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仁臣的环保情结

素闻李仁臣有“背相机的老总”之称，４月２日在郑州升达艺术馆参观过他的南极写真摄影展后，在为他镜头下那些韵味隽永的南极景物抚掌赞叹之余，更萌生了采访他的念头，很快，便得到他的应允。

范敬宜在《我在现场》的序中写道：“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文质彬彬’：举止言谈都温文有礼，带着中国文化人特有的儒雅气质。”见其本人，深以为然，如同他的摄影作品一样自然流露出深厚的文化底蕴。

２０００年２月４日除夕之夜，李仁臣随中国第六次南极考察团飞往了南极，２００１年又应邀访问了北极圈内的岛国冰岛。他去过３０多个国家，把足迹留在了大半个地球上。在国内，一些人迹罕至的地方也有过他的身影：新疆戈壁、南沙海礁、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他自豪地说：“祖国的礁滩我都去过。”

谈到对南极的印象，李仁臣深有感触：“我一开始对南极那种自然环境感到非常荒漫，但又非常原始、非常纯净。它保留了人类最古老、最原始，又是最重要的环境信息。这些环境信息是非常可贵的，我们现在只能通过这些信息来探寻远古的气候变化、地理变迁、生物演变等等。它实际上是我们认识历史演变的窗口，也是了解目前生存环境的一个重要证据，同时也让你感悟到生命的发展。比如，南极的动植物都很脆弱，像海象、海狼这些动物，它们的四肢都退化了，并不像陆地上的野兽那样凶猛；植物也是，比如地衣，１００年才长１毫米，苔藓被踩上一脚的话，２０年也不生长。但是它们的生命却很顽强，在那么严酷的环境下都能生存并且一代代地繁衍下去。所以说南极应该受到保护，它是人类共同拥有的“实验室”，要把保护南极写在人类自己的旗帜上。”

早在基层工作时，李仁臣就开始有意识地关注环境问题了：“我曾经在基层工作过８年，那是在当中，地点是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就是现在的黄山市。我当时给地委书记当秘书，他是一个学者，是一所大学的校长，很有学问。我们经常去视察植树造林的情况，保护当地山清水秀的环境。有过推动植树造林，反对乱砍滥伐，反对破坏植被，反对破坏生态环境这样一种工作的经历，所以在内心深处有一份情结，对环境问题比较关心和感兴趣。”

进入人民日报工作，是把他所热爱的新闻事业和环境问题两者联系起来的开端。“那是在１９７８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我进入人民日报评论部做评论员。在第一个植树节，我写了一篇题为《大家都来描绘绿色的画卷》的评论，用的是一种散文化的笔法，在整个编辑部反响都很好。自从写了这篇评论以后，我就对林业、生态等产生了比较大的兴趣。１９８６年，我当了人民日报的副总编并担任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委员，经常下去视察、检查工作，同环境问题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这样我把我的新闻生涯和环境保护就结合起来了。”他特别补充道：“我还是中国第一届地球奖的获得者，也是第一届环境新闻一等奖的获得者。”对自己所作的努力得到的肯定和鼓励，他感到由衷的喜悦。

“作为环境记者，其采访环境之艰辛，有时并不亚于战地记者。”提起创作中所吃过的苦，李仁臣感慨良多。花甲之年的他，在南极时为了拍摄一组企鹅跳上冰崖的照片，竟然在冰天雪地中等了３个多小时，“虽然是一个简单的事，但是我有个构思，就是把它拍成一个故事。所以等最后所有的企鹅都跳上去之后，我感觉这个故事很完美。”说到这里，他微微一笑。可是，“追求完美”的代价是“拍完之后，从腿到脚趾都完全麻木了，回来好长时间才缓过劲”。

对于媒体及新闻工作者在环境保护工作中所作的努力，李仁臣持积极肯定的态度：“我们的新闻工作者对环境问题实事求是地进行采访报道，并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环境方面的社情民意，新闻单位开展各种形式的环保社会宣传活动，以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舆论监督在这方面的影响力是无法被替代的。”他严肃地说：“既要发展经济，又要保护环境，确实是个两难的选择。在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的泰晤士河受到了污染，后来河里的鱼都没了。我国政府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很清楚，指导思想明确，就是不以牺牲环境来发展经济，把保护环境作为一项国策来推进。”

“国富当须环境优，平衡生态是高筹”是我国环保宣传工作的标志性口号之一，也正是李仁臣这位“背相机的老总”的情之所系。

李仁臣简历：

李仁臣，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１９７８年５月起任人民日报评论部编辑，１９８３年任评论部副主任，１９８６年３月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摄影家协会理事、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