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佑军事思想之天\地\人论

摘要战争与其他社会活动一样，讲究的也是如何处理和协调天、地、人的关系。天、地、人作为“兵术之要”，杜佑以人为首，地次之，天居末位。对于天时、天候，杜佑的基本态度是“顺”与“因”，重视在军事活动中顺天之自然，因势利导，为己方的军事活动创造有利的外在环境。地是军事活动中的环境因素，对军事活动的成败至关重要。人是战争的核心要素，也是能动性最强的因素。相对于神秘的天，杜佑更愿意相信人事的作用。人事之中，杜佑又特别重视将帅的作用。

关键词杜佑 通典 军事思想

文章编号1008-5807（2011）05-084-02

杜佑著《通典》，不但开创了一种新的史书体裁，还开辟了一条新的理国之道。自《通典》成书后，其“征诸人事，将施有政”的旨趣，历来为人们所称道。在后人的议论中，《通典・兵典》却成了一个例外。很多人说它着意于用兵之道，却不注重兵制，与全书体例不合或是一种变例、特例，甚至将其视为《通典》的一大缺陷。对于杜佑为何要这样安排《兵典》，也是众说纷纭。这些议论，多着眼于杜佑的史学思想，纠结于《兵典》的体裁体例问题，却鲜少关注杜佑的军事思想。而杜佑的军事思想，才是《兵典》的核心问题。本文不揣浅陋，仅就杜佑的天、地、人思想这一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杜佑对“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之说很欣赏，认为其“得兵术之要也”。其实，战争与其他社会活动一样，讲究的也是如何处理和协调天、地、人的关系。

对于天，杜佑一方面反对采取神秘主义的态度，另一方面则坚持了实用主义的原则。他批评一些“智能之士”有意宣扬天的神秘性，“其胜也，或验之风鸟七曜，或参以阴阳日辰；其教阵也，或目以天地五行，或变为龙蛇鸟兽”，指出这样的做法不过是“昔贤难其道，神其事，令众心之莫测，俾指顾之皆从”，是一种驾驭部众、威服人心的手段罢了。需要指明的是，杜佑所反对的，只是对天的神秘化行为，而不是天或天道本身。有些带有神秘性的“言天道”行为，“虽非兵家本事，所要资权谲以取胜”，可以为统帅提供决策依据或辅助军事行动，杜佑认为其有实用价值而加以肯定。于是专设《风云气候杂占》条，叙述望气之术及其对于军事活动的意义。对于那些“言天道”的人才，杜佑认为应该在军中给他们一席之地，于是在《搜才》条中专门列入了“推步五行，瞻风云气候转式，多言天道，诡说阴阳者”。不过，由于这些带有神秘性的人才及其行为毕竟“非兵家本事”，杜佑对他们的肯定是谨慎而有限度的。他把《风云气候杂占》置于《兵典》之末，并说“语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故附于末篇”，其实已经明白表示天的地位是低于地和人的。这种定位，是杜佑天道观的出发点。

地是军事活动中的环境因素，对军事活动的成败至关重要。杜佑非常重视地形的作用，认为“必须先觇敌国道路远近，水潦山川，溪谷险，城邑大小，沟渠深浅，蓄积多少，兵革之数，豪杰姓名，审而得之，用兵之要也。”他还特别引用了孙子“地形者，兵之助”和李靖“失地之利，士卒迷惑，三军困败。饥饱劳逸，地利为宝”之说，来说明地形和地利的重要性。那么，应当怎样去认识地形、争取地利呢？他的基本原则是“以地形势不同，因时制度。”

首先，要深刻认识各种地形在军事上的利弊得失和进退取舍。杜佑介绍和探讨了在散地、轻地、争地、交地、衢地、重地、圮地、围地和死地等所谓“九地”和通、挂、支、隘、险、远等所谓“六地”的用兵之法，《按地形知胜负》、《自战其地则败》、《据险隘》、《塞险则胜否则败》、《死地勿攻》、《总论地形》等条目，都是集中探讨如何争取地利之便以求胜的。他赞同李靖提出的“以地形为主，虚实为佐，变化为辅，不可专守险以求胜”的原则，认为“不明地利，其败不旋踵矣。”

其次，要“审知地图”。在《行军下营审择其地》条中，杜佑引用管子之言说：“凡兵主者，必审知地图”，也就是要了解“辕之险，滥车之水，名山、通谷、经川、陵陆、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苇之所茂，道里之远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废邑困殖之地。”只有对这些地形情况“尽知”、“尽藏”，“然后可以行军袭邑，举措知先后，不失地利。”

