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共大:追求教育公平的试验田

谁曾想，大学旧刊也成了收藏热点。大约两个月前在潘家园旧货市场，一个中年男子跟摊主的讨价还价吸引了我的目光，看到他手上有一本北京著名大学抗战前的“校刊”，虽然眼馋，也只能在旁一声不吭。几个回合双方成交，却听得一名女子惊呼：“哎呀!来晚了!”还向摊主套近乎：怎么不留给我呢?

淘书人看中的“老校刊”，是解放前或解放初的院校出版物。五十多年前，学校师生时兴编辑“纪念刊”、“毕业刊”、“级刊”之类，当作一大乐事并成为一些学校届届相传的薪火。解放后，这些传统慢慢失去，这些老校刊却因为记载着教育、人文、影像等流逝的历史，逐渐引起了有心人的注意，变成淘书市场的抢手货。我手中收藏的一本“江西共大”老校刊，就有着特别的意义。

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一封信

这一本“江西共大”的老校刊，本不太被淘书人看中，但今年时值“共大”创办50周年，党中央又提出要“教育公平”，于是这册35年前的老校刊，便就有了再读的兴味。

当我们从记忆里挖掘中国历史这样一所特殊的大学时，最先想到的恐怕是“”电影《决裂》以及葛存壮的“马尾巴的功能”。这所“共大”，就是《决裂》的背景之一，后来一起为“”陪葬而去。如今看“共大”，透过笼罩其上的极“左”的意识形态，其实“共大”之为“共大”，有一个最原始最朴素的思想，那就是教育公平。正是这种农民朴素的公平思想，让说出了“让上不起学的农民上学，好不好?”的公道话。

1958年8月1日，在南昌市郊梅岭的共大总校，在全省遍地开花的30所共大分校，同时宣告了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正式成立。时任江西省副省长兼共大总校党委书记汪东兴主持开学典礼，省委书记兼共大总校校长刘俊秀作了《为一座新型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诞生而欢呼》的报告，第二天《江西日报》发表了《祝贺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开学》的社论。当时报道共大总校、分校共有学生1.1万名，其中工农及其子女占92.7％，被誉为遵循教育思想创办的新型大学。

1958年初，汪东兴离开中央警卫团下放江西担任副省长兼农垦厅厅长，5月在北京参加会议时去看望，汇报了江西各地垦殖场兴办农林技术学校的情况。对农村和农民情有独钟的很感兴趣，作出了“你回去与邵式平省长商量办些学校，让上不起学的农民上学，好不好?”的指示。

回到江西，汪东兴与曾到苏联留学的邵式平谈起那所邓小平、蒋经国等两党精英都学习过的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邵省长说：“我看江西也可以办劳动大学。”于是，1958年6月9日，中共江西省委、省人委做出了《关于创办江西省劳动大学的决定》：“为培养共产主义……又红又专的大批人才，普及科学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建设繁荣幸福的共产主义新山区……创办江西省劳动大学总校和分校。”不久后，定名为“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共大”创办，除省政府拨付每个学员30元开办费和70元基建费外，其他全靠学生半工半读自力更生，到1959年1月底，办起了农场66个、林场40个、畜牧场71个、工厂243个，经营耕地4.275万亩、林地14.2万亩。1 959年8月，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受到了的肯定：“看来你们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办得很有起色，很有希望，要坚持办下去。”总理题写了“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校名，委员长题写了“井冈熔炉”。国庆10周年在北京举办的农展会上，江西“共大”的成绩赫然占据了第一展台。甚至美国进步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也在1 960年到“共大”参观、采访――“共大”成为教育革命的一面旗帜。

这是一件大事，我写几个字去祝贺他们

1961年7月，在庐山会议期间，已经奉调回京的汪东兴受“共大”及江西省委的委托向汇报江西共大的情况。听后非常高兴：“办得好啊!看来，我三十年前想办的事，终于在你们江西实现了。”7月30日早晨，汪东兴被叫去看到了写给“共大”的一封信：“你们的事业，我是完全赞成的。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不要国家一文钱，小学、中学、大学都有，分散在全省各个山头，少数在平地。这样的学校确是很好的。在校的青年居多，也有一部分中青年干部。我希望不但在江西有这样的学校，各省也应有这样的学校……”据说，那晚已经躺下，又爬了起来说：睡不着，还有一件事没办完。接着吩咐拿来纸墨，然后坐在桌前沉思，一口气写下了这封信。

这封信，到1965年1月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以《中央转发同志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信和江西关于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办学情况报告》向全党全国公开，这就是著名的《730指示》，而内容与精神此前已传遍了全国，“共大”实际成为“大庆”、“大寨”之外教育战线的一个典型。

三十年前的，想办怎样的学校7想必不是三十年后的无产阶级条件下继续革命的学校，只可能是基于“教育公平”思想的穷人学校。显然，实现“教育公平”，有赖于国家的经济能力。在“穷过渡”的时候，在教育资源极度贫乏时，要对一部分人“公平”，便会以牺牲一部分人的权利与利益为代价。记得1964年高考，学习很差的同学竟然也跨进了“江西共产主义大学总校”，原因是家庭出身很过硬――后来才透露出来内部有“加分”政策，学校推荐总分可以加5分，唯一的标准是政治出身可靠，与现在的“加分”不同。要照顾他们，相应就要有出身不好的同学，“政审”过不了关，被拒之于门外。

“共大”的诞生，毕竟是的产物，一窝蜂而起大呼隆而散，到三年困难时期，许多分校则难以为继，“共大”总校，到1964年也实行统一招生走向全日制“正规化”，悄悄地改变着性质。真正实行“半工半读”的，只有“云山共大”这样能够自我存活的“农业技术学校”，教育水准只相当于中专以下程度。

“”结束后，江西共大总校在1978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高等院校，到1980年，彻底抛弃了“共产主义大学”具有独特人文历史价值的校牌，改制变身为毫无特点的江西农业大学，各地“共大”分校也纷纷改名改制。据统计，到今天保留“共大”招牌遗产的，只剩一家鄣公山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了。又是20多年过去，那句“让上不起学的农民上学，好不好?”的话，却还让我们追求并思考共产主义这个人类最原始而又终极的理想。“教育公平”几乎是历代中国人的梦想，如今要实现“教育公平”，不但在农村还要在城里，这一架理想的天平，应当怎样倾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