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主义范文

科学主义范文第1篇

关键词：科学；科学主义；反科学主义。

abstract：the paper analyses the conception and evolution of science, scientism and anti-scientism in detail, and it point out the tension and contradiction among them. we can see that the reason of confusion is not distinguishing science from scientism and anti-scientism. the paper's conclusion is it is different between science and scientism and anti-scientism.

keywords：science；scientism；anti-scientism.

近来国内学界关于科学主义的研究逐渐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相应地也取得了一些成果，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但是遗憾的是当前的研究中还存在一个很大的缺陷，那就是对科学、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三者之间的概念上存在着严重的误解与误读现象，这种状况直接影响了我们对三者之间关系的准确把握，致使讨论的双方出现不必要的歧义，其实双方也许是在说同一个问题，由于对概念理解上的偏差，结果在表述上却是南辕北辙。因此对这场争论中的三个核心概念进行一些必要的梳理，对于研究的深入应该说是大有助益的，鉴于这种考虑，本文试图简单地剖析这三个概念的内涵以及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 科学概念的内涵以及演化

什么是科学？这是一个很不好回答的问题，从词源学的角度上说，science 一词来自于拉丁文scientia，这个词在拉丁文中的意思是知识，因而科学在我们日常的理解中就包含着知识的内涵。在古希腊语中没有相应的词，只有一个与此相联系的词（episteme），这个词从词源学上说就是来源于一个意指坚固性和稳定性的词根。对此，哲学家卡西尔认为：科学的进程导向一种稳定的平衡，导向我们的知觉和思想世界的稳定化和巩固化。由于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是一个很晚近的事情，按照西方学者的传统的观点，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始于16世纪（哲学家怀特海的一本著作《科学与近代世界》，把16世纪作为近代科学的起源），而科学一词获得现代的意义更是很晚近的事情。据哈耶克考证：“科学这个术语的现代意义上的狭窄用法最迟出现在1867年出版的莫雷的新英语词典（murray's new english dictionary）。而学者t.merz认为科学获得它的现代意义的时间大致可以追溯到1831年英国科学促进会形成时期(history of european though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vol.1,1896,p89)。”[1]对于哈耶克的考证，我们还可以对照一下他的同时代人英国科学家贝尔纳（1901-1971）的观点。“创立于1831年，主要用以取代皇家学会的英国促进科学协会逐渐成为官方的科学喉舌。许多分门别类的学会，化学学会、地质学会等纷纷自动成立，对出版刊物的工作做了适当的安排。”[2]由此可见，只有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概念才有可能出现。从这个角度上说，现代意义上的科学还是一项非常年轻的事业，但是，科学也是我们人类文化中发展最快的部分。基于科学的这种飞速发展的历史现实，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关于科学的定义至少有几十个。各种定义都是关于科学的某一特定层面的描述，都有又可取之处，但又都不完全。因此，以此来定义科学是不能令人满意，因此在本文中我们的做法是对目前比较有影响的定义进行一些梳理与综合，希望对科学能有一个比较全面的界定。按照通常的理解，科学的定义有两种表达方式：其一为静态的；其二为动态的，对于前者，科学哲学家内格尔（ernest nagel,1901-1985）曾明确地指出：“科学无疑是组织化的知识体系，分门别类地划分和组织材料（如在生物学中，把生物分类为种）是一切科学的一项必不可少的任务。”[3]这个定义明显地反映出科学的静态特征，即科学是一种有条理的组织化的知识体系。从操作层面来看，把科学定义为：“对自然现象的观察、鉴别、描述、实验研究和理论说明（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4]但是这个定义无法反映出科学的动态演化特征，因而至少对于正确理解科学来说是不全面的。从科学知识发展的角度上说，正如j.r.拉维茨指出的那样：“科学知识是由一种复杂的社会努力完成的，导源于同自然界十分特殊的相互作用中的许多工匠的工作。”[5]基于这种知识的发生学的思路，科学史家仔细地挖掘了科学发展的历史，提出了许多科学发展的模式，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赘述。也正是由于科学知识的动态发展的特点，才导致科学概念的定义很难准确地界定。但是从这两种描述中，我们还是可以冒险地说，科学它起源于人类的好奇，通过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法，达到对客观自然界的本质的探索，以求达到对自然界的规律性认识，而且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类认识的深入，科学日益体现为一种动态发展的有条理的知识体系。但是需要提及的是，在这个过程中，科学依据两个重要的支柱来维持科学大厦的基础：其一，科学知识的产生是基于一种客观性为基础的；其二，科学知识的产生基于人类的理性传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科学知识的求真的本性。至于它的发展过程，目前科学哲学界已经给出了许多模型，如累积发展模型（归纳主义）、突变模型（库恩的科学革命）和转换模型（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等。关于科学的发展模式，学术界目前还没有一个得到比较公认的解释模式，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公认科学是发展的，因而科学的定义也是随着人们对客观世界认识的加深而逐渐改变的。但是，正是由于科学动态发展观的提出，引发了对科学的广泛思考，这种思考在当代的表现就是科学主义和反科学主义的争论，因而，对于科学主义概念的剖析就成为我们正确理解科学的一个全新的视角。

