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富型经济增长模式”对人力资源开发的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GDP总量排名一直处于上升趋势， 2011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也在无形中扩大。据国内学者估计，我国的基尼系数从改革开放之初的0.3上升到2011年的大约0.467。收入分配不公、差距扩大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领域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我国台湾地区和韩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也曾出现过高增长与收入差距缩小或基本稳定同时存在的情况，具有直接的借鉴意义。

一、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

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期间，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始终保持着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并且在长期的高速发展中没有出现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甚至在个别时期还出现了差距缩小的情况。

1958 ~ 1995年间，我国台湾地区人均实际GDP年均增长率为6.4。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其收入差距出现了大幅度的缩小，此后长期保持在一个较低水平，在1995年前基尼系数一直保持在0.32以下，处于一个比较合理的状况。同一时期，韩国人均GDP年增长率达到9.3，其居民收入差距变动也处于稳定状态。20世纪60年代期间，韩国的基尼系数稳中有降，保持在0.35左右。60年代后期开始，居民收入差距出现了稍许扩大，直到70年代中期，最高点达到0.39，此后基尼系数持续下降，并且始终维持在0.3左右。

可以看出，我国台湾、韩国的经历提供了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差距的一种演化模式，这种模式表明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并不一定伴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反而可以降低或保持稳定。

二、中国台湾和韩国经济发展中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原因

我国台湾和韩国所采用的经济发展模式为什么会导致收入差距缩小呢？我们将通过韩国、台湾经济增长中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的变化进行考察分析。

1.产业结构的变化

我国台湾与韩国在经济发展初期，工业基础薄弱，资本短缺，技术力量不足，但是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从而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进入20世纪70年代，随着资本积累的增多，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台湾和韩国逐步转向重点发展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与此同时台湾、韩国产业结构也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具体变化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来考察。

第一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期间台湾的产业结构经历了一个迅速转变的过程，农业占GDP的比重从32下降到5，工业占GDP的比重从22上升到44。与此同时，农业的从业人数比重从56.1减少至12.9，工业从业人数比重增至42.2。同一时期韩国的情况也大体相同，农业下降了25个百分点，工业的比重上升了近23个百分点，但是服务业的比重增加不到3个百分点，劳动力和资本从农业向工业转移。

第二阶段始于20世纪80年代，台湾与韩国的产业结构出现了新的变化，在此期间，农业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继续下降。台湾农业在GDP的比重下降到3，韩国农业比重下降到8。但是不同于以前的是，二者的工业在经济增长中的相对重要性开始减弱，工业在GDP 的比例持续下降，而服务业的增长则是很强劲的。它在GDP中的比重出现了较大的提高，在1980年至1995年这段时期，台湾的服务业占地方GDP的比重上升了16个百分点，韩国上升了5个百分点。可以看出生产要素从农业和工业向服务业转移。

2.就业结构的变化

在产业结构变化的同时，台湾与韩国的就业结构也同步发生着变化，就业增长以及就业结构的改变也分为两个阶段。

台湾在第一阶段(1960年～1980年)的就业人数从370万上升到620万，年均增长率高达4.1，每年平均新增加就业人数达到19.2万人。台湾的失业率由1960年的4下降到1980年的不足1.3。第二阶段（1980年～1995年）是就业稳步增长时期，就业人数仍然在增加，但是增长率低于前一阶段。全社会就业人数从650万人上升到900万人，年均增长率为2.2。可以看出台湾就业结构的改变与其产业结构变化是基本对应的。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就业结构变化是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迅速减少，同时以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就业人数迅速增加。上世纪80年代以后，就业的增长主要来源于第三产业的就业增加。

韩国上世纪70年代之前，就业增长比较强劲，年均增长甚至达到5～6，这一时期也是制造业迅速增长的时期，制造业的增长是带动就业增长的主要动因。在就业快速增长的情况下，失业率自然随之降低，全社会失业率从1966年的7.3下降到1994年的4以下。

根据上述对产业结构变化与就业结构变化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台湾和韩国经济增长中收入差距缩小的具体原因。总体来说，台湾和韩国在经济增长过程中选择了适合自身的经济发展模式，积极促进就业增长和推动就业与产业结构转换，避免了由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收入差距扩大。概括地说，台湾、韩国首先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通过吸收剩余劳动力来增加就业，进而增加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收入差距的扩大。随后大力发展高水平服务业和知识科技密集型制造业，增加高技能劳动力需求，提高技能人才知识、劳动分配收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贫富差距扩大。

三、我国台湾地区、韩国增长模式的启示

通过以上对台湾、韩国的经验分析，并结合目前的实际情况，提出如下建议。

首先，大力实施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现阶段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依然保持着较大规模，同时不断增加的城镇新增劳动力，以及居高不下的居民失业率，使我国面临着严峻的就业形势。因此尽快解决剩余劳动力和失业问题，对于缓解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合理优化产业结构。产业结构的调整要促进三大产业之间的合理协调发展。第三产业的高度发展是产业结构演化的目标，对就业的增加、收入的提高具有重大的作用。我国现在已经处于工业化加速发展阶段，第二产业相对发达，但是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仍然较低，发展仍然滞后，对劳动力的吸纳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劳动力富余的国家来说具有重大意义。

在优化产业结构的同时，我国应由主要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向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变。这里，劳动密集型产业并不类似于以往的低技术、低水平、劳作简单、利润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而是劳动相对密集，同时服务于科技含量高、技术水平较高的产业。与此同时还要鼓励各类技术密集型产业尽量多雇佣劳动力。这样才能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并创造出大量就业机会，使劳动收入水平相对于资本收益更快地上升，有效地缩小经济增长中的收入差距。

再次，大力发展中小型企业，尤其发展由私人和民间投资的中小型企业，减少政府的生产性投资。对于一些投资领域，允许中小企业参与竞争，消除和降低一些行业领域的准入门槛，使得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具有平等的竞争机会。这样才能消除行业垄断，减少由于行业垄断产生的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

最后，通过完善收入再分配手段和调节功能，防止出现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和两极分化。强化政府的再分配功能和完善相应的调节手段。现阶段应当强化政府通过财税手段改善分配状况。通过规范收入方式，将各种非货币收入包括福利收入都纳入货币化轨道，促使各种经济活动及其相应收入都纳入有效的政府管理体系和税收调节范围。

要切实加强低收入群体的基本保障问题，防止贫困化问题的加剧。首先加强对贫困群体的直接救助与帮扶，进一步完善城市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加强对农村贫困人口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建立多元化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其次，必须进一步启动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和就业。最后放手鼓励发展各种所有制经济，千方百计扩大就业，以解决失业所导致的贫困。

建立和完善统一的覆盖全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积极发挥社会保障制度的再分配功能和稳定作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完善，地区之间制度和政策不统一，使其功能无法有效得以发挥。因此，应当继续加快对包括退休金制度、医疗保险制度、福利住房制度及养老失业救济制度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尽快形成一个框架清晰、管理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

（作者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