制改革》1999年第1期。）

二、智能价值论

主要代表人物是我国的童天湘。他在《智能革命论》一书中提出了“智能价值论”：（1）人类文明史的划分依据不应该以浪潮说，而应以两种革命——能量革命和智能革命——来划分。人类已经历了磨擦取火、制造蒸汽机、电力使用和核能利用这四次能量革命。能量革命使人和机器的潜能释放出来，导致社会智能化。（2）“知识本身不是力量”，知识的获取、处理、使用和创新，才是真正强大的力量。这正是人类智能的体现——智能就是力量。因此，决定社会发展的关键性因素是新知识和高智力，而不是一般的信息和知识。（3）随着物质型经济向智能型经济的转移，商品的价值也从主要由体力劳动所创造的价值，转向主要由智力劳动所创造的价值；高智力能使产品有高附加值，从而获得经济上的高效益。（4）商品价值大小不是以劳动时间为度量尺度，而是以劳动的质为依据。（5）智能价值的核心是创新求异。这是多元社会多样性的价值反映。（注：转引自《自然辩证法》1996年第7期，第66—68页。）

英国学者斯伽尔米（D.Skyrme）认为（1）知识是产品中一个有决定意义的因素。（2）人力资源——能力——在以知识为基础的公司中是价值的灵魂。（3）渗透在体系或过程中的知识与游离于人们头脑外的知识相比，具有更高的内在价值。（4）信息/知识密度——能产生效益的产品依赖信息和专门知识；在发达经济中超过70％的雇员从事信息工作，在许多工厂里，工人是用脑而非用手在工作。（注：〔英〕斯伽尔米：《全球知识经济及其对决策者的深远影响》，《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8年第8期。）

三、科学技术价值论

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它在生产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特别是知识经济初露端睨之时，一些学者认为，科学技术也创造价值，但在怎样创造价值，以及在创造价值中作用大小等方面，又有不同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科学技术同样创造价值。

谷书堂说，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同样创造价值。据西方发达国家统计，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技术因素的贡献率已达60—80％，而另一方面，生产中所耗费的活劳动相对减少。其主要原因在于科技劳动作为因社会分工 而分开的社会总生产劳动的一部分，作为高智能的劳动被利用到直接生产过程，就不仅可以把自身的价值生产出来，而且如同活劳动一样还可以创造更多的新价值。因此，科技进步同样创造价值。（注：傅军胜：《全国劳动价值论研讨会综述》，《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

钱伯海认为，先进技术设备的先进之处就在于它作为一代又一代的复杂劳动的积累和物化，可以大幅度地提高生产效率，在生产中代替和节约大批活劳动，从而在创造价值和使用价值中，产生放大效应，创造出比旧设备多得多的价值。（注：钱伯海：《论物化劳动的二重性》。）

第二种观点认为，新技术对价值形成有重大影响，或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创造价值。

冯文光等认为（注：冯文光：《马克思的价值决定论及其现实意义》。），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创造的。从质上来说，由它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确立为决定价值（量）的多种因素开辟了道路。除劳动以外，生产过程的其他因素虽然不直接创造价值但也是作为一个决定因素参与价值的形成，如固定资本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相对剩余价值。马克思明确说，“凡是提高劳动生产力率的一切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作为决定因素加入产品价值的形成，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主要体现在固定资本上。”（注：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马恩全集》第26卷，第一分册第91页。）

李定中认为，先进技术在一定条件下创造价值。“新技术设备用于生产时，在能够因此促使商品的个别价值小于社会价值的前提下，它就不仅转移了价值，而且还有条件地创造了价值”，为企业带来超额利润。其关键在于先进技术在使用中扣除转移价值后，仍可帮助劳动者无偿利用更多的自然力，以节约或代替更多的人类劳动。这些自然力本身虽没有价值，但在市场竞争中谁能率先使用新技术，谁就能更有效地利用自然力以替代更多的人力，从而在价值关系中能使个别价值还原为更多的社会价值。（注：傅军胜：《全国劳动价值论研讨会综述》，《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

四、信息价值论

西方以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丹尼尔·贝尔（DanielBell）为代表。他认为信息是信息社会中的战略资源。智力信息成为一个国家生产力增长和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社会动态变化的源泉，换句话说，在信息社会里，起决定性作用的已不再是资本，而是信息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地不再靠劳动者的体力和技能，而是靠智力和知识。（注：转引自夏立容：《信息时代的标志及基本特征》，《自然辩证》1996年第8期。）

中国葛伟民等认为：（1）知识经济是信息经济的重要范畴。经济增长和价值创造主要来源于以脑力劳动或复杂劳动为主的各种劳动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2）知识作为劳动的过程，它只是增加劳动力的价值；作为劳动的成果，在被应用时，它的价值可以被转移到劳动对象之中或被包括在劳动成果之中，不论这种劳动是以物化的形式提供还是以“服务”形式提供。（注：葛伟民：《知识经济与脑力革命》，《上海经济》1999年第1期。）

