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的革命

中国究竟做对了什么，才能创造出如此的经济奇迹？这一问题吸引了众多学者争相解答，其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它的确是一个智力上的挑战。更大的原因恐怕是，拥有对过去的解释权的人，在未来如何行动才好方面，也会拥有更大的发言权。

芝加哥大学德高望重的经济学教授、诺贝尔奖金获得者、102岁的罗纳德·科斯也加入了这一阐释者队伍。在他的新书《变革中国》里，他对以往的解释提出质疑：“不少人在整体上误读了中国改革，错误地以为中国的市场化转型是由政府推动的。有些中国学者因此认为，在中国经济改革的初期，改革是由政府自上而下推动的，完全忽略了民间改革。”

从逻辑上看，科斯质疑的对象似乎包括在中国大陆拥有巨大改革声望的吴敬琏教授。吴教授指出，中国同时存在着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两种改革，但吴教授仍然视“中国政府”为主语，是改革的主导者，将这两种改革都归结为中国政府的精心计划。

高质量的威权政府带来高速经济增长的解释盛行一时。它引发了两种不同

的反应：一种反应是，继续强调中国增长本身的隐患，如果政府不做出相应的政治改革，那么中国只能是“泥足巨人”；另一种反应则是担心中国经济的成功会对由民主政府为标准配件之一的现代政治制度造成冲击。它让世界其它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拥有了另外一种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而且是对政府更有吸引力的一种选择。

在科斯看来，这些反应建立在对中国改革错误的理解上，也就是中国究竟做对了什么这个问题的错误回答上。在他看来，中国同时存在着两种改革，即国家引导的改革与草根改革，“如果无法正确认识中国改革中的二元结构，我们就很难理解我们时代最伟大的故事。”

的确存在着中央政府主导和推动的改革。之后，重提提出的“四个现代化”，主导了以工业化为主的“洋跃进”。此后，陈云重掌中国经济，他的方针是已经写入教科书的八个字：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对于效益不佳的国有企业，中央政府的策略是“放权让利”。

同时发生的变化就是科斯命名的“边缘的革命”。它由四大边缘力量主导：在农业领域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边远城乡是乡镇企业；在城市是为解决返城知青失业问题而放开的个体经济；在不重要的边境城市，则是经济特区。

这种“边缘的革命”之所以能够发生，一个原因是政府当时正忙于进行自己所主导的改革，另一个原因是，政府颇有信心，认为自己只要抓住社会主义经济的关键，即大型的国有企业和中央计划，就能够保证社会主义的性质。但是，效果却让人意外。一方面，“和边缘革命形成鲜明对比的国营企业改革，从发起的‘洋跃进’运动到1978年开始的经济改革，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低效的。”另一方面，“在中央政府尚未从对社会主义的僵化理解中解脱出来时，第二种改革已经在全国蓬勃兴起。”

这四大边缘力量成为了1980年代中国经济转型的先锋。“政府能够容忍从草根阶层发起的经济试验，正是因为这些试验是在社会主义经济的边缘地带进行的，政府认为其很难对社会主义政权产生直接的影响。”这让政府能够容忍或者说忽视这些经济行为。当然，值得赞扬的是，邓小平和陈云的实用主义让他们采取了不干预的政策。

因此，在科斯看来，中国的改革是一种哈耶克式的路径探索，是一种自发生成的改革，而不是一个高质量的规划的结果。它应该归功于民间那些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冒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