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青春宝”永葆青春

冯根生，是我国20名首届优秀企业家中目前仍属企业家的2人中的一位，时隔16年，尽管他已年近7旬，但意气风发不减当年；他所领导的青春宝集团，历经50余年的风雨苍桑，但正如她的名字那样，如今散发出愈来愈浓的青春活力。前不久，记者在杭州西子湖畔，有幸聆听了冯总如何让“青春宝”永葆青春的肺腑之言――

起 家

“既然这个婴儿已经诞生，我作为保姆如果东家要我当下去，总有一天，我要把这个婴儿带大”

1972年，我当厂长的时候，交给我的是一个37万元的“破庙”。名曰工厂，实际上是一个作坊，净资产18万元。这个厂的名字叫做杭州市第二中药厂，“老字号”胡庆余堂是母厂。那是一个动乱的年代，白天批斗，晚上生产，第一个月我向银行借了5000元，发全厂190多人的工资。不能老靠贷款发工资，我咬着牙关搞生产，卖一点产品就发一点工资。

那个时候杭州市没有医药局，只有化工局。化工局下面有48家厂，我这个厂是最小的一家，其余大都是几千人的大化工厂。那时，化工局每个月都要开二三次厂长会，我每次都坐在角落里，不敢发言，也没资格发言。一年多以后，一位局长看见我，问我是哪里的，叫什么名字。我好痛苦啊，一年多了，局长还居然不认识我，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你这个厂太小了。我暗底里发誓：既然这个婴儿(中药二厂)已经诞生了，我作为一个保姆如果东家要我当下去，总有一天，我要把这个婴儿带大!

1972年9月，一个药品质量检查组到我们厂来检查了两天，检查后，他们说了两句话：不看你这个厂还可以，看了后的确难以相信是生产药品的地方，倒象电影《夜半歌声》里的情景，蜘蛛网成堆。他们要我向全厂职工传达，那个时候没现代化的语言，我说我们要争口气，10年以后，把这个中药厂建成中国最好的中药厂。会结束以后师兄们拉住我说，你今天这个话，明天造反派不会给你好看的。我说我不怕，反正我是30多岁的人，三代工人，本人出生童工，这个成分比造反派好多了，他们对我也无可奈何。第二天造反派真把我办公室的门封掉了，我一脚踢开。更受气的是，那个时候知识分子是臭老九没人要，因为中药厂都是老药工，光有老药工是不行的，我要人才，别人不要的臭老九我都要，招一个批一个斗一个，批到后来也麻木了。

三年时间，我招了36个高级工程师，这批人来了以后加速了企业的发展。原来中药就是丸散膏丹，现在没人再要，我就搞注射剂，现在一个注射剂的品种5、6个亿的产值。那个时候手工来搞，什么土设备都做，搞出来以后省卫生厅给我批了20万元贷款，我带了几个人到上海一个搞西药针剂的厂去学习。那个时候这个厂是很大的，傲的不得了，我们吃了个闭门羹，人家说中药厂怎么能开西药厂，我们苦苦哀求没用。气啊，我实在受不了，就到门口把我们的人拉出，走到门口我不甘心地回过头去跟那个厂的负责人说，你现在不让我看，10年以后你向我来学。10年以后他真的向我来学，上海的医药局长带过来的。

改 革

“改革就象一只鸟在飞，不要飞飞停停回头看有没有人打冷枪，只有豁出去飞出那个射程，他就打不到了”

1982年，我在我们厂建厂10周年的时候讲了一句话：到本世纪末把中药二厂建成具有国际水平的现代化制药厂。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目标已基本达到。我走过了改革开放的全过程，抓住了所有人该抓住的机遇。这些机遇是看不到摸不着的，完全凭经营者的感觉。

1984年，厉德馨同志从金华调到杭州市任市委书记后，就开始抓改革试点，抓了两个点，一个是电视机厂，一个是我们中药二厂。1983年我们厂的销售产值是2400万，应该说1972年到1983年，增加了10几倍，利税300万，也不算少了。厉书记把我这个厂作为古老企业的代表，电视机厂是现代企业的代表。如果这两个企业改革都成功的话，所有的国有企业都可以改革。当时改革的概念还很淡薄，什么叫改革弄不清。市政府组织了一大批人到福州福日电视机厂去学习，这是中国第一家合资企业。我看了一下，3000个职工，来了3个日本人，把中国的合资企业管理得井井有条。我看日本人的本事也并不比我们大，主要是它的机制好，我们的机制太笨了。所以我学了以后，大刀阔斧改，全部合同制，所有的部门经理两年聘一次，全部免掉终身制。重奖重罚，迟到一次罚款10元钱。那个时期工资是四、五十元，10元是罚不起的，我说重罚的目的是要你不罚。电脑考勤，我也考。这次改革是成功的，但压力太大了。全部合同制在中国是第一家，骂我的人不知多少。合同制以后，国有企业就开始好了，怪不怪?