五、简评

“理论是实践的反映”。国内外涌现的这些观点不过是对信息技术革命和知识经济时代热点问题的有益探索，它们从不同侧面对知识经济时代，“究竟谁创造价值”的问题给出了各自的答案。这对我们全方位、多角度审视我们所处的时代特征，把握时展的必然趋势有着十分重要的启迪。

第一，以约翰·奈斯比特为代表提出的“知识价值论”，虽然有其否定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动机，但毕竟第一次向世人宣告了一个以信息技术、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时代即将到来，揭示了“知识生产力已成为生产力、竞争力和经济成就的关键因素”的大趋势。里夫金以智能机器正在许多领域、许多岗位上代替工人的劳动为依据，得出人类第一次系统地将劳动从生产过程中完全抹去的“劳动终结论”，显然是错误的。但这一论断却从另一方面揭示了智能机器的广泛应用必将造成对广大工人劳动替代的客观趋势。也许，这仅仅是对发达国家经济现实的描述。但它们的今天正是我们的明天。美国学者柯里（J.Curry）对知识经济时代价值的创造问题的认识有其科学的闪光点：劳动是人类的创造，即使在知识经济时代，这一点依然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知识和信息的数量、质量、密度，及其在生产经营中所占的分量和作用。尤其是他把知识看成至少与资本“并驾齐驱”甚至能改变后者的一种过程，并肯定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这都是十分有见地的思想。不足的是，他认为决定价值的除了劳动，还有另一个因素——知识，因而陷入劳动、知识“二元价值论”。

与此不同的是，沈建新、桁林等认为知识价值是劳动价值论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与突破，并赋予知识和知识价值论以新的内涵。如把知识理解为“人把握客观现实和识别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动过程，也就是人的创造性劳动过程”；把知识创造价值理解为“创造性劳动价值论”或“科学价值论”。应该说，这是一种有意义的尝试。只可惜作者把知识、科学、创造性劳动三者等同，把作为“创造性劳动过程”的知识（动）与作为这一过程结果的知识（静）混同；进而与知识（静态）的体系——科学、以及创造性劳动三者混为一谈。最终走向“效用价值论”。

第二，“智能价值论”认为“知识并不就是力量”。知识的获取、处理、使用和创新才是真正强大的力量。这正是人类智能的体现。在知识经济时代，商品的价值也从主要由体力劳动创造价值，转向主要由智力劳动创造价值。作者试图用劳动价值论来解释新知识和高智力（能）创造价值，其出发点是值得肯定的，但作者却混淆了智能（力）本身与智能（力）的作用——脑力劳动，结果在智能价值大小尺度上走向了“以劳动的质为依据”的多元效用价值论，即按创新程度大小决定价值。特别要指出的是英国学者斯伽尔米不仅认为人力资源——能力——在以知识为基础的公司中是价值的灵魂；而且认为渗透在体系或过程中的知识与游离于人们头脑之外的知识相比，具有更高的内在价值。也就是说，知识的运用——脑力劳动比单纯知识本身有更大价值。斯伽尔米似乎已隐约感觉到知识本身的价值比起知识的应用——脑力劳动新创造的价值小得多。尽管他没有把脑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产物或结晶——知识本身区别开来，但他的这种认识与“知识本身能创造价值”的观点相比，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

第三，科学技术价值论看到了科学技术在商品生产中的巨大威力，肯定了科技劳动或复杂劳动的作用，这是不容置疑的。特别是把价值的创造主体与价值的决定两方面联系起来考察认识价值问题，则是一个很好的思路，它更加接近马克思的认识。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创造价值，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但是这绝不排除决定劳动生产率的相关因素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长短的影响如“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53页，人民出版社1975版。）问题在于：（1）我们不能把决定生产力的因素从而决定抽象劳动的耗费量的因素等同于决定商品价值的因素——劳动本身。（2）科学技术——作为复杂劳动的产物——它本身包含着价值和使用价值，但科学技术本身不等于“科技劳动”或复杂劳动本身。前者是科技劳动或复杂劳动的凝结或物化，后者则是处于流动状态的活劳动，前者已凝结为价值，后者只是创造价值的主体，它本身并不就是价值。“科技劳动或复杂劳动创造价值，绝不等于科学技术创造价值。”

第四，信息价值论肯定了在信息社会中，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地不再是靠劳动者的体力和技能，而是靠智力和知识的趋势。尤其是肯定了知识经济作为信息经济的重要范畴——它的经济增长和价值创造的主要来源由过去以体力劳动或简单劳动为主转向以脑力劳动或复杂劳动为主。信息劳动是社会增长和发展的最重要的源泉，但是论者把信息与信息劳动等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