再次，要重视向导。孙子说：“不用向导者，不得地利”。杜佑解释说：“不任彼乡人而导军者，则不能得道路之便利也。”他在《向导》条中专门引用《李靖兵法》，说明应当重视向导的选拔标准和向导的侦察方式，并认为这是“用兵之要”。如果“进师行军，不因向导”，就有可能“陷于危败，为敌所制”。

人是战争的核心要素，也是能动性最强的因素，“有生万物之最灵者也”。相对于神秘的天，杜佑更愿意相信人事的作用。在《推人事破灾异》条下，针对武王伐纣时出现的种种灾异天象，他借姜太公之口说：“用兵者，顺天之道未必吉，逆之不必凶，若失人事，则三军败亡。且天道鬼神，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智将不法，而愚将拘之。若乃好贤而能用，举事而得时，此则不看时日而事利，不假卜筮而事吉，不待祷祀而福从”，甚至指斥“枯草朽骨，安可知乎！”这段话，明确否定了天对于军事活动的权威与支配地位，凸显了人事在军事活动中的核心地位和主导作用。权德舆在为杜佑所作的墓志铭中也指出，杜佑“不徼福，不乞灵，物怪气焰，不接于心术，诚明坦荡，自得于天理。中正之外，无自入焉”，说明杜佑是把重人事的原则贯注于自己的立身行事的。

人事之中，杜佑又特别重视将帅的作用。唐代将帅擅权、割据藩镇，使得干弱枝强、里轻外重。杜佑对此痛心疾首，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强干弱枝、重里轻外的战略设想。在他的设想中，将帅处于至关重要的位置。那么，如何选将呢？孙子提出了智、信、仁、勇、严等五个标准，杜佑也在《兵序》中提出了两个标准：一是“中和”，二是“材器”。“中和”重道德与性情，“材器”重才能与器局。二者以“中和”为先，“材器”为后。杜佑似乎对将帅的道德与性情比较看重，因为要想实现强干弱枝的战略设想，将帅对朝廷的忠诚与顺从是必不可少的，所以他以“中和”为先。在《敌十五形帅十过》条中，他从反面阐明了对将帅的要求：“勇而轻死（可暴），贪而好利（可遗），仁而不忍（可劳），知而心怯（可窘），信而喜信人（可诳），廉洁而爱人（可侮），慢而心缓（可袭），刚毅自用（可诱），懦志多疑（可惑），急而心速（可久）。”杜佑是非常重视将帅的“材器”的，《兵典》用大量篇幅来探讨各种战术问题，其实考验的就是将帅对各种战术问题的判断和应用能力，其背后所潜藏的，就是“材器”问题。

将帅在军队建设中起着主导作用。举凡军队的组织、管理和指挥，军官的培养、选拔和任免，军事训练的基本原则与方法，以及武器装备的研制和使用，等等，都需要将帅的领导与指挥。在杜佑看来，“凡将，须使兵士简静，处分有序，将百万之众，如领一人。” “凡为将统戎，在知士之器局。”将帅的主要职责是“训士”与“抚众”。“其训士也，但使闻鼓而进，闻金而止，坐作举措，左旋右抽，识旗帜指麾，习器械利便，斯可矣。其抚众也，有吮痈之恩，投醪之均，挟纩之感，行令之必，斯可矣。此乃用无弱卒，战无坚敌，而况以直伐曲、以顺讨逆者乎！”那么，如何“训士”与“抚众”呢？杜佑从军制、军政、赏罚、训练等方面提出了很多值得注意的问题，列为专条，如《立军》、《法制》等论军队组织，《杂教令》等论军法，《守拒法》等论军队训练，《抚士》、《明赏罚》、《军无政令败》等论军队管理，等等。更多的关于战术问题的条目，是论军队指挥的。这些问题的提出，体现了杜佑在军队建设问题上思考的广度与深度。

天、地、人作为“兵术之要”，杜佑以人为首，地次之，天居末位。这种排序，与《通典》以食货为其首一样，与其说是杜佑唯物主义思想的闪光，倒不如说是其实用主义的体现。

参考文献：

[1][春秋]孙武著，曹操等注.孙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2][唐]杜佑.通典.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3][唐]权德舆.唐丞相金紫光禄大夫守太保致仕赠太傅岐国公杜公墓志铭.全唐文，卷五0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