二 科学主义内涵的发展与演化

科学主义概念的出现是很晚近的事情，对此我们已经作过比较详细的考证，指出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主义概念出现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李侠，邢润川，2003）。那么在近一个半世纪的演化中，科学主义概念的内涵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呢？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个问题，我们把科学主义概念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即早期、成长期和成熟期，它对应的大概时间阶段是这样的：早期在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成长期介于20世纪初至三、四十年代；成熟期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至今。之所以这样划分是因为，任何一个概念的发展都有一个把内涵逐渐展开与扩散的过程，科学主义概念作为科学主义思潮的核心概念当然也遵循这个发展规律。现在我们来看看科学主义概念的演化。在早期，科学主义概念形成的主要理论基础直接来自于法国哲学家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以及19世纪末的马赫经验主义哲学，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科学主义是一种弱科学主义，它的主要理论诉求是推广实证精神，按照孔德的话说就是：“我们今天在适度普遍推广实证科学方面所应追求的，首先是精神的然后是社会的效果；这种重要效果必然取决于严格遵循序列规律。......所有的人首先要吸收普遍实证性的真正起码的基本概念，正是在这个方面，同时还要吸取作为其他一切实际思辩之基础的知识。虽然这种严格限制必然导致将纯数学学科置于发端的地位，然而，应当考虑的是，现在问题还不是建立大众教育直接、完善的系统，而仅仅是进行适当的哲学推动，这一推动导致该系统的确立。”[6]所以早期科学主义概念的内涵主要是指利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排除形而上学，进而达到人类发展的实证阶段。可以说这时对科学方法的推崇只是一种处于低级形态的模仿与借鉴，希望以此来达到实证科学的目的。坦率地讲，早期科学主义概念的内涵还不是很明确的，为此目的也并没有形成十分有效的手段。而在科学主义的成长期，这个状况有了巨大的改观，这种局面的形成直接得益于以下两个原因：其一，上个世纪之交，科学完成了意义重大的科学革命，这种巨大的变化又一次为科学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广大的空间，尤其是以物理学革命为标志，它直接改变了人们的传统的认知模式；其二，新哲学即逻辑实证主义的发展与成熟，直接促成了科学主义概念内涵的丰富与成熟。为了更详细地说明这个时期科学主义概念内涵的特点，我们需要对它的理论基础即逻辑实证主义的特征有一个简单的交代。按照哲学家鲁道夫.哈勒的观点：逻辑实证主义的本质特征主要体现在：“它企图将新经验论与两种在本世纪居主导地位的、从哲学上说具有重要意义的运动统而为一。其一为由弗雷格和罗素所最终创建的新逻辑以及由它所促进的逻辑分析；其二为由彭加勒和杜恒所创建的反先验论的法国约定主义。”[7]可以说正是借助于这两个有力的工具，逻辑实证主义就比孔德的原始的实证主义高明了许多，同时也为科学主义概念的内涵的丰富提供了强大的思想资源。也正由于有了这个思想资源，科学主义才完成了从早期到成长期的嬗变，并最终导致科学主义由弱到强的转型。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给科学主义的概念的内涵做一个简单的界定，那就是只有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才能保证我们获得真正的知识。这也就是我们通常理解的“科学方法万能”的真正含义所在。这种科学主义的表现形式可以从逻辑实证主义者所倡导的运动中清晰地体现出来。例如1929年由哈恩、纽拉特（otto neurath,1882-1945）、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1891-1970）等发表的《科学的世界观：维也纳学圈》、纽拉特和卡尔纳普倡导的物理主义语言、以及纽拉特发起的统一科学运动等都是这种强科学主义的典型表现。这里需要提及的是纽拉特的一些主张，因为纽拉特本人在逻辑实证主义内部是公认的左翼，同时也是最极端的物理主义者，尤其具有启示意义的是纽拉特博士还是努力将科学主义的理论应用于实践的先驱。正如纽拉特指出的那样：“‘统一科学’的倡导者借助于规律竭力用‘统一的物理主义语言’做出预言。在经验社会科学领域，这是通过社会行为主义的发展而完成的。为了达到有用的预言，人们可以首先借助于逻辑消除无意义的词序。但是这样做还不够，还必须附之以消除全部错误的理论阐述。”[8]正是在这种彻底的科学主义理论指导下，纽拉特在实践上倡导“计划”，也是由此引发了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的论战。这场论战的主角是哈耶克和纽拉特，遗憾的是由于在1945年纽拉特在英国的去世，使这场有意义的论战没有能够进行下去。但是反观哈耶克的批判可以更好地帮助我们从另外的视角审视科学主义的利弊得失。对于哈耶克而言，科学主义是指：“它们（自然科学）的成功使另一些领域的工作者大为着迷，马上便着手模仿它们的教义和术语。由此便出现了狭义的科学方法和技术对其他学科的专制。这些学科为了证明自身具有平等的地位，日益急切地想表明自己的方法跟它们那个成就辉煌的表亲相同，而不是更多地把自己的方法用在自己特殊的问题上。”[9]对于这种现象，哈耶克称之为科学主义，可以说这个内涵通常就是我们日常所理解的最基本的科学主义的内涵。到了20世纪四、五十年代，随着科学完成由小科学到大科学的转变，新的科技革命的发生，科学主义的内涵又一次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科学主义从它的发展史上看也进入了成熟时期，这次内涵的转向主要集中在价值论层面，而不仅仅是方法论万能这种低级形式了，这里我们就以汤姆.索雷（tom sorell）的观点为代表，他认为：“科学主义是一种关于科学的信念——特别是自然科学——它认为科学是人类知识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之所以最有价值，是因为它最权威、最严肃和最有益的。”[10]索雷的这个科学主义的定义很好地说明了科学主义内涵的价值论转向，这个定义不是抛弃了方法论万能的信条，而是很巧妙地把这个内容变成了科学主义价值论的一个预设。科学主义内涵之所以出现这种转向，首先，是因为科学方法论万能这种形式的科学主义很容易遭到攻击，而且它自身也存在无法克服的问题，哈耶克的论证已经揭示了这种形式的科学主义存在的问题；其次，众所周知，在四、五十年代又发生了一次意义深远的产业革命，核能的利用，微电子技术的发展，使人们深切地感受到现代科技的巨大使用价值，因而借着科学的名义传播的思潮很容易获得全社会的广泛认同。在这个大的时代背景下，科学主义的发展进入到了一种成熟时期。限于篇幅，关于科学主义的这种转向的细节，这里不再赘述。现在的问题是，在科学主义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实现转向的过程中，作为对立因素出现的反科学主义，它的理论旨趣以及诉求又指涉了什么呢？这个问题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的清理。

三 反科学主义的理论旨趣与诉求

在详细阐述反科学主义的理论旨趣和诉求以前，应该对一些基本关系进行一些必要的梳理，以防止出现不必要的歧义和误解。科学主义是与反科学主义直接相对的，而科学是和反科学相对的。抛开后者不谈（关于这个问题，田松博士曾有专文论述），只说前者，那么需要说明的是根据谱系学和发生学的观点，反科学主义是基于科学主义产生出来的，换言之，如果说这一对概念中或许与科学直接有些关系的是科学主义，因为科学主义的产生就是基于自然科学的成功这个表面现象上的，但是这种关系也并非总是直接的，有时也是很间接的，关于这一点后面还有论述。这样的一些梳理的目的就是要避免望文生义地把反科学主义等同于反科学。毕竟科学有它自己的规定性，它的对象是目标客体，更多的是自然世界，而科学主义和反科学主义充其量是一种不系统的哲学思潮，立论更多的是基于一种人类认知方式的，因而两者的区分还是很明显的。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反科学主义的理论旨趣和诉求。

反科学主义的产生可以说是与科学主义同步的，随着科学主义内涵的演变与转向，反科学主义的内涵也随之转变，这样我们定义反科学主义的时候，它的起点也要比科学主义的稍后一些。因此我们认为反科学主义的出现应该在20世纪初（熟悉近代思想史的人不难发现这些证据，限于篇幅这里不展开论述了）。考虑到早期科学主义的理论资源主要来自实证主义，因而只要看一下这个时期，反实证主义哲学家的工作，就大致可以看出反科学主义的理论旨趣了。由于孔德的实证主义和后来的逻辑实证主义的主要目的就是完全向科学看齐，坚决排除形而上学存在的合法性，可以说这一点是新老实证主义的理论共识。如果我们看一下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家克拉夫特的表述，那么这一点就显得更加明显了，克拉夫特认为：“因为这种哲学排除了一切不能由科学方法获得的东西。但是，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超出哲学的主观分歧和不稳定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期望达到普遍有效性并获得持久的结果。”[11]那么传统大陆哲学家又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呢？为了简便起见，我们只需要看看20世纪初的大陆哲学的代表人物、现象学家胡塞尔的工作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在胡塞尔看来，科学经过19世纪到20世纪的转变，人们对它的估价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正是因为这种情况，欧洲的科学面临着很大的危机，由于“在19世纪后半叶，现代人让自己的整个世界观受实证科学支配，并迷惑于实证科学所造就的‘繁荣’。这种独特现象意味着，现代人漫不经心地抹去了那些对于真正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只见事实的科学造成了只见事实的人。”[12]为什么这种现象造成了欧洲的科学危机呢？其实很好理解，因为实证主义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要排除形而上学的影响，而这些实证主义者恰恰忘了，产生于古希腊的科学最初就是对本原和最高存在的追问，而正是这种不懈追求造就了欧洲文明的理性精神和科学的产生，如果一旦按照实证主义者的要求完全排除形而上学，那么不可避免地造成科学前进的动力的丧失，进而人生的意义问题也就被悬置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说：“从历史上看，我们时代的实证主义的科学概念是一个残缺不全的概念。实证主义丢掉了一切人们在时宽时狭的形而上学概念中所考虑的问题，其中包括一切被不清楚地称之为‘最高和最终的问题’。我们通过仔细观察可以发现，这些问题以及一切被排除在外的问题，有着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性。”[13]正是基于这种意义，胡塞尔终其一生要把哲学变成一种严格的科学，为人类的知识提供一种可靠的基础。可以说，胡塞尔的观点构成了在科学主义早期和成长期所面对的主要反对观点，因而我们认为，胡塞尔的观点就体现了一种典型的反科学主义的理论旨趣和诉求。这种反科学主义的主要理论旨趣就是对实证主义从学理层面进行批判，指出以实证主义为代表的科学主义的狂妄和不现实，进而重建适合时代要求的新哲学。它的理论诉求也集中体现在恢复哲学原有的尊严，继续为科学的发展提供动力，为人生的意义提供思想资源。在科学主义发展的成熟期，反科学主义者的主要理论旨趣就是从学理层面批判科学主义在实践层面的危害，这种观点主要体现在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的批判工作。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很多了，这里不再赘述，但是需要提及的是马尔库塞关于单面人的分析，并没有过时，而且在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这种趋势有愈演愈烈的态势，尤其是代表脱域机制的专家系统和象征标志的广泛存在，甚至加深了整个社会群体的单面人的倾向，而由此形成的社会也更加走向了单面的社会，这一点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足够警惕。因而这一时期的反科学主义的主要理论诉求就是克服由于现代科技带来的人类整体的异化，恢复人类的自由与解放。关于最近时期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的演化与发展，另文有详细的阐述，这里不再赘述。现在我们可以简短地分析一下三者的关系，以此来发现它们之间目前存在的紧张状况。