但是内部机制好了还不行，必须要有外部政策配套。那时候，杭州市实行的是计划经济。所谓计划经济，就是你这个药是归医药站管的，关系好了，多吃一点多安排一点；关系不好，给你少吃一点或者不给你吃不安排。他们不卖，也不让你卖。那个时候我们厂最有名的产品是双宝素，双宝素是健字号的应该可以自己卖，但是他不让我卖，如果卖了，省医药公司就要通报我，怎么办呢?我就登报，浙江日报登了一版，欢迎全国各地客户直接到我公司购物，提供优良的服务，优惠的价格，这两句话现在看来是最普通的，但那个时候却轰动浙江省，浙江日报历史上记载了第一次登广告就是杭州中药二厂。省医药公司的经理对我可以欺负，对浙江日报他碰都不敢去碰，他怕大的。我宁可站着死，也不会跪着生，我一定要冲出这条路来。全国的中药企业中我是第一个冲出计划经济的。但有人告诉我，老冯你要注意啊，改革的人是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我知道，我等待着免掉我。我有一句名言：改革像一只鸟在飞，你要么不飞，要飞就一鼓作气地飞，不要飞飞停停回头看看，有没有人打冷枪，你必死无疑。我的脚趾、翅膀受伤了，遍体是伤，但是我的心脏从来没有被人打中过，我保护好心脏，无私才能无畏，心脏保护好，我就豁出去飞，飞出那个射程，他就打不到了。后来，省医药公司又在原料上卡我，我就自己培养一批人采购原料。他们各种各样卡，我就各种各样的冲，终于冲出来了。

说实在话，厂长不是那么好当的，多少人的眼睛在盯着你。我讲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经市政府批准，1984年7月召开全厂职工大会宣布改革试点开始。在开会之前我去请了杭州医药局的党委书记，书记讲了两句话，把人都气昏了。他说，你们中药二厂的改革我们不支持、不表态、不参与，你去找市里好了。后来我才弄明白是市委市政府直接抓我们的，没有通知局里参加，局里对市委市政府有意见，他拿我来出气。我这个人也不是那么好出气的，既然你局党委书记不参加，那就算了，我从此以后再不到杭州市医药局去了。一年以后，我收到一个简报，骂我们杭州中药二厂以改革之名，实为偷鸡，结果没偷到鸡，反而蚀了一把米。

两个月以后杭州市委厉书记召开部委办的扩大会议，要改革试点的二个厂长去作汇报。我问厉德馨书记，要我汇报是讲真话还是讲假话，他说当然讲真话喽。好，我说今天我就实话实说了。改革一年多来，企业精神面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效益是成倍的上升，改革出效益。但改革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的医药局不但不支持、不表态、不参与，也没来企业了解过情况，那也算了，现在说我们的改革是偷鸡，结果鸡没偷着，反而蚀了一把米。我说书记，你把我个人撤掉免掉，我心甘情愿，毫无怨言，但是骂我们的改革是偷鸡，这不是对我，这是对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的政策。厉书记听后马上发火了，他说冯根生，你讲话要负责任。我说厉书记，这话不是我讲的，这简报上面写的，你自己看。厉德馨书记看了那份简报后，当时就把桌子一拍说：把医药局撤掉!杭州市80年代中期，医药局真的撤掉了。后来一个常务副市长拉拉我说，你今天闯祸了。他说局撤掉以后，煤水电谁来供应你，计划谁来统计你。我想是啊，那怎么办?他说你跟厉书记讲一下，你闯的祸你自己去讲。厉书记很生气，我说厉书记今天让你生气了，这个局是该撤掉，人财物不能再挂了，公司还要，水电煤还是要有人管，他当时没吭声。三天以后通知来了。医药局改成医药公司，人财物不管了，只管业务，杭州市记载了这段历史。到1996年杭州市又恢复了医药局，我前去祝贺。

