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犯罪嫌疑人死亡后的应对措施

论文摘要 犯罪嫌疑人被拘传、拘留、逮捕以后，在羁控期间内死亡或致伤的案件时有发生。由于此类案件当事人的特殊性，如果处理不及时不恰当，很容易造成嫌疑人家属上访，甚至聚众冲击政法机关、政府机关。不仅干扰了正常的工作秩序而且造成很坏的社会影响。因此，探索此类案件正确的处理方法，对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平息事态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特别是维护政法机关的形象，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论文关键词 犯罪嫌疑 当事人 合法权益

一、案例介绍

案例1：2001年7月犯罪嫌疑人韩某因涉嫌诈骗被某派出所依法传讯。期间没有专人看管，也未对韩某上手铐。下午4时发现韩某在派出所洗刷间内喝农药自杀死亡。案发后第二日下午检察机关应公安机关邀请介入勘验现场。期间，韩某的家属情绪异常激动。声称：韩某喝药自杀是所长刑讯逼供所致，一定要严惩所长！继而开始辱骂、围攻所长。近2小时未对其采取有效的制止。继而其家属、庄邻迅速增至50余人并对所长围攻、殴打。至此，事态完全失控。

案例2：犯罪嫌疑人王某涉嫌盗窃被公安机关逮捕。在羁押期间，王某因患“白血病”病情加重而死亡。在检验过程中，死者家属发现鉴定人员系公安机关的法医，即向现场的指挥人员提出异议：公安机关把人打死了，再参与鉴定能客观公正吗？随即阻挠进一步检验尸体。工作陷入僵局，最后不得不终止。后经多方、多次工作才与一月后同意由检察机关法医检验鉴定，才平息事态。

案例3：犯罪嫌疑人屈某涉嫌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拘留20余日后，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予以释放。释放后第5天在医院就诊、治疗期间死亡。其家属便打着“严惩杀人犯???祝ㄖ赴彀傅拿窬？”的白色标语到政府机关、政法机关上访、闹事。

案例4：犯罪嫌疑人杜某涉嫌盗窃被刑事拘留。拘留后不长时间监管人员就发现杜某不愿活动，也不愿吃饭，喘气费力。三天后突然昏迷。急送医院抢救，不治而亡。经法医检验鉴定：支气管肺炎、肺气肿、坏死性胆囊炎，中毒性休克而死亡。

案例5：犯罪嫌疑人马某因涉嫌诈骗被刑拘。在监室内马某与嫌疑人于某等三人发生争执、辱骂，后相互殴打。于某等三人采取卡脖子、打夯、踩胸腹部等手段折磨马某近三个小时，直至马某奄奄一息才罢休。监管人员发现后急送医院救治，终因伤势过重，在送往医院的途中死亡。

二、讨论

1.检察机关介入此类案件的职责和目的。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监督权的内容之一就是通过行使检察权发现和纠正侦查活动中是否存在违法犯罪、违纪情况，使公民的民利、人身权利和其他权利得到切实的法律保障。监督的主要途径是审查批捕、审查；介入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受理群众有关的检举和控告等。该类案件存在着程度不等的违法、违纪现象，有的构成犯罪、有的尚构不成犯罪，人民检察院应当牢记检察监督这个宗旨，案件发生后，及时派出侦查人员介入，根据不同情况纠正和处理侦查活动中的违法、违纪行为，切实保障嫌疑人的合法权利。

2.该类案件事态的发展与控制。该类案件发生后，死者家属无一例外的要闹事。就是平常大家所说的“闹人命”，所以在案例1-5中，无一例外的出现了“闹人命”的现象。既然是一种普遍现象那么如何把握和引导事态的发展不仅是处理个案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通过个案达到法治宣传和预防新的犯罪目的。实践中对该类案件的处理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是对死者家属不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任其发泄不满情绪，待“闹人命”达到一定程度或造成一定社会危害结果后，再绳之以法。对于“闹人命”的死者家属，有位领导曾说：“不要紧，翻不了天，一定收拾他”。这种做法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不论事实真相如何，“闹人命”者冲击政法机关、谩骂办案人员、举着标语条幅到政府机关上访会给不明真相的群众造成错觉，带来很坏的社会影响。也给办案人员带来很大的压力。在案例3中因为办案的民警是位回民同志，“闹人命”者无端漫骂险些引起民族争端。案例1则凸现了这种做法的恶果。另一种做法是事态的发展完全被“闹人命”者所左右，这种思想认为要简单地去阻止和惩戒这些“闹人命”的行为，将会犯众怒，也不符合人之常情。这既使是一个烫手的山芋也要拿在自己的手里。致使案件的处理进程要由“闹人命”者所确定，诸如尸检的时间、参加人员等等，做思想工作的人员象做买卖那样和“闹人命”者讨价还价。这使得政法机关“雷厉风行、办事果断”的工作作风荡然无存。也使得执法的权威性、严肃性、公正性在人们的心目中大打折扣。笔者认为，分析死者家属在案发后的心理变化过程，并在不同的时期适以不同的工作方法能稳定“闹人命”者的情绪，防止矛盾激化，有利于案件的平稳处理，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案发后死者家属的第一变化是震惊，由于没有思想准备，死者家属得知亲属死后的第一反应是震惊、焦躁不安。有的联想到社会上的谣传认为亲人的死肯定是政法机关逼迫所致，因而表现出悲愤、烦躁、仇视政法机关的心情。此时当事人易激惹、易冲动。思想工作者要以同情、理解、交流感情为主和死者家属进行沟通。在交流过程中宣传法律知识，在不违背原则的情况下让死者家属适当了解案情，给予启迪。第二是心理适应期。经过一段磨合，死者家属焦躁、悲愤的心情趋于平静，并渴望了解案情和有关的法律知识。思想工作者要善于发现和捕捉这些信息并及时介绍案情、分析案情，讲解相关的法律知识，不失时机地提出设想好的解决方案。

