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主义”与文化自觉

田青先生新作《禅与乐》（文化艺术出版社，2012年）是其禅定十年的“悟道真言”，整部作品文笔清新自然，如行云流水般娓娓论述了中国音乐与禅宗文化之间绵密的历史关系，揭示了在禅宗文化的浸染下，中国音乐所形成的独特的“简约”神韵和自由洒脱的创作风格。

近年来，田青先生关注更多的是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他不遗余力地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保护奔走呼号。在这部著作中，他如惯常一样，仍旧极力倡导“文化多样性”，积极主张跳出西方中心主义的樊篱，寻找中国文化的根与魂，培养文化的自觉与自信。他不仅对中国传统文化抱着悲天悯人的救世情怀，而且在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的境遇中对中国文化的前途抱着深切的忧思。他不无忧虑地说道：“在文化领域里最值得我反思的问题、同时也是使我优秀的文化传统濒临中断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崇洋，事事以西方文化为楷模，凡是与西方不同的，统统在自己身上开刀，垫‘鼻’阔‘嘴’隆‘胸’，以求貌‘像’洋人。二是信奉‘科学主义’，将科学凌驾于艺术之上。”（《禅与乐》，227页）

实际上，作者提到的“科学主义”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表现为“崇洋，事事以西方文化为楷模”的“西方中心主义”；一是表现为“将科学凌驾于艺术之上”的“科学至上主义”。可以说，这是近代以来影响中国人文化心理的主要观念。从历史上看，二者存在着紧密的内在联系，实在是“一体两面”的东西。回顾20世纪中国文化路径，其实正是走的“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道路，于是作为西学之代表的“科学”，便成为中国文化的裁剪刀。

科学在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正因如此，科学成为西方文化中的不可替代的核心价值之一。科学及科学精神是不可替代的，同样，西方文化历史也告诉我，宗教和艺术也是西方文化的核心价值之一，也同样是不可替代的。西方文化认同“科学精神”，但是，对于“科学主义”西方人也抱有强烈的批判态度。

众所周知，马克思科学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和发展道路，揭示了世界历史的前进方向。但我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理论的魅力不在于论证历史唯一发展道路的科学结论，而在于他揭示了人资本主义的异化社会形式而获得全面自由发展的无限的历史可能性。晚年的马克思做了一件值得关注的事情，那就是他花了巨大的精力投入到东方社会、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中去。在研究中，马克思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并不是所有民族国家的唯一发展道路，东方社会可以越过“卡夫丁峡谷”而走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发展之路。

在人类学研究中，马克思特别反感当时西方学术界出现的把科学当“标签”的做法。1865年马克思在给约・巴・施韦泽的信中，就曾对蒲鲁东的所谓的“科学”提出过批评。马克思还十分辛辣地讽刺了梅恩在研究东方社会时不懂装懂的态度，以为自己的著作中充满了“科学”字样就可以称为“科学”。

把科学当做“标签”贴固然可笑，而把“科学”当做工业化的“流水线”就只有可悲了。进入工业化社会以来，科学与工业化生产一同发展起来。科学的进步为工业化注入新的生产力；工业化生产的标准化、规范化、同质化也给“科学”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模仿”、“复制”、“同质化”！这正是工业时代的“科学主义”的哲学本质，也是西方强势文化戕害其他民族弱势文化的法宝。“奴性”、“自卑”乃至“自虐”，正是强势文化在侵略和吞噬弱势文化时所施的心理魔咒。在“科学主义”之下隐藏的是自近代以来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中国文化的自卑心理和骨子里的对西方文化的认同和崇拜。

田青先生清楚地看到，首先，要想扭转当前中国文化的弱势地位，中国文化的自救、自醒、自立、自强，实现对西方强势文化的绝地反击，延续我岌岌可危的文化血脉，必须把“科学至上主义”打回原形，把科学与宗教、艺术等其他文化样式等量齐观。

