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沈从文《长河》中的生态隐忧

摘 要：《长河》是沈从文后期创作中反映湘西社会历史变迁的代表性长篇小说，也是其最具生态意识的的作品之一。从生态学的角度看，在《长河》中，沈从文的创作目的并不仅仅在于呈现湘西世界的生态魅力，而更在于分析转型时期湘西原始社会、自然生态，尤其是精神生态不断恶化的现实。作品描摹和谐生态图景的同时，更突出表现对急剧变化社会现实中传统与现代文化相碰撞、乡村与都市文明相冲突这一现象的隐忧。

关键词：沈从文；《长河》；生态批评；和谐；隐忧

一、失落的生态家园

沈从文在《长河・题记》中写道：“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那点堕落趋势。”这里所说的“堕落”即指湘西生态现实的恶化。

（一）自然生态的恶化

在《长河》中，保安队长存心要讹长顺家的橘子未成，于是怀恨在心，多次扬言要砍去夭夭家的橘子树；满家田里长出个“萝卜大王”拿去县里邀功请赏，却引来委员领着浩浩荡荡一行人下乡搜刮民脂，使自然生态招致更多的破坏；而其时苛捐杂税繁重、战乱频仍，使得吕家坪本地的橘子卖不出去，只能在地头烂掉；保安队师爷对夭夭心爱大白狗垂涎不已，竟凭空想象到肥狗肉焖在砂锅里的色香味种种，人类的生存伙伴在这类人眼里变成了满足一己私欲的美味；还有日本人对湘西地下煤炭、铁矿、朱砂、水银等各类矿产资源的觊觎，未来辰州府地方成立机械化油业公司可能对自然环境造成的破坏……人与自然越来越显现出不和谐的因子。刘蓓曾说：“当人们不再对自然怀有敬畏的感情，而将其视为征服、利用和占有的对象时，人的内部自然发生了不幸的‘异化’―――理性与感性的、抽象和个别的、知觉和思维的、直觉和分析的分裂。”②而这种“异化”即自然生态危机出现的根源实则是――

（二）精神生态的失衡

精神生态主要表现为人与他自己的关系，它“一方面关涉精神主体的健康成长，一方面关涉到一个生态系统在精神变量下的平衡、稳定和演进”，在人的精神世界与人所生存的外部物质世界之间搭起一座沟通协调的桥梁，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共同构成地球生态的完整系统。只有作为精神主体的人健康成长、个体的内在价值系统和平稳定才能使精神生态趋于平衡，而精神生态的平衡能使人有正确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与自然与他人和睦相处，由此对外部环境产生良性影响。但是，在《长河》中，我们看到自然的衰败、社会的动荡与人的异化几乎同时展开，湘西人的精神生态问题逐渐凸显出来。

1.“新生活”的侵扰

所谓“新生活”运动，是1934年政府展开的一次大规模的文化建设运动，旨在重整道德、改变社会风气，其核心是恢复“礼、义、廉、耻”为代表的传统道德规范和儒家价值观。在《长河》中，“新生活”运动还没有波及到故事发生的吕家坪水码头上，就已谣言四起，弄得人心惶惶。这样一项看起来初衷极好的运动并没有博来民众的期待，不知者谈之色变，听闻过其实施过程的湘西人又觉得十分可笑。在《秋（动中有静）》中就描写了湘西各色普通人对于“新生活”即将到来的反应：乡下男子对此不以为然并胡加猜测，把“新生活”说成刚在辰州府下船的厉害人物；妇人心中惶恐愁闷，不知“新生活”是不是也要拉人杀人、派夫派粮草；老水手表面不以为意实则忧心忡忡，一心一意要打探有关“新生活”的情报；小孩子们对此也感到好奇又莫名其妙。多数人不知“新生活”为何物，都把其看作与往常革命运动类似的另一种名目的压榨和剥夺，因而心中惶恐不安。

2.“恶势力”的渗透

在《长河》中，作者笔下的湘西统治阶层 “在精神上颓废、道德上败坏、行为上堕落，正是湘西精神生态的毒瘤”。寄生在吕家坪镇上的保安团、税务局、各种委员们、水上警察等共同形成了一股“恶势力”，横行乡里、野蛮霸道。吕家坪的人们在这类人的压榨下有苦难言，而作为统领者的这类人精神上的堕落又渗透进了湘西的原始精神生态中，对单纯质朴、健康自足的湘西精神造成了极大伤害。其中以对保安团的描写最为突出。

在保安队长等“恶势力”代表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人精神世界的腐败溃烂、心灵的空虚与麻木，这样的人失却了原本的素朴纯真，自我人生已没有了更高层面的追求，整日如行尸走肉，还竭力摧残着湘西的美好人性，实乃湘西精神生态的大“毒瘤”。他们所造成的“精神污染”早已渗透进了湘西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不仅毁灭了自我，还伤害了单纯质朴、健康自足的湘西精神。

（三）社会生态的扭曲

1.吕家坪镇的城市病症

吕家坪是一个繁华的小商埠，凡事应有尽有，也如同一个小型的城市，受外来的影响比闭塞的乡村自然大得多。这里面“充斥着一切城市里的所有的热闹、喧嚣、肮脏与市侩气”，是城市的缩影。《长河》中描写了它和其他小村落的区别，从中仿佛看到都市与乡村经济观的二元对立：一边是一切从实利出发的商品经济，一边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前者显现出金钱至上的冷漠情感，后者则有着淳朴民风的延伸与留存。或褒或贬，是显而易见的。可乡村发展的未来却是都市化，自然经济的解体是大势所趋，社会生态的进一步恶化仿佛也难以避免。此外在吕家坪场上还出现了群体性摆赌的风气，乡村社会生态的恶化实在令人忧心。

2.人与人的疏离对立

社会生态恶化的重要表现便是人与人关系的不和谐，《长河》中表现得最为突出的便是为官者与民众的疏离对立。商会不需要部队，部队却依赖商会生存，因而制造出各种名目的款项，如保安队长向商会派的枪款。在这样的关系中，商会会长的职务“全是消极的应付”，却谈不上为商家谋利的职责本分。特权阶层（委员们、水上警察、保安队长……）还总是习惯于用种种方法、种种理由将手足贴地勤恳劳作的人的收入挤去。滕长顺便是饱受其害的乡下中产者，他对他们总是无可奈何却无从抗拒，一年收入在这样那样的收费和花销中所剩无几。此外，辰河府将要创立的机械化油业公司，势必冲击传统的油坊产业，官民争利的现象迭出，百姓怨声载道。还有上级为了防止地方集权，将长官部队分别各处调动，导致长官对部下不熟，部队对地方不熟，军队于是永远都只是“在准备上路，从不准备打匪”，官不为民，民心何向？官兵与民众处在了日益疏离的状态中。

其实早在《长河》之前，沈从文便在许多作品中隐约现出了对湘西原始社会生态受到冲击的隐忧。例如《边城》中中寨人的恶意谎言，老船夫与顺顺、傩送甚至翠翠交流中屡屡出现的隔膜（表现出人与人缺乏沟通，灵魂上相互独立，各人有各人的寂寞，各人有各人的烦恼）。湘西的生活表面看起来虽风平浪静、自在从容，但在岁月的流变中，各式的天灾人祸已经深深蚕食了湘西的内部生态，还留存着的美好乡村仿佛只是作者编织出来的一个美梦，而且是早已破灭的美梦！（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瑶湖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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