四 三者之间的关系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三者之间存在如下的一些比较明显的紧张：其一，倡导者的来源不同。倡导科学主义的学者主要有两个来源，一部分是自然科学的专家，一部分是人文学者；倡导反科学主义者大多来自人文学者。可以说这种紧张在人类思想史上并不少见，众所周知，20世纪50年代英国学者c.p.斯诺在《两种文化》的讲演中，已经有很好的描述，这里不再多言。需要提及的一点是这种紧张在最近一个时期不会有根本的改善，借用库恩的一句话说就是两者之间的范式不可通约，这个矛盾只能经过文化的充分发展与融合才能解决。其二，两者之间源于认识论的矛盾与紧张，这是当前争论的焦点所在，也是最难以克服的。换言之，科学主义者认为只要拥有科学，那么人类面临的一切问题都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而反科学主义者不这么认为，这种紧张就演变成一种变形的“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的对立，正如斯坦马克指出的那样：“这种科学的扩张主义的典型表现就是，我们能拥有的唯一知识就是科学知识，我们能认识的实在就是科学已经达到的实在。”[14]其实，这种论断的支持者的思想深处仍然是实证主义的思维模式，哈贝马斯曾深刻地指出：“只要解释是一种语言分析，解释的依据就不具有严格意义上说的经验内容。另一方面，解释具有一种假设的性质，因此需要验证；这就说明，解释也肩负着经验分析的使命。”[15]近代科学发展的历史也充分证明了科学的可错性。第三，这种紧张还体现在目的的不同上。可以说支持科学主义者，基于中国当代科技还不发达的现实,大多有一种期盼，希望用科学主义这剂猛药来弥补中国传统文化中科学精神严重不足的问题，借此来改变传统文化。为达到这个目的不惜采用意识形态化的策略，但是对于反科学主义者来说，目的和心情可以理解，然而这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所在，在这个过程中，很多有价值的问题被遮蔽了，如市场秩序、社会公平等，因而我们认为应倡导多样性，避免任何极端的做法。因为过度的乐观和过度的悲观都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只有这样才是解决问题的起码的起点。在上面列举的紧张中，我们可以发现至关重要的科学反而缺席了，这也说明，科学与后两者之间并不是一个层次上的问题，因而没有必要认为这两种争论会改变科学存在的合法性问题，同样只有通过这样的争论我们才能真正为科学的健康发展提供一种思想的保证。同时，这种争论也无形中促进了具有批判功能的公共领域的建设。这里，我们以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一篇文章的名字作为结束：“科学，是永远没有完成的事业！”[1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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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奥古斯特.孔德.论实证精神[m].黄建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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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克拉夫特.维也纳学派：新实证主义的起源[m].李步楼、陈维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6.

[12][13]埃德蒙德.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m].张庆熊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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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哈贝马斯.认识与兴趣[m].郭官义、李黎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165.

科学主义范文第2篇

根据我们对文化价值观的理解，科学主义的一般特征应当在三个层面上展开：第一，价值特征，即对某一文化形式或要素的认定。在其极端形态上它包含两个相关的方面：肯定特征与否定特征。以科学主义而言，肯定特征是对科学这一文化形式的完全认定乃至崇拜；否定特征则是对其它非科学文化形式，主要是人文方面的文化形式的贬抑和排斥。第二，认识特征，即对围绕价值认定的对象所进行的描述和合理性说明。科学主义在这方面也包含两个相关的方面：自身说明与关系说明。前者是对科学这一文化形式自身价值的绝对性描述和论证；后者是对科学文化与其它文化形式的关系描述与说明。第三，功能特征，即尚未现实化了的功用特性。按照大文化结构的概念，它应当有精神文化功能、社会的调节功能和器用。下面，我们按照这一解释框架对科学主义的一般特征作出初步的描述。

1、科学主义是关于科学的一种崇拜

科学主义的价值特征从肯定方面来说是科学崇拜。如R·G欧文所说，科学主义“使科学被认为是全知全能的人类救世主而逐渐受到崇拜”。或者径直而言，科学崇拜就是声称所有的问题都能被科学所解决，直至能检验精神价值和自由问题。韦莫斯说：“唯科学主义一词，……其意义可以理解为一种信仰，这种信仰认为只有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和由现代科学家描述的科学方法，才是获得那种能应用于任何现实的知识的唯一手段。”所以，科学主义是一种价值认定的极端形态，这种极端形态使得科学神圣化，从而由一种自然知识的体系上升为一种神学信仰似的东西。因为这一点，科学主义与中世纪的宗教神学精神有了某种相通之处。如果说中世纪宗教神学认为上帝是全知全能的，则科学主义就认为科学是全知全能的；如果说宗教神学对上帝的崇拜是对一种精神范畴的崇拜，则科学主义对科学的崇拜就是对一种特殊文化形式的崇拜。不管科学与上帝是多么的不同，科学主义与宗教神学的共同之处是把人类的某种文化产物奉之为神明，使之成为高于人类的救星。就这一点也可以说，科学主义是新的历史文化条件下带有宗教神学态度的一种文化思潮。

2、科学主义是人文主义的对立形式

从价值特征的否定方面看，科学主义是作为人文主义的对立形式而存在的。科学主义对科学的理解是排斥人文因素的。科学主义的典型形式，如逻辑实证主义认为科学是真命题的集合，是不包含错误的，因而它否认科学的人性特征。科学主义推崇科学的认识方法而贬斥人文的方法，如历史的、心理学的、社会学的方法，实际取消了人文方法的地位和它与科学方法的互补作用。科学主义竭力把人的情感、意志等精神因素以及人本身排除在外，从而造成了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的分裂，使得科学与人文精神处于对立的两极。

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尖锐对立还集中表现在人与科学的价值关系上。按照人文主义的观点，科学主义对科学的崇拜实际是人的一种异化。因为科学是人认识与改造世界的产物，它是属人的、为了人的并且服务于人的。如果我们把它看得高于人本身，对人的这一创造物顶礼膜拜，反过来受其统治，我们就走向了反面，导致自身的异化。这种情形，是把人作为价值中心的人文主义所不能容忍的。

3、科学主义是一种绝对的科学观

科学主义是把科学绝对化的产物，把科学这种人类的特定认识形式凝固化了。由于作了凝固化处理，本来是历史性的东西，现在则丧失了历史性；本来是人的创造物，与人的实践密不可分，现在则远离人本身，成为一种绝对本体。

