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乡村治理中商业文化的培育

[摘要]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重农抑商的社会，小农思想一直桎梏着人们的头脑，商业文化在传统文化中一直居于边缘。改革开放以降，特别是随着市场化的推进，广大农村商业文化的缺失日益成为乡村治理的一道难题。因此，考量如何在乡村治理中培育商业文化就显得十分紧迫和重要。

[关键词] 乡村治理 商业文化 培育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重农抑商的社会，小农思想一直桎梏着人们的头脑，商人、商业、和商业文化似乎从未被真正重视过，“无商不奸”也成了人们观念中评价商人的惯用词汇。然而，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又使天下大事无商不活成为不争的事实。乡村治理，自1998年提出以来，其内涵和外延都获得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已经构成了中国乡村政治学中的一个理想术语。特别是随着市场化的推进，广大农村商业文化的缺失日益成为乡村治理的一道难题。当下，我们怎样在乡村治理中培育商业文化不仅关乎中国市场经济的未来发展，更关乎中国社会的民主化进程，以及今后国家的长治久安。

一、无商不奸与无商不富的文化冲突

众所周知，重农抑商不仅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治国理政的核心理念，也是其最基本的经济指导思想。从商鞅变法规定的奖励耕战，到汉文帝的重农措施，直到清初恢复经济的调整，都是重农抑商政策的体现。同时，以官为本、以官为尊、以官为贵的官本位文化在中国也是比较发达的。在士农工商社会阶层的划分中，商是居于末等地位。明末出版的《士商要览》曾专辟一条为“是官当敬”，并注云：“……凡见官长，须起立引避，盖尝为卑为降，实吾民之职分也。”明清时代，已经出现了不少富可敌国的大商人，但是，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实际社会生活中，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不可与儒生士人相提并论，他们的位置仍然是较为低下。渭人所谓“凡民有四，一曰士，二曰农，三曰工，四曰商。论民之行，以士为尊，农工商为卑。论民之业，以农为本，工商为末。”在社会伦理等级中，商人作为整个群体的社会声誉均处于较为弱势的位置。由此可见，尽管商业是古代社会较能获利的一条道路，但一直遭到社会鄙视和政府打击，多数人视此为畏途。直到今天，只要提到商人，“无商不奸”就会脱口而出。

与此同时，中国又是一个商业和商业文化历史最悠久的国家。据说，在商、周两代，商人地位是很高的，齐桓公的两个重臣――管仲和鲍叔牙是安徽人，都是商人出身，范里辞官下海，在“陶”地经商，改姓朱，人称“陶朱公”，富可敌国，司马迁在《史记》中专门写了一篇《货殖列传》，开篇就提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商业文化作为一种价值观，对商周时代的社会文化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春秋多义士”，“一诺重千金”，春秋战国时“义士”对“诚信精神”的执着追求到了令人惊叹的程度。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又成为中国商业文化的真实写照。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大潮风起云涌，无商不通、无商不活、无商不富的思想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政府还对利税大户、创汇大户进行表彰，商人们终于可以甩开膀子扬眉吐气地大干了，这可谓中国现代的商业革命。在这样的背景下，商业文化的培育和建设也收到了政界、商界和学界的广泛关注。

二、商业文化缺失对乡村经济社会的制约

商业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是指人们在从事商品的生产、流通、分配、交换和消费以及服务的提供与接受等商业活动过程中，基于意识统一和价值认同而形成的各类风土习俗、行业惯例、职业操守、道德准则、制度规范的总和。其中，契约观念、诚信精神和社会责任是商业文化的内核。在传统中国，封建王朝的种种禁锢措施致使商业文化不发达。据载，历代王朝对商都有“困辱”之法。就“困”商而言，可分疏为三：一是官营禁榷。即任何一种商业，只要稍有利可图，就可能收归官营、禁止民营(禁榷)。商鞅变法，实行“管山泽”。汉武帝时，实行盐铁官营；到明清两代已经发展到盐、铁、酒、茶、铜、铅、锡、硝、硫磺，甚至瓷、烟草、大黄等等，均统统列入官营范围。为了维护国家“专利”，历代朝廷设定了严刑峻法打击敢与朝廷争利的商人。二是重征商税。早在商鞅变法时即定下国策：“不农之征必多，有利之租必重。”自此以后，历代王朝都重征商税。三是不断改变币制。仅汉一朝，改币制达六次之多。朝廷通过改变铸币的金属成分、重量、发行量来使货币贬值，以搜括民财(主要是商人之财)。“辱”商的方式也可分疏为三：一是直接视经商为犯罪，实行人身制裁。秦始皇时，曾“发贾人以谪遣戍”，汉武帝“发七科调”(遣七种罪犯戍边)中也有“贾人”一科。二是“锢商贾不得宦为吏”。这是历代最常见的一种抑商之法。三是从服饰方面进行侮辱。中国古代服饰历来就有等级之分，而对商人更是严加限制。在重重禁锢之下，商业文化在广大乡村更是严重缺失。