3.关于法医学鉴定。法医学鉴定是该类案件的难题，难就难在鉴定时间和鉴定人两个方面。因为这两个方面有时几乎被死者家属所左右。对“闹人命”者如不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其情绪要经过反复多次的闹事和上访才能理智、平静。这一过程时间短者数日数月不等，长者一年半载不等。案例3就是案发后三个月检验的尸体。笔者曾遇过案发后一年半才检验的尸体。长期保存尸体，政法机关就需支付高额的存尸费，浪费大量的司法资源，某殡仪馆的一位职工曾戏谑地说“公安局每年都要赞助殡仪馆几十万元！”。另外，长期保存尸体会影响法医学鉴定的科学性。冷冻保存只是延缓了尸体内部的化学变化，使腐败的速度变慢了，并不是完全阻止，实践证明冷冻保存的尸体生前的很多病理变化不易观察或观察不到。病理学家只能报告：组织已自溶。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法医学鉴定的科学性、准确性。因此对那些有可能久拖不决的案件，有必要依据《刑事诉讼法》一百零四条、人民检察院《实施刑事诉讼法规则》的第一百五十条的规定强制解剖，特别是在就诊治疗期间死亡的应当按卫生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在患者死亡后48小时内进行尸检。以昭示法律的严肃性、权威性，同时也确保鉴定结论科学、公正。关于鉴定人问题，有些政法机关的思想工作者也习惯于和“闹人命”者讨价还价，甚至由哪一级鉴定机构、哪些人员参加都由死者家属说了算。案例2就集中体现了这一问题。当死者家属发现公安人员检验尸体时，先是提出质疑，后是骂骂咧咧，我们的工作人员也认为死者家属的质疑合乎情理，提出的条件应该得到满足。案例3有点近似荒唐，死者家属竟能提出由上一级检察机关检验尸体。诚然，法律尚未对被侦查羁控的犯罪嫌疑人死亡后的鉴定机关作出明确规定，但是侦查机关、羁控犯罪嫌疑人的机关是该类案件中当事人所在的单位，本机关所作出的鉴定结论死者家属认为有包庇、相护之嫌，往往不服，常会提起重新鉴定。前已叙述，该类案件可能会涉及执法人员渎职侵权犯罪行为，按照《刑事诉讼法》第十八条的规定该类案件属人民检察院管辖，相应的该类案件中的法医学鉴定应由检察法医作出。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法医工作细则》第十条尸体检验的对象范围就包含了该类案件中的尸体检验工作。至于由哪些鉴定人检验，人民检察院《实施刑事诉讼法规则》第一百八十条明确规定“进行鉴定，应当由侦查部门的负责人批准，由人民检察院技术部门有鉴定资格的人进行，必要的时候也可以聘请其他具有鉴定资格的人员进行，但应当征得鉴定人所在单位的同意”。可见鉴定权完全掌握在政法机关的手中，并不为死者家属所左右。只要不具有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二十九条所规定的回避情形，该类鉴就应由同级人民检察院技术人员作出。

4.关于侦查机关、羁控机关的责任问题。案例5中，嫌疑人马某和于某等三人发生殴斗，马某的人身权利处于被侵害之中，由于其人身自由被限制，又处于弱势之中无法采取还击自卫、逃跑、躲避的方式躲避侵害，所以监管人员应当立即制止侵权行为，对马某予以保护，然而在具有闭路电视等先进监管条件的情况下，马某被殴打而惨叫三个多小时竟无一人“发现”！其情形是难以想象的。案例2、案例4中的两嫌疑人明显处于疾病状态，需要政法机关予以帮助就诊、治疗，或者依据《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变更强制措施，对已决犯也可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四条的规定可以暂予监外执行。但是侦查、监管机关确没有严格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变更强制措施或暂予监外执行，对需要帮助的罪犯不履行自己的职责提供国家或社会帮助，致使嫌疑人的合法权益被侵害或合法权利被剥夺，其实质是渎职行为。因此案例5马某被伤害致死、案例2、4两嫌疑人因延误治疗而死亡，监管机关是有责任的。实践中这种渎职行为无一例外的没有得到查处或纠正，致使该类案件时有发生。其原因是执法人员的思维模式相对滞后，这种思想认为马某被伤害致死是嫌疑人于某等三人的犯罪行为所致，被监管人员因疾病而死系疾病发展的结果。他忽视了“监狱”这一特殊环境下监管人员应对被监管人所负有的职责。《监狱法》第七条明确规定罪犯的人身安全以及其他未被限制或被剥夺的权利不受侵犯。所以上三个案例中监管人员明显有违法、违纪行为。人民检察院应当根据不同情况通过查办案件追究刑事责任或者以书面、口头的方式及时纠正，确保嫌疑人的合法权利不受侵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