科学主义对科学的绝对化主要表现在：

——科学定律是绝对正确的。构成科学具体内容的是真命题。科学就是真命题的集合，它不包括任何假的或错误的命题。因此，科学是掺不得一点假的。如果说科学有发展的话，也只是真命题、真子集的量的增加，而不是真与假、正确与错误的某种辩证运动。科学就是真理的化身，是它的表现形式。这是科学内容的绝对化。

——科学方法是绝对有效的，存在着通向真理的绝对可靠的途径。在某种意义上，科学内容的绝对真理性是由科学方法的绝对有效性予以保证的。如果不存在一条通向真理的绝对可靠的途径，科学的绝对内容就不能获取。不论是归纳主义，还是演绎主义，抑或是批判理性主义，都企图找到一种绝对可靠的认识途径。为了保证认识方法的绝对有效性，他们也都认为科学的认识方法是统一的、规范的，如同他们所认识的科学内容是统一、规范的一样。近现代科学主义的主流是规范主义的。

——存在着绝对的科学本体。绝对科学本体存在的基本条件是科学与非科学之间存在着截然分明的绝对界限。这条界限恰似一条鸿沟保证了科学的绝对纯洁性，使它免于被非科学所污染。这一点对于科学主义是至关重要的。如果科学与非科学之间存在哪怕是微乎其微的一点模糊之处，科学本体就丧失了它的绝对存在，科学的至高无上性与神圣地位就无法得到根本的保证。长期以来，科学主义的理论家们所以竭尽才智围绕科学划界问题连篇累牍地大做文章，根源在此。

——科学的社会作用是应当绝对肯定的。近现代以来人们对科学的社会功能与实际效用是肯定的。科学主义者比通常人们走得更远，他们认为科学对于社会、对于人类只有正面效应而不存在负面效应。他们对科学社会作用的理解是一重性的而不是两重性的。他们不认为科学这种文化形式除了它的巨大社会进步作用外，还可能有历史局限的一面，还可能有在一定条件下对社会产生负面效应的一面。他们截然拒绝接受这一可能性。

所以，对科学内容、科学方法、科学划界以及科学社会作用的绝对化理解，构成了科学主义的绝对科学观。

4、科学主义是一种片面的文化观

什么是文化？按照科学主义的理解，文化的基本目标是求真而不是求善求美；文化的基本内容是科学而不是其它学科；文化的基本结构是逻辑加经验而不应该包含其它基本要素；文化的基本方法是科学方法而非人文等学科的方法。总之，把文化归结为科学，把科学归结为逻辑加经验，把善和美的范畴归结为真的范畴，这是科学文化观的片面性所在。按照科学主义的理解，唯有科学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文化，才有资格进入神圣的文化殿堂。而其它文化形式无此地位，不堪佩以文化的绶带。这实质是一种科学文化的单一论与其它文化形式的取消论。

科学主义片面文化观还有其人本学方面的认识根源。文化，是人特有的生存和发展方式，对人的理解直接影响到对文化的理解。科学主义基于其特定时期的自然科学背景（牛顿力学），它把人理解为一种机器，因而不可避免地把人的存在方式——文化理解为一种机器的原理，即某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自然科学。

5、科学主义在精神文化方面的功能表现为科学基础主义

在科学主义看来，科学是其它一切文化形式的基础；在其极端形态上，科学主义甚至企图同化或消解其它文化形式，使其科学化或使其在文化领域丧失其独立性。所以，从文化功能的角度看，科学主义是一种科学基础主义。

科学基础主义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或实现途径。一种是把科学本身的有限原则直接运用于一切文化领域，使它成为文化领域的公理，从而使科学成为一切文化形式的基础。例如，牛顿力学体系问世后，首先出现了将牛顿力学的原则推广到其它科学领域的倾向，继而它又被推广到社会学领域，此后几乎成为其它一切文化学科的基础或模式。另一种是从科学中先概括出一般方法，然后以此为标准对其它文化形式进行重新建构，使它们获得某种科学的形态。逻辑经验主义以及某些结构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就是这样一种类型。这两类都属于科学化的工作，只是后者比前者更具有典型特征而已。

6、科学主义在社会功能方面表现为科学一元主义

科学主义认为，科学是调节和改善社会关系的唯一正确有效的指导思想。科学主义者甚至以物理学为模式提出了社会动力学与社会静力学，用以重新架构整个社会关系。在历史观方面，科学主义认为科学是唯一对历史发展起根本作用的因素。以此为基础，他们把历史观归结为科学，归结为一种物性的机械法则，而将历史观中属人的一面、与人的特性有关的一面排除出去。甚至在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理解方面，科学主义也按己所需力图把马克思思想中所有人道的因素排除出去，而仅仅保留所谓科学的因素。在这种科学一元主义影响下，活生生的人的世界似乎变成了冷冰冰的物的世界，人的社会似乎变成了物的机械性的社会。

科学主义社会功能的另一表现是社会器用层面的单一价值取向。这种取向对于科学技术的进展与生产力的发展当然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它也毫无疑问地具坌某种负面的功能。它不仅使人变得如同马尔库塞所说是一种单向度追求的人，而且尤其使社会环境变得极为不平衡，甚至是一种分裂、对立的状态。科学技术迅速地外化为造福于人的工具器用，使得社会的科技环境迅速地膨胀。与此同时，社会的人文环境却引人注目地相对萎缩。至于社会的生态环境则严重地受到损害而急剧地恶化，成为当代和下一世纪人类面临的突出问题。

二、关于科学主义一般特征的初步评析

首先看科学主义的价值特征。一方面，科学主义在价值特征上具有某种合理性，另一方面从根本点来说它又是不合理的。从合理的方面说，科学主义对科学的态度有可取之处。19世纪和20世纪毕竟是科学的世纪，科学主义对科学的倾向性具有某种历史的根据。同时，人类文化的活动就总体而言是在主体—客体的结构中进行的，它总是可能有不同的方向。它可能沿着经验的方向向外超越，体现为客体性的文化内容，形成对科学的倾向态度；也可能沿着超验的方向向内超越，体现为主体自身的文化内容，形成对人文学科的倾向态度。当然也可能是两者彼此结合，这或许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希望所在。但不管怎么说，科学倾向在特定的条件下和一定的范围内确实在文化本体的结构里有自己存在的某种理由。历史地看，科学主义对科学的倾向性不管其程度如何，在其早期阶段对科学这类文化现象的滋长蔓延确实起了推动作用。任何一种“文化热”，都与某种倾向或偏好有关。“科学热”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它的另外一个积极作用在于，通过它的价值驱动，科学日益外在化，分化为某种独立物。这是科学发展必经的一个历史阶段，也是需要给予某种肯定的。但是，我们毕竟看到科学主义在根本点上站不住脚。科学成为一种被崇拜物，从服务于人的工具成为似乎高于人的统治者，从而产生了某种异化现象，使科学的价值走向反面，这是科学主义由对科学价值肯定的极端化而导致的对科学价值的否定。它提醒人们，对任何一种文化形式的价值评价都应以人类主体为根据，人类不应当对自己的任何一种文化形式取崇拜的态度。正是基于这种反思，现实生活中出现了下述的逆转：在人与科学的关系方面，重心开始摆向人本身；科学开始寻找自己的目的——以人为归宿；科学也开始意识到人文主义对自身的制约，意识到科学作为工具理性应当置于人的需求这一目标之下。科学的内容愈来愈带有人的色彩，成为属人世界的一部分。科学的人性特征日益显示出来。科学不再仅仅是客体性的积淀，主体性也被视为它的内在特性的有机构成之一。科学的外在性正在被扬弃，显示了它向人文精神的某种复归。这种情形本身就是对科学主义价值特性不合理性的批判，同时也表现出在人类文化创造的实践中主体与客体走向统一的某种趋势。

