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与《孙子兵法》军事思想比较

摘要：对于诸侯之间战争的目的，《老子》和《孙子兵法》相同之处在于都持批评态度，所不同的是两者思想的层次有高低之分。

关键词：《老子》；《孙子兵法》；军事思想；异同

春秋时期，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有两件：祭祀祖先和战争，即“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随着时间的推移，理性主义逐渐抬头，原始神秘主义的成份逐渐减少，表现在国家政权结构中的是巫的消失和史的出现。史官代替巫行使沟通天人的权力，此时在职能上巫史不分。老子作为周守藏史，事实上就是当时的史官，他既是记录历史，掌管国家图书资料的主管人员，又是王公进行宗庙祭礼活动时的主持者。此外史官还要掌管天文历法，并对出兵作战及行军打仗之类的国家重大活动进行预测、谋划和大自然中的异象进行解释，如西周末年史官伯阳父以“阴阳”理论对地震的解释。这些活动都可以看作是史官的职责所在。

太史公认为《老子》一书含义深奥：“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司马迁《史记》（下册），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年，第673页）尽管如此，我们认为要理解老子思想，不能脱离其史官身份。从其史官身份出发，老子在书中所表达的思想无非是他推天道明人事的结果，是他对天道的态度和对生活经验的总结，其中自然会包含老子军事思想。

孔子曾问礼于老子。以孔子为参照，可知孙子应与老子同时而稍晚于老子。根据现有资料，《老子》一书为老聃所作，成书年代不应晚于战国初年。《孙子兵法》虽不是一人一时之作，但成书年代大概在春秋末至战国初这一过渡时期是可以确定的。那么我们可以推测《孙子兵法》或与《老子》同时或稍晚于《老子》。《孙子兵法》的成书或多或少受到了《老子》思想（以及语言风格）的影响，比如关于奇正问题的内容等。

老子在第六十四章说“其未兆易谋……”，《孙子兵法》中也有“上兵伐谋”之说，二者如出一辙。老子认为，在事物发展还没有明显迹象时最容易图谋，即在敌国尚未采取行动时，己国应有所准备。孙武认为，指导战争的最上的策略就是挫败敌人的战略计谋；在敌人初定谋略，将有所行动之际，我方就要有所察觉，并要在谋略上击败敌人，使其不敢轻举妄动。由此而看，《孙子兵法》的观点似是受老子影响而发。

如何才能做到事先就掌握敌方情况呢？对此，《老子》只是指明需要“先知”，但没有具体说明先知的方法。孙武的回答则是“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即一定要从知道敌方情况的人口中去取得消息，换句话说，就是要使用间谍。《孙子兵法》提出间谍共分五种：“因间、内间、反间、死间、生间”。间谍不仅种类多，而且可以使用间谍的领域也很宽泛，即“无所不用间”，可见孙武对于运用间谍刺探消息以指导战争的重视。“五间俱起，莫知其道”，五种间谍的混合使用，会使敌人莫测高深、晕头转向。一个高明的将领一定个善于使用间谍的优秀战争指挥者。

春秋时期，在进行战争之前，都要在宗庙之中进行“庙算”，事实上就是对敌我双方力量对比和运作进行“沙盘推演”。这种在宗庙之上的模拟演习肯定也需要用到间谍的情报，这一点毋庸置疑。孙武认为战前的这种模拟演习很重要，“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老子于此也有相同的观点：“善数不用筹策。”老子语言晦涩深奥，此句话似可以理解为“善于计算的不用筹策。“筹策”是古时的计数工具，也是孙武所提到的“庙算”所使用的算筹。由此，我们揣度，老子的“筹策”应是孙子所说的“庙算”，而上句中的“数”字也需要我们认真考虑。《易传》谓“极数知来之谓占”（ 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81页），穷极筮数预知未来就叫做占筮。

老子曾为史官，而史官兼管天文历法，龟卜草筮。那么“善数不用筹策”是不是隐含有这种战前演习性质的“庙算”，而需要史官运用卜筮的手段来预测结果呢？我们的答案是肯定的。这符合当时的时代背景，也符合老子的史官身份，表明当时的“庙算”还带有一些神秘主义色彩的。但孙武对于这种神秘的占筮不以为然，他说：“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要事先了解情况，不可用祈求鬼神的方法，不可用相似的事情来做类比推测（吉凶），不可用夜视星辰运行的度数去验证，一定要从知道敌情的人那里取得。通过相似的事情来做类比推测。大概就是指卜筮时观裂纹或卦爻象以定吉凶的方法吧。这是《老子》与《孙子兵法》“战前预知”思想的不同之处。

春秋时期，诸侯之间相互征伐，它们打着各种“正义”的旗号，扩张领土、掳掠人口以增强实力，进而相互兼并、争夺霸权。连年的战争，只是为了满足诸侯争做霸主的野心，却使百姓不堪其累。

老子说：“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指出战争的结果就是贼害人民，残荒田亩。孔子修《春秋》，指谓“春秋无义战”，根据《老子》的示弱理论，老子对孙子的这一观点应该是同意的。

对于诸侯之间战争的目的，《老子》和《孙子兵法》相同之处在于都持批评态度，所不同的是两者思想的层次有高低之分。

老子认为：“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兵革是不祥的东西，有道的君子不使用它。老子反复讲“不得已”，足可见他对于战争的态度。最好不要有战争，当被别国侵略时，不得已才可以进行保家卫国的自卫反击战，这是老子认可的唯一的战争手段。老子说：“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统治者只有存有“慈”，“俭”，“不敢为天下先”的美德，才能保全自己。存“三宝”的依据同样来自于“道”，“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人道法天道，“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为而不争”。由此可见，老子的军事思想实际上是反战思想。

孙武反战思想的层次比老子低得多。老子从由天道而人道的角度审视战争，尚“无战”，不得已而战也要以丧礼处之。孙武拘泥于一国一己之私，认为嫁战争之祸于别国，就可以避免战争之害。即使是孙武所讲的战争的最高境界“不战而屈人之兵”，也不过是要收全利、避全害，求得利益最大化、危害最小化而已。老子认为战争多是人主为满足一己之私欲而发起，而兵家因逐利而发动战争，这正是老子所痛心疾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