早在十年前，在《净土天音》一书中，田青先生就曾反思科学、宗教和艺术的关系。他指出科学是晚出于宗教和艺术的一种人类文化样式。他把人类智慧的发展分为两个方向：一个是向外部的无穷物质世界的探索；一个是向人内在的幽冥心灵世界的探索。他认为科学是人类对外在物质世界的探索的结果；而宗教、艺术则是人类对心灵探索的结果。科学是理性的活动，以求真为价值指向；宗教是教人向善的实践，以为善为价值归依；艺术是感性的体验，以爱美为最高追求。科学决不能凌驾于宗教和艺术之上，科学也不可能取代宗教和艺术。三者共同构成人类文化的主干，也构成现代西方文化的核心价值和精神的主体。因此，田青先生反对“科学至上主义”，而提倡“科学精神”。

其次，必须拔除深植于中国人心底的“西方中心主义”的“集体无意识”，而代之以“文化自觉”。“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于1997年提出的关于在全球化时代如何实现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重要思想。田青先生也十分认同这一思想：“他（指费老，引者注）主张每个民族都要通过文化自觉来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和他人的文化，找回本民族文化的‘安身立命’之地，最终达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境界。”（《禅与乐》，240页）然而，实现“文化自觉”又谈何容易。正如在《捡起金叶》一书中作者振聋发聩地问道：“我拥有足够的‘文化自觉’吗？”他总结自己在大力推进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看到我的文化自觉完全处在初级阶段，而且是被市场经济中追求经济利益和地方政绩所驱使的被动的行为。因此，我必须从上到下一起改变照搬照抄西方的市场经济的模式，改变以往单纯的GDP政绩观，改变我青年人被西方淘汰的“名牌”所引导的时尚潮流。只有消除“西方中心主义”主导下的文化同质化、单一化的力量，才能扭转扎根于我民族心底的文化自卑感。所以，我要自立于世界文化之林，必须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情结，放开手脚，站在“本我文化”的立场上、从自身的视角审视和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这样我才能谈到“文化自觉”。

第三，抓住“文化多样化”的时代机遇，对中国民族民间文化遗产进行全面地发掘整理，科学研究保护，构建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这是我实现“文化自觉”的现实途径，也是构建我的“文化自信”的基础。

作者在其著作中多次强调中国音乐的“单音性”特色、中国乐器的文化承载力和中国音乐的自由、个性的创作风格一样，中国音乐不能因为她不同于西方的音乐形式和音乐方法，不同于西方音乐的发展出的规范化、标准化、科学化的形式而只能成为历史博物馆里的摆设，成为人摒弃的“落后”的文化。相反，这正是中国音乐文化的独特之处，是中国音乐的灵魂和神韵之所在。作者提到中国古琴艺术的独特性的“打谱”时，特别自豪、特别激动地说：“随着世界范围内‘文化多元论’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打谱’的方法，实际上是人类音乐文化传承中最具创造性、最自由、最尊重演奏家的个人价值、最能体现音乐的动态构成和生生不息的生命本质的一种传承方式。”（《禅与乐》，111页）只有承认并继承这一有别于西方那种完全忠实再现曲作者的乐思的“定量”又“定性”的方法，中国音乐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的复兴才是靠谱的！

打破“西方中心主义”，反对“科学至上主义”，我才能挺直腰杆，自豪地对文化遗产说：这就是我的祖宗留给我的遗产，留给我的沉寂在我的血液里、积淀在我的灵魂深处的中国文化的基因！作者指出中国民族音乐的复兴之路是：“在促进全民族‘文化自觉’的过程中，高举‘文化多样性’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大旗，向传统学习，向民间学习，努力找回中华民族独特的艺术品质和神韵，……找到被自己遗忘的母亲，找到自己的DNA，接续历史和传统。”（《禅与乐》，240页）中国文化的复兴之路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开卷有益，读田青先生的书，就是“文化自觉”之旅。

王锦刚：中国传媒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研部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