另一方面，科学主义把人类文化总价值全部赋予科学，这种以偏代全的文化态度是对人文学科乃至人文精神的贬斥，是以否定人类总体文化的存在为出发点和目标的。这使它自身走向反面，成为具有某种反文化特性的思潮。它在客观上遏制人文学科的发展，使人类文化成为一种跛足的文化。由此也限制了科学自身的发展，堵塞了它走向未来的道路。现实生活中由于重理轻文而导致了人文萎缩、灵魂空虚已经强烈地使人感到文化创造失却了它的原动力。这决不仅仅是人文学科的危机，而是包括科学文化在内的整个文化的危机。

其次，我们对科学主义的认识特征作一些分析。科学主义关于科学的价值论证是多方面的，而集中起来看主要是关于科学自身合理性和科学与其它文化形式关系的合理性说明。在这种说明中，科学主义的思想家们关于科学的结构、方法、语言等方面的研究，都不无合理的建树。某些研究之精致独到，令人刮目相看。这些，对科学的研究和发展起到了有益的作用。我们今天从事科学观的研究，对这些成果也不能绕道而行。尽管如此，科学主义由于在认识特征上的绝对化而使自己陷入困境。这可以从两方面看。一方面，绝对化使科学作为一种文化形式所特有的属性丧失，科学的知性特征被淹没了。另一方面，绝对化又使人们关于科学文化地位的认识极度扭曲，似乎科学不再是人类文化园林中的一员，从而失却自己的归属。

在实证科学兴起的早期，一些科学思想家关于科学的认识还没有被绝对化。随着科学主义的形成和成熟，这种情形发生了变化。科学认识理论的研究虽然更加精致化，形成了专门学科并包含了许多具体的合理内容，但科学的性质、内容和方法被绝对化了。科学好象达到了绝对本体，不再是一种知性的文化形式。这种文化本性的丧失，是科学主义认识特征的致命之处。正因为此，它受到了人们愈来愈多的批评，而最大的挑战则是来自科学本身的发展。二十世纪科学的进展愈来愈显示出科学相对性的一面。科学主义的价值论证因而失却了自己的依恃，陷入了某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境地。科学不顾科学主义的反对似乎又回到了知性的地盘上，表现了某种回归。与此相应的是，科学的文化地位也重新为人们所审视。人们注意到，科学可能并不象科学主义所预期的那样，是唯一具有终极意义的文化形式，科学只是整个世界过程集合体的一部分，并非至高无上的。科学，不应当以否定其它文化形式的价值为前提来确定自己的价值和地位；相反，它应当在人类总体文化的范围内，在与其它文化的整合关系中确定自己的位置。人类的文化园林可能不象科学主义描绘的那样是科学一枝独秀，而应当是百花齐放。

最后，简要提一下科学主义的精神文化功能与社会功能。科学主义的精神文化功能与社会功能是科学主义价值特征和认识特征的逻辑延伸。文化关系中的科学基础主义与社会环境中的科学一元主义无非是科学崇拜与绝对科学观的文化表达和社会表达。从理论方面说，前面对科学主义价值特征与认识特征的评析已经包容了这两种特征的本质说明。至于这两种功能的具体评析，譬如科学基础主义的实现机制和科学一元主义的社会评价，则需专文作述，非本文所能纳涵。但它们根本的价值立足点与认识支点，应当说已经清楚。

总起来看，科学主义在走向世纪末的时候，似乎已江河日下，远非世纪初时的那般雄心勃勃。当代对科学主义文化思潮的激烈批评以及同时而起的新人文主义思潮，预示着人类文化方向的某种调整。长远地看，这种调整预示着新的更高类型文化的到来。人类将通过对原有文化思潮的批评，通过对科学文化的反思，特别是通过不断的文化创造实践为自己寻得一条文化新路。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旧有的文化格局正在发生变化，新的文化类型正在旧文化类型的化解和调整中孕育而出。正是有了这样一种展望，我们说对科学主义一般特征的评析就不仅可能有助于我们深化对科学主义的批判性认识，而且可能有助于我们对新文化的选择与构建。

部分参考文献

①郭颖颖《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雷颐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②约翰·洛西《科学哲学历史导论》，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2年版

③M·怀特《分析的时代》，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④艾耶尔《二十世纪哲学》，李步楼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

⑤A.J.Ayer,"Language,TruthAndLogic",PublishedbyPelicanBooks,1987

⑥洪谦主编《逻辑经验主义》（上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⑦江天骥《当代西方科学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⑧赖欣巴赫《科学哲学的兴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⑨江天骥《科学理论的评价问题》，涂纪亮主编《分析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⑩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

科学主义范文第3篇

根据我们对文化价值观的理解，科学主义的一般特征应当在三个层面上展开：第一，价值特征，即对某一文化形式或要素的认定。在其极端形态上它包含两个相关的方面：肯定特征与否定特征。以科学主义而言，肯定特征是对科学这一文化形式的完全认定乃至崇拜；否定特征则是对其它非科学文化形式，主要是人文方面的文化形式的贬抑和排斥。第二，认识特征，即对围绕价值认定的对象所进行的描述和合理性说明。科学主义在这方面也包含两个相关的方面：自身说明与关系说明。前者是对科学这一文化形式自身价值的绝对性描述和论证；后者是对科学文化与其它文化形式的关系描述与说明。第三，功能特征，即尚未现实化了的功用特性。按照大文化结构的概念，它应当有精神文化功能、社会的调节功能和器用。下面，我们按照这一解释框架对科学主义的一般特征作出初步的描述。

1、科学主义是关于科学的一种崇拜

科学主义的价值特征从肯定方面来说是科学崇拜。如r·g欧文所说，科学主义“使科学被认为是全知全能的人类救世主而逐渐受到崇拜”。或者径直而言，科学崇拜就是声称所有的问题都能被科学所解决，直至能检验精神价值和自由问题。韦莫斯说：“唯科学主义一词，……其意义可以理解为一种信仰，这种信仰认为只有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和由现代科学家描述的科学方法，才是获得那种能应用于任何现实的知识的唯一手段。”所以，科学主义是一种价值认定的极端形态，这种极端形态使得科学神圣化，从而由一种自然知识的体系上升为一种神学信仰似的东西。因为这一点，科学主义与中世纪的宗教神学精神有了某种相通之处。如果说中世纪宗教神学认为上帝是全知全能的，则科学主义就认为科学是全知全能的；如果说宗教神学对上帝的崇拜是对一种精神范畴的崇拜，则科学主义对科学的崇拜就是对一种特殊文化形式的崇拜。不管科学与上帝是多么的不同，科学主义与宗教神学的共同之处是把人类的某种文化产物奉之为神明，使之成为高于人类的救星。就这一点也可以说，科学主义是新的历史文化条件下带有宗教神学态度的一种文化思潮。

2、科学主义是人文主义的对立形式

从价值特征的否定方面看，科学主义是作为人文主义的对立形式而存在的。科学主义对科学的理解是排斥人文因素的。科学主义的典型形式，如逻辑实证主义认为科学是真命题的集合，是不包含错误的，因而它否认科学的人性特征。科学主义推崇科学的认识方法而贬斥人文的方法，如历史的、心理学的、社会学的方法，实际取消了人文方法的地位和它与科学方法的互补作用。科学主义竭力把人的情感、意志等精神因素以及人本身排除在外，从而造成了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的分裂，使得科学与人文精神处于对立的两极。