千百年来，农民与土地厮守在一起，虽然面朝黄土背朝天侍弄个不停，但拮据的日月不得不使他们长期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尽管如此，几亩薄田仍然是他们的“命根子”。同时，不少农民宁可将农副产品腐烂丢弃，也不愿到集市上摆摊叫卖，往往揣着“金子”换不到钱。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今天中国社会出现的诚信危机、道德失范表明：中国的商业文化还远未形成，尤其是9亿农民还处于商业文化的边缘，这是对乡村经济市场化的巨大制约，也是中国现代化的难题。

三、乡村治理中商业文化的培育

历史与现实的众多案例告诉我们，商业文化是商品经济的内凝和表征。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期，经济与文化之间的藩篱已被打破――物质使精神得以彰显，精神使物质变得神圣。就此而言，商业文化也并非仅仅是为社会提供创造物质财富的动力，而是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创造精神财富。因此，中国乡村治理的成功，必须大力创造和培育商业文化，打破长期以来制约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利用商业文化的巨大作用促进乡村治理走向善治。

首先，要在转变广大农民思想观念的过程中形塑现代商业精神，切实做到与时俱进。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解放思想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市场一体化的浪潮方兴未艾，在国际化的游戏规则中，对契约、诚信、责任的要求更科学，更规范，更严格，诚信守约是国际社会公认的现代价值观，它反映了现代社会人本化、理性化的文化精神，是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之神。对于今日广大乡村地区的农民，至少要在以下五个方面实行观念的更新。一是就土地观念而言，要实现从“恋土如命”到“离土经营”的转变；二是就经商观念而言，要实现从“无商不奸”到“无商不活”的转变；三是就市场观念而言，要实现从“提篮小卖”到驾驭市场的转变；四是就人才观念而言，要实现从“轻智重劳”到一技之长的转变；五是就消费观念而言，要实现从苦守清贫到市场消费的转变。

其次，坚持“走出去”和“请进来”相结合的原则。广大乡村在思想领域正在发生着静悄悄的革命，这是1990年代以来一个不争的事实，怎样使这场革命朝着良性的方向展开，这是许多有识之士关注的焦点。广大的农民工是走出乡村进入城市的拓荒者，“走出去”的他们第一次挣到了农业以外的收入，第一次看到了外面的世界，也第一次感受到了商业文化的冲击。在惊异和好奇的同时，他们自身也在商潮的洗礼中悄悄地发生着蜕变。城里获得成功的企业家有的回乡兴办企业，高薪引进先进国家和地区的人员到企业工作。这种“走出去”和“请进来”的发展模式，无疑会对乡村社会中的人们产生着示范和启迪作用。乡村经济社会的人口、文化、习俗、环境等就在这种“进进出出”中获得了发展，商业文化的精神也在不知不觉中得到了培育。当然，乡镇政府部门也应当在改革传统行政方式和转变工作职能中，主动积极地发挥构建现代社会商业文化体系的主导作用。

第三，商业文化重在建设。霍英东先生曾讲了一段话：“我参与国内改革开放事业是义无反顾的，也是不走回头路的，我已年近八十，还有何求？我只是想借此机会提醒一句，市场运作靠法律保障，法律靠信誉支持，我们在构建现代‘商业文化’中既需要吸收和融合优秀外来文化，更需要弘扬和更新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沟通民族文化和血脉，注入新的血液而蓬发生机。”商业文化包括商品文化、营销文化、商人文化、商业企业文化、商业环境文化在内的综合体。中国人以往经商，信奉的经营哲学是“酒好不怕巷子深”、“皇帝女儿不愁嫁”，不重视营销文化和营销艺术。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和市场经济的发展 ，商家意识到营销文化的重要性，从而注意吸收和借鉴国外的营销文化，发展各种营销艺术，不断提升商业企业环境。简言之，商业文化建设要三看：一是向前看，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商业文化；二是向外看，商业文化的建设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商业文化的思想资源；三是向内看，重视吸收中国传统商业文化中的精髓。

参考文献：

[1]董洪霞:试论商业文化[J]北京：商场现代化2006（25）

[2]周朗生洪仁严复:梁漱溟的乡村文化观[J]20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