1989年那场后，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都下去了，我们中药二厂也下去了，而且下得很惨，到1991年仍不见好。1992年是我厂建厂20周年，我们也没庆祝，我厂的名誉职工很多，有近100多位，像白杨、范瑞娟、陈佩斯、朱时茂都是，他们都要回来庆祝，我说现在企业困难，等形势好的时候你们再来。1991年底我们坐下来，总结过去，面对现在，思考将来。总结的结果是，国有企业的改革，80年代初叫搞活大中型企业，80年代后期叫搞好，到90年代初又变了，叫搞得好搞好，搞不好搞死，破产。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想转换机制。1992年2月份学了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坚定了我们改制的决心。

1992年，是外资进来最多的一个时期，但别人都不敢引进，都在看、观望着，合资到底好不好。当时我们中药二厂应该说不缺技术、不缺管理、不缺资金、不缺设备、不缺技术力量、不缺市场，缺的是机制。因为这个机制，你眼看着这个企业萎缩下去，却无能为力，所以我要这个机制合资。搞合资企业我做了一个大的动作，就是不要整个厂合资，整个厂合资会吃亏的。1992年5月份在合资之前，我先成立了青春宝集团，把中药二厂上升到青春宝集团，我兼了董事长，实际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我成立一个母体，空的，什么都没有。为什么这么做?这叫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万一合资企业失败，我青春宝集团照样牌子还在，我照样好发展，5年以后照样一个厂出来，你整个厂合掉就不由你说了。成立集团以后，就开始寻找合作伙伴。

大家都知道，杭州有4个厂同一天与一个香港集团公司合资，他把这个净资产收购以后，再把它拿到国外上市，赚的钱更多。这4个厂挂牌那天上午，这个香港老板到我这里来商谈合资，杭州市长陪着，我说可以，我的确想合资。晚上签意向，第二天谈判就失败了，距离太大。他说第一，整个集团合资，他聪明，青春宝集团一合，青春宝这个品牌是全国驰名商标，现在10个亿都不止了，合进去品牌没钱的，所以他要集团合资。第二，集团的净资产多少?4800万，资产原值6800万，他们却以4800万为标准，整个集团合资，不管你下面几个企业，他再进来5400万，他55%，我45%。我说王先生，你太聪明了，如果这样合的话，我有一半以上送给你，如果是一个民营企业你肯不肯，绝对不肯。我说我有两个原则：集团我不合，中药二厂合资，中药二厂的净资产4800万，也须评估，评多少算多少，公平合理。他一听跳起来，他说我在中国已与100多个企业合资了，为什么要你来破坏我的规矩。我一听也气，我说王先生我不希望破坏你的规矩，但也不希望你破坏我的规矩，我的规矩一是集团坚决不合并，第二，必须经过评估，不评估我不合。僵持不下去了，我说王先生我们交一个朋友，我厂里很忙，我先走了。他们有两个人追出来拉住我说，老冯你为什么这么想不通，国家的企业，杭州4个厂都是净资产合资的，为什么你要评估呢，评了又不是你的。我说这个企业是我一手带大的，我心里感觉不安。第二天他们就告到市政府，说我这个人太精明，精明过头了。

一个星期以后，正大进来了，杭州市委书记接见的时候，正大提出一条，只要把冯根生留下什么都答应。结果正大同意集团不合，中药二厂合资，第二，资产评估，马上签定协议。我的无形资产我不愿意评估，我不想并进去。结果资产评估出来是1.28亿，从4800万评到1.28亿，高出二倍，这是中国第一家国有资产评估高出二倍的企业。

然后转账60%，就是卖给他60%，让他来控股，千万不要我们控股，我们只是争个管理权，由我们来管理。如果我们控股就苦喽，国有企业控股，那还不是与国有一样。国有控股，汽车只能坐1.8，超过1.8就要查你。外方控股的话，你坐600尽管坐好了，外方控股你管不了的。结果他们买去60%，8000万块钱，分两次给我集团。我这个集团一分钱都没出，却收到这8000万块钱，这叫滚动发展，资产盘活。中方账面的净资产还有5200万，这叫收钱买了个好的机制。