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尖锐对立还集中表现在人与科学的价值关系上。按照人文主义的观点，科学主义对科学的崇拜实际是人的一种异化。因为科学是人认识与改造世界的产物，它是属人的、为了人的并且服务于人的。如果我们把它看得高于人本身，对人的这一创造物顶礼膜拜，反过来受其统治，我们就走向了反面，导致自身的异化。这种情形，是把人作为价值中心的人文主义所不能容忍的。

3、科学主义是一种绝对的科学观

科学主义是把科学绝对化的产物，把科学这种人类的特定认识形式凝固化了。由于作了凝固化处理，本来是历史性的东西，现在则丧失了历史性；本来是人的创造物，与人的实践密不可分，现在则远离人本身，成为一种绝对本体。

科学主义对科学的绝对化主要表现在：

——科学定律是绝对正确的。构成科学具体内容的是真命题。科学就是真命题的集合，它不包括任何假的或错误的命题。因此，科学是掺不得一点假的。如果说科学有发展的话，也只是真命题、真子集的量的增加，而不是真与假、正确与错误的某种辩证运动。科学就是真理的化身，是它的表现形式。这是科学内容的绝对化。

——科学方法是绝对有效的，存在着通向真理的绝对可靠的途径。在某种意义上，科学内容的绝对真理性是由科学方法的绝对有效性予以保证的。如果不存在一条通向真理的绝对可靠的途径，科学的绝对内容就不能获取。不论是归纳主义，还是演绎主义，抑或是批判理性主义，都企图找到一种绝对可靠的认识途径。为了保证认识方法的绝对有效性，他们也都认为科学的认识方法是统一的、规范的，如同他们所认识的科学内容是统一、规范的一样。近现代科学主义的主流是规范主义的。

——存在着绝对的科学本体。绝对科学本体存在的基本条件是科学与非科学之间存在着截然分明的绝对界限。这条界限恰似一条鸿沟保证了科学的绝对纯洁性，使它免于被非科学所污染。这一点对于科学主义是至关重要的。如果科学与非科学之间存在哪怕是微乎其微的一点模糊之处，科学本体就丧失了它的绝对存在，科学的至高无上性与神圣地位就无法得到根本的保证。长期以来，科学主义的理论家们所以竭尽才智围绕科学划界问题连篇累牍地大做文章，根源在此。

——科学的社会作用是应当绝对肯定的。近现代以来人们对科学的社会功能与实际效用是肯定的。科学主义者比通常人们走得更远，他们认为科学对于社会、对于人类只有正面效应而不存在负面效应。他们对科学社会作用的理解是一重性的而不是两重性的。他们不认为科学这种文化形式除了它的巨大社会进步作用外，还可能有历史局限的一面，还可能有在一定条件下对社会产生负面效应的一面。他们截然拒绝接受这一可能性。

所以，对科学内容、科学方法、科学划界以及科学社会作用的绝对化理解，构成了科学主义的绝对科学观。

4、科学主义是一种片面的文化观

什么是文化？按照科学主义的理解，文化的基本目标是求真而不是求善求美；文化的基本内容是科学而不是其它学科；文化的基本结构是逻辑加经验而不应该包含其它基本要素；文化的基本方法是科学方法而非人文等学科的方法。总之，把文化归结为科学，把科学归结为逻辑加经验，把善和美的范畴归结为真的范畴，这是科学文化观的片面性所在。按照科学主义的理解，唯有科学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文化，才有资格进入神圣的文化殿堂。而其它文化形式无此地位，不堪佩以文化的绶带。这实质是一种科学文化的单一论与其它文化形式的取消论。

科学主义片面文化观还有其人本学方面的认识根源。文化，是人特有的生存和发展方式，对人的理解直接影响到对文化的理解。科学主义基于其特定时期的自然科学背景（牛顿力学），它把人理解为一种机器，因而不可避免地把人的存在方式——文化理解为一种机器的原理，即某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自然科学。

5、科学主义在精神文化方面的功能表现为科学基础主义

在科学主义看来，科学是其它一切文化形式的基础；在其极端形态上，科学主义甚至企图同化或消解其它文化形式，使其科学化或使其在文化领域丧失其独立性。所以，从文化功能的角度看，科学主义是一种科学基础主义。

科学基础主义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或实现途径。一种是把科学本身的有限原则直接运用于一切文化领域，使它成为文化领域的公理，从而使科学成为一切文化形式的基础。例如，牛顿力学体系问世后，首先出现了将牛顿力学的原则推广到其它科学领域的倾向，继而它又被推广到社会学领域，此后几乎成为其它一切文化学科的基础或模式。另一种是从科学中先概括出一般方法，然后以此为标准对其它文化形式进行重新建构，使它们获得某种科学的形态。逻辑经验主义以及某些结构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就是这样一种类型。这两类都属于科学化的工作，只是后者比前者更具有典型特征而已。

6、科学主义在社会功能方面表现为科学一元主义

科学主义认为，科学是调节和改善社会关系的唯一正确有效的指导思想。科学主义者甚至以物理学为模式提出了社会动力学与社会静力学，用以重新架构整个社会关系。在历史观方面，科学主义认为科学是唯一对历史发展起根本作用的因素。以此为基础，他们把历史观归结为科学，归结为一种物性的机械法则，而将历史观中属人的一面、与人的特性有关的一面排除出去。甚至在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理解方面，科学主义也按己所需力图把马克思思想中所有人道的因素排除出去，而仅仅保留所谓科学的因素。在这种科学一元主义影响下，活生生的人的世界似乎变成了冷冰冰的物的世界，人的社会似乎变成了物的机械性的社会。

科学主义社会功能的另一表现是社会器用层面的单一价值取向。这种取向对于科学技术的进展与生产力的发展当然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它也毫无疑问地具坌某种负面的功能。它不仅使人变得如同马尔库塞所说是一种单向度追求的人，而且尤其使社会环境变得极为不平衡，甚至是一种分裂、对立的状态。科学技术迅速地外化为造福于人的工具器用，使得社会的科技环境迅速地膨胀。与此同时，社会的人文环境却引人注目地相对萎缩。至于社会的生态环境则严重地受到损害而急剧地恶化，成为当代和下一世纪人类面临的突出问题。

二、关于科学主义一般特征的初步评析

首先看科学主义的价值特征。一方面，科学主义在价值特征上具有某种合理性，另一方面从根本点来说它又是不合理的。从合理的方面说，科学主义对科学的态度有可取之处。19世纪和20世纪毕竟是科学的世纪，科学主义对科学的倾向性具有某种历史的根据。同时，人类文化的活动就总体而言是在主体—客体的结构中进行的，它总是可能有不同的方向。它可能沿着经验的方向向外超越，体现为客体性的文化内容，形成对科学的倾向态度；也可能沿着超验的方向向内超越，体现为主体自身的文化内容，形成对人文学科的倾向态度。当然也可能是两者彼此结合，这或许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希望所在。但不管怎么说，科学倾向在特定的条件下和一定的范围内确实在文化本体的结构里有自己存在的某种理由。历史地看，科学主义对科学的倾向性不管其程度如何，在其早期阶段对科学这类文化现象的滋长蔓延确实起了推动作用。任何一种“文化热”，都与某种倾向或偏好有关。“科学热”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它的另外一个积极作用在于，通过它的价值驱动，科学日益外在化，分化为某种独立物。这是科学发展必经的一个历史阶段，也是需要给予某种肯定的。

但是，我们毕竟看到科学主义在根本点上站不住脚。科学成为一种被崇拜物，从服务于人的工具成为似乎高于人的统治者，从而产生了某种异化现象，使科学的价值走向反面，这是科学主义由对科学价值肯定的极端化而导致的对科学价值的否定。它提醒人们，对任何一种文化形式的价值评价都应以人类主体为根据，人类不应当对自己的任何一种文化形式取崇拜的态度。正是基于这种反思，现实生活中出现了下述的逆转：在人与科学的关系方面，重心开始摆向人本身；科学开始寻找自己的目的——以人为归宿；科学也开始意识到人文主义对自身的制约，意识到科学作为工具理性应当置于人的需求这一目标之下。科学的内容愈来愈带有人的色彩，成为属人世界的一部分。科学的人性特征日益显示出来。科学不再仅仅是客体性的积淀，主体性也被视为它的内在特性的有机构成之一。科学的外在性正在被扬弃，显示了它向人文精神的某种复归。这种情形本身就是对科学主义价值特性不合理性的批判，同时也表现出在人类文化创造的实践中主体与客体走向统一的某种趋势。

另一方面，科学主义把人类文化总价值全部赋予科学，这种以偏代全的文化态度是对人文学科乃至人文精神的贬斥，是以否定人类总体文化的存在为出发点和目标的。这使它自身走向反面，成为具有某种反文化特性的思潮。它在客观上遏制人文学科的发展，使人类文化成为一种跛足的文化。由此也限制了科学自身的发展，堵塞了它走向未来的道路。现实生活中由于重理轻文而导致了人文萎缩、灵魂空虚已经强烈地使人感到文化创造失却了它的原动力。这决不仅仅是人文学科的危机，而是包括科学文化在内的整个文化的危机。

其次，我们对科学主义的认识特征作一些分析。科学主义关于科学的价值论证是多方面的，而集中起来看主要是关于科学自身合理性和科学与其它文化形式关系的合理性说明。在这种说明中，科学主义的思想家们关于科学的结构、方法、语言等方面的研究，都不无合理的建树。某些研究之精致独到，令人刮目相看。这些，对科学的研究和发展起到了有益的作用。我们今天从事科学观的研究，对这些成果也不能绕道而行。尽管如此，科学主义由于在认识特征上的绝对化而使自己陷入困境。这可以从两方面看。一方面，绝对化使科学作为一种文化形式所特有的属性丧失，科学的知性特征被淹没了。另一方面，绝对化又使人们关于科学文化地位的认识极度扭曲，似乎科学不再是人类文化园林中的一员，从而失却自己的归属。

在实证科学兴起的早期，一些科学思想家关于科学的认识还没有被绝对化。随着科学主义的形成和成熟，这种情形发生了变化。科学认识理论的研究虽然更加精致化，形成了专门学科并包含了许多具体的合理内容，但科学的性质、内容和方法被绝对化了。科学好象达到了绝对本体，不再是一种知性的文化形式。这种文化本性的丧失，是科学主义认识特征的致命之处。正因为此，它受到了人们愈来愈多的批评，而最大的挑战则是来自科学本身的发展。二十世纪科学的进展愈来愈显示出科学相对性的一面。科学主义的价值论证因而失却了自己的依恃，陷入了某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境地。科学不顾科学主义的反对似乎又回到了知性的地盘上，表现了某种回归。与此相应的是，科学的文化地位也重新为人们所审视。人们注意到，科学可能并不象科学主义所预期的那样，是唯一具有终极意义的文化形式，科学只是整个世界过程集合体的一部分，并非至高无上的。科学，不应当以否定其它文化形式的价值为前提来确定自己的价值和地位；相反，它应当在人类总体文化的范围内，在与其它文化的整合关系中确定自己的位置。人类的文化园林可能不象科学主义描绘的那样是科学一枝独秀，而应当是百花齐放。

最后，简要提一下科学主义的精神文化功能与社会功能。科学主义的精神文化功能与社会功能是科学主义价值特征和认识特征的逻辑延伸。文化关系中的科学基础主义与社会环境中的科学一元主义无非是科学崇拜与绝对科学观的文化表达和社会表达。从理论方面说，前面对科学主义价值特征与认识特征的评析已经包容了这两种特征的本质说明。至于这两种功能的具体评析，譬如科学基础主义的实现机制和科学一元主义的社会评价，则需专文作述，非本文所能纳涵。但它们根本的价值立足点与认识支点，应当说已经清楚。

总起来看，科学主义在走向世纪末的时候，似乎已江河日下，远非世纪初时的那般雄心勃勃。当代对科学主义文化思潮的激烈批评以及同时而起的新人文主义思潮，预示着人类文化方向的某种调整。长远地看，这种调整预示着新的更高类型文化的到来。人类将通过对原有文化思潮的批评，通过对科学文化的反思，特别是通过不断的文化创造实践为自己寻得一条文化新路。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旧有的文化格局正在发生变化，新的文化类型正在旧文化类型的化解和调整中孕育而出。正是有了这样一种展望，我们说对科学主义一般特征的评析就不仅可能有助于我们深化对科学主义的批判性认识，而且可能有助于我们对新文化的选择与构建。

部分参考文献

①郭颖颖《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雷颐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②约翰·洛西《科学哲学历史导论》，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2年版

③m·怀特《分析的时代》，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④艾耶尔《二十世纪哲学》，李步楼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

⑤a.j.ayer,"language,truth and logic",published by pelican books,1987

⑥洪谦主编《逻辑经验主义》（上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⑦江天骥《当代西方科学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⑧赖欣巴赫《科学哲学的兴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⑨江天骥《科学理论的评价问题》，涂纪亮主编《分析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⑩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

科学主义范文第4篇

根据我们对文化价值观的理解，科学主义的一般特征应当在三个层面上展开：第一，价值特征，即对某一文化形式或要素的认定。在其极端形态上它包含两个相关的方面：肯定特征与否定特征。以科学主义而言，肯定特征是对科学这一文化形式的完全认定乃至崇拜；否定特征则是对其它非科学文化形式，主要是人文方面的文化形式的贬抑和排斥。第二，认识特征，即对围绕价值认定的对象所进行的描述和合理性说明。科学主义在这方面也包含两个相关的方面：自身说明与关系说明。前者是对科学这一文化形式自身价值的绝对性描述和论证；后者是对科学文化与其它文化形式的关系描述与说明。第三，功能特征，即尚未现实化了的功用特性。按照大文化结构的概念，它应当有精神文化功能、社会的调节功能和器用。下面，我们按照这一解释框架对科学主义的一般特征作出初步的描述。

1、科学主义是关于科学的一种崇拜

科学主义的价值特征从肯定方面来说是科学崇拜。如R·G欧文所说，科学主义“使科学被认为是全知全能的人类救世主而逐渐受到崇拜”。或者径直而言，科学崇拜就是声称所有的问题都能被科学所解决，直至能检验精神价值和自由问题。韦莫斯说：“唯科学主义一词，……其意义可以理解为一种信仰，这种信仰认为只有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和由现代科学家描述的科学方法，才是获得那种能应用于任何现实的知识的唯一手段。”所以，科学主义是一种价值认定的极端形态，这种极端形态使得科学神圣化，从而由一种自然知识的体系上升为一种神学信仰似的东西。因为这一点，科学主义与中世纪的宗教神学精神有了某种相通之处。如果说中世纪宗教神学认为上帝是全知全能的，则科学主义就认为科学是全知全能的；如果说宗教神学对上帝的崇拜是对一种精神范畴的崇拜，则科学主义对科学的崇拜就是对一种特殊文化形式的崇拜。不管科学与上帝是多么的不同，科学主义与宗教神学的共同之处是把人类的某种文化产物奉之为神明，使之成为高于人类的救星。就这一点也可以说，科学主义是新的历史文化条件下带有宗教神学态度的一种文化思潮。