发 展

“当我有一天完成厂长历史使命的时候，我的这张考卷争取是一张满分的答卷”

我这个集团从无到有，现在发展到几十个企业，从37万的资产发展到14个亿的净资产，2001年销售额14亿多，2002年达到16个亿，2003年又有大幅度提高。仅两个药厂，2001年的利税有3.55亿，2002年是4个多亿，交给杭州市正大青春宝一天80万，胡庆余堂20万，一天交给杭州市100万的税，是杭州市纳税大户，但国家没投入过一分钱。

1992年合资以后，说两组数字：1992年销售额1个亿，利税1400万，1400个职工。2001年是合资的第9年，还是这批人，还是我这个老总，销售额一个厂从1亿跳到8.8亿元，回款是99.5%，利税2.88亿，增加了20倍，人均收入1992年是4200元，2001年是3.2万元，不包括分红。2002年是合资10周年，年销售达到11个亿，人员1750人，增加了300人，销售额增加了10倍，利税3.2亿以上，仅青春宝一个品种销售就达4.5亿。我听说很多人都在吃青春宝，价格也是最便宜的。有关部门多次要调价都被我压了下来，让老百姓及所有的下岗工人都吃得起，而且质量非搞好不可。我们外面没有一个加工点，全部自己生产，这个是诚信，外面加工一下子可以搞到30个亿，都卖得掉。但是外面加工的东西质量保证不了，控制不住，自己生产的东西自己控制得住。

我们中药二厂的母厂胡庆余堂，1972年到1996年，24年换了8任厂长，平均三年换一次，到第8任厂长时，这个企业就破产了，省长见了我说了两次：老冯，胡庆余堂兼并非你莫属。省长讲了之后半年，杭州市政府找我，说经市政府研究，胡庆余堂正式并给我，与青春宝集团实行强强联合。我说，胡庆余堂亏了还叫什么强强联合。管工业的常务副市长说，强强联合不等于1+1，他是1，你是7、8，这可以吧。我说这1是什么，他说是品牌。我说如果一个企业好，这个品牌不知值多少钱，现在破产了，这个品牌是一分钱都不值的，但市政府仍一定要强强联合。强强联合一分钱的优惠政策都没有的，他银行贷款9500万，如果兼并的话可以挂账停息三年，强强联合就没有这个优惠政策了。在此情况下，我只说了一句话：恭敬不如从命，老拍你市长马屁的不一定是好厂长，听你话的才是好厂长。

强强联合就强强联合算了，但我要求审计。结果审计下来亏了715万，银行贷款9500万，净资产大概7000万都不到，一年的销售额5000万，回款4000多万，一年的利息就是1000多万，这个企业怎么养得活呢。我回来与几个人商量以后，就任命我的办公室主任刘俊到胡庆余堂当总经理。刘俊当过销售公司经理，38岁，与我当厂长时的年龄巧合。此外，我给他配了三个人：一个书记、一个财务经理、一个副总。一个礼拜以后，11月8日，在有100个部门经理、主要领导参加的会议上，市政府宣布了，要我讲几句话。我说作为个人利益，我不来收购胡庆余堂，但毕竟胡庆余堂是培养我成长的地方，是个百年老店。如果在这个时代让胡庆余堂垮掉的话，有愧于祖祖辈辈对我们的期望，这么好的一个品牌毁于本世界末，倒闭了，给东南亚同行都笑掉牙，给台湾同行都笑掉牙，我于心不忍。

有新华社记者问我，你此时此刻是以什么心情来接受胡庆余堂的，我说好比是打一场篮球赛，我赢了几十个球，最后的一分钟我就什么都不进，我还是赢。这个时候裁判吹响最后一声哨子，要我调到败方打球，重新打40分钟，而且这场球必须赢，不许输。我就是这个心情去的。我毕竟是六十四、五岁的老人了，我能不能再给这企业打一场必胜的球?但是既然是信得过我，我说我有信心，我绝对把他搞好。要我兼并其他企业我不敢讲，兼并中药厂至少有90%的把握。

5年以后，胡庆余堂令人刮目相看，我用数据向大家介绍：5年以前1000多个职工，现在也就1200多个职工，包括外面销售的。2001年的销售额2.4亿，利税6500万，2500万的增值税，4000万的利润。5年以前是杭州市有名的亏损大户，5年以后是杭州市国有企业少有的纳税大户，杭州市1996年8个国有企业改制，3个化工厂，4个家电企业，结果3年以后，全部解体，以失败而告终。只有胡庆余堂成功，可以讲是改制国有企业当中成功的佼佼者。其实，国家没有给过一分钱的优惠政策，正大青春宝也没给钱，靠的是人，靠的是正大青春宝的机制。很多中央领导问我国有企业搞不搞得好，我说很难很难，但也不一定说绝对搞不好，关键是人，关键是班子，班子决定于班长。

有个马来西亚大财团投资1亿美金，要在中国收购几十个中药厂，他必须要有一个掌门人。他了解了全国，包括国家医药局退下来的局长都说，这样的掌门人你去找冯根生，他已到退休年龄。他三次来请我，前两次被我谢绝了，第三次请我，他说今天我们给你讲具体的，你为你们的党工作了几十年，退休以后到我们这里来，我们给你100万美金的汇票，作为安家费，不是工资，也不是奖金。这个100万存在银行里，存进以后，你再离开正大青春宝。我不能不说这是一个极大的诱惑，我说你让我考虑三天。这三天我的情绪非常不好：如果我一走，这是个爆炸性的新闻。我要职工不要去学《心雨》那个歌“明天你要成为别人的新娘”，要学《公关小姐》的那个主题歌：“既然选择了你，从此就不会改变”。叫别人不要成为别人的新娘，不要跳槽，你自己这么大年纪还跳槽，交待不了。再说这企业我感情太深了，是我一手带大的，于心不忍。第三天我跟那个董事长说对不起，我不走，以后你也不要叫我。他说你不要后悔，我说，我决定的问题，决不后悔。

外方董事长知道我动过心，所以一年以后，他希望我买股，提出来国有股40的一半拿出来给经营者，杭州市政府不同意，一拖拖了8个月，舆论全中国炒、全世界炒：冯根生敢不敢持300万股，实际上是冯根生买不买得起300万股。炒了半年以后，杭州市政府压力太大，不卖实在不行，最后同意。国有股的一半就是整个企业的20%，卖给职工和经营者。资产重新评估，1997年底1.5亿，20%就是300万。20%是外方董事长提出来的，你要买最少要买20%以上，结果资产评估评了1.8亿多，按照1.8亿，20%是360多万，卖给职工，优惠了10%，一次付款，6月8日批准。许多新闻媒体的记者涌到我们厂，问职工买不买。职工都说我们看冯总，冯总买我们就买，冯总不买我们一分钱都不买，冯总买一半我们也不买，说明他的信心只有一半。我的压力太大，如果我买300万股，我算了一下每年5000万的利润，谁敢保证，13―15年返本付息。每年一个亿的话，6-7年，还有20%的个人所得税，还要付利息20万一年，留下来还有多少钱好还?但是市政府批准以后，感到你自己提出来的你又不买，这个改革怎么搞下去，所以我只能再吃一次螃蟹。尽管每天付利息千把元，连星期天都要付千把元，压力很大。正因为有这个压力才会变动力，正因为有这个动力这个企业才突飞猛进，再一次证明我这个改制是成功的。

我是一个罢考出了名的人，90年代什么都考厂长，计划生育、土地法、财务法、消防法各种法律都考厂长。一个月考一次收你2000元钱，收了你的钱还要考你，一个没有考完，一个又来了，我烦死了，坚决罢考，厂长不当也不考。上海的文汇报登了八评冯根生，第一赞冯根生罢考，第二劝冯根生要考。我上海的亲戚说你闯祸了，我说你不要怕，这个不犯法，坚决罢考。后来上海一个副市长批了两句话：上海的厂长经理不再考试，如果需要考的话，必须经过上海市政府批准，这才解放了全国所有的国有企业厂长。

但是我要不要考?我肯定考。当我有一天完成厂长历史使命的时候，我的这张考卷争取是一张满分的答卷，你交给我的是18万的净资产、一个破烂的作坊，100多个职工。30几年以后的今天，国家没投入一分钱，我却交给国家的是上百万平方米的几十个工厂、十几亿到二十亿的资产，每年还交给杭州市2-3个亿的税，这就是我的答卷。虽然我已经70岁了，我还是争取做一个无愧于时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