2、科学主义是人文主义的对立形式

从价值特征的否定方面看，科学主义是作为人文主义的对立形式而存在的。科学主义对科学的理解是排斥人文因素的。科学主义的典型形式，如逻辑实证主义认为科学是真命题的集合，是不包含错误的，因而它否认科学的人性特征。科学主义推崇科学的认识方法而贬斥人文的方法，如历史的、心理学的、社会学的方法，实际取消了人文方法的地位和它与科学方法的互补作用。科学主义竭力把人的情感、意志等精神因素以及人本身排除在外，从而造成了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的分裂，使得科学与人文精神处于对立的两极。

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尖锐对立还集中表现在人与科学的价值关系上。按照人文主义的观点，科学主义对科学的崇拜实际是人的一种异化。因为科学是人认识与改造世界的产物，它是属人的、为了人的并且服务于人的。如果我们把它看得高于人本身，对人的这一创造物顶礼膜拜，反过来受其统治，我们就走向了反面，导致自身的异化。这种情形，是把人作为价值中心的人文主义所不能容忍的。

3、科学主义是一种绝对的科学观

科学主义是把科学绝对化的产物，把科学这种人类的特定认识形式凝固化了。由于作了凝固化处理，本来是历史性的东西，现在则丧失了历史性；本来是人的创造物，与人的实践密不可分，现在则远离人本身，成为一种绝对本体。

科学主义对科学的绝对化主要表现在：

——科学定律是绝对正确的。构成科学具体内容的是真命题。科学就是真命题的集合，它不包括任何假的或错误的命题。因此，科学是掺不得一点假的。如果说科学有发展的话，也只是真命题、真子集的量的增加，而不是真与假、正确与错误的某种辩证运动。科学就是真理的化身，是它的表现形式。这是科学内容的绝对化。

——科学方法是绝对有效的，存在着通向真理的绝对可靠的途径。在某种意义上，科学内容的绝对真理性是由科学方法的绝对有效性予以保证的。如果不存在一条通向真理的绝对可靠的途径，科学的绝对内容就不能获取。不论是归纳主义，还是演绎主义，抑或是批判理性主义，都企图找到一种绝对可靠的认识途径。为了保证认识方法的绝对有效性，他们也都认为科学的认识方法是统一的、规范的，如同他们所认识的科学内容是统一、规范的一样。近现代科学主义的主流是规范主义的。

——存在着绝对的科学本体。绝对科学本体存在的基本条件是科学与非科学之间存在着截然分明的绝对界限。这条界限恰似一条鸿沟保证了科学的绝对纯洁性，使它免于被非科学所污染。这一点对于科学主义是至关重要的。如果科学与非科学之间存在哪怕是微乎其微的一点模糊之处，科学本体就丧失了它的绝对存在，科学的至高无上性与神圣地位就无法得到根本的保证。长期以来，科学主义的理论家们所以竭尽才智围绕科学划界问题连篇累牍地大做文章，根源在此。

——科学的社会作用是应当绝对肯定的。近现代以来人们对科学的社会功能与实际效用是肯定的。科学主义者比通常人们走得更远，他们认为科学对于社会、对于人类只有正面效应而不存在负面效应。他们对科学社会作用的理解是一重性的而不是两重性的。他们不认为科学这种文化形式除了它的巨大社会进步作用外，还可能有历史局限的一面，还可能有在一定条件下对社会产生负面效应的一面。他们截然拒绝接受这一可能性。

所以，对科学内容、科学方法、科学划界以及科学社会作用的绝对化理解，构成了科学主义的绝对科学观。

4、科学主义是一种片面的文化观

什么是文化？按照科学主义的理解，文化的基本目标是求真而不是求善求美；文化的基本内容是科学而不是其它学科；文化的基本结构是逻辑加经验而不应该包含其它基本要素；文化的基本方法是科学方法而非人文等学科的方法。总之，把文化归结为科学，把科学归结为逻辑加经验，把善和美的范畴归结为真的范畴，这是科学文化观的片面性所在。按照科学主义的理解，唯有科学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文化，才有资格进入神圣的文化殿堂。而其它文化形式无此地位，不堪佩以文化的绶带。这实质是一种科学文化的单一论与其它文化形式的取消论。

科学主义片面文化观还有其人本学方面的认识根源。文化，是人特有的生存和发展方式，对人的理解直接影响到对文化的理解。科学主义基于其特定时期的自然科学背景（牛顿力学），它把人理解为一种机器，因而不可避免地把人的存在方式——文化理解为一种机器的原理，即某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自然科学。

5、科学主义在精神文化方面的功能表现为科学基础主义

在科学主义看来，科学是其它一切文化形式的基础；在其极端形态上，科学主义甚至企图同化或消解其它文化形式，使其科学化或使其在文化领域丧失其独立性。所以，从文化功能的角度看，科学主义是一种科学基础主义。

科学基础主义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或实现途径。一种是把科学本身的有限原则直接运用于一切文化领域，使它成为文化领域的公理，从而使科学成为一切文化形式的基础。例如，牛顿力学体系问世后，首先出现了将牛顿力学的原则推广到其它科学领域的倾向，继而它又被推广到社会学领域，此后几乎成为其它一切文化学科的基础或模式。另一种是从科学中先概括出一般方法，然后以此为标准对其它文化形式进行重新建构，使它们获得某种科学的形态。逻辑经验主义以及某些结构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就是这样一种类型。这两类都属于科学化的工作，只是后者比前者更具有典型特征而已。

6、科学主义在社会功能方面表现为科学一元主义

科学主义认为，科学是调节和改善社会关系的唯一正确有效的指导思想。科学主义者甚至以物理学为模式提出了社会动力学与社会静力学，用以重新架构整个社会关系。在历史观方面，科学主义认为科学是唯一对历史发展起根本作用的因素。以此为基础，他们把历史观归结为科学，归结为一种物性的机械法则，而将历史观中属人的一面、与人的特性有关的一面排除出去。甚至在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理解方面，科学主义也按己所需力图把马克思思想中所有人道的因素排除出去，而仅仅保留所谓科学的因素。在这种科学一元主义影响下，活生生的人的世界似乎变成了冷冰冰的物的世界，人的社会似乎变成了物的机械性的社会。

科学主义社会功能的另一表现是社会器用层面的单一价值取向。这种取向对于科学技术的进展与生产力的发展当然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它也毫无疑问地具坌某种负面的功能。它不仅使人变得如同马尔库塞所说是一种单向度追求的人，而且尤其使社会环境变得极为不平衡，甚至是一种分裂、对立的状态。科学技术迅速地外化为造福于人的工具器用，使得社会的科技环境迅速地膨胀。与此同时，社会的人文环境却引人注目地相对萎缩。至于社会的生态环境则严重地受到损害而急剧地恶化，成为当代和下一世纪人类面临的突出问题。

二、关于科学主义一般特征的初步评析

首先看科学主义的价值特征。一方面，科学主义在价值特征上具有某种合理性，另一方面从根本点来说它又是不合理的。从合理的方面说，科学主义对科学的态度有可取之处。19世纪和20世纪毕竟是科学的世纪，科学主义对科学的倾向性具有某种历史的根据。同时，人类文化的活动就总体而言是在主体—客体的结构中进行的，它总是可能有不同的方向。它可能沿着经验的方向向外超越，体现为客体性的文化内容，形成对科学的倾向态度；也可能沿着超验的方向向内超越，体现为主体自身的文化内容，形成对人文学科的倾向态度。当然也可能是两者彼此结合，这或许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希望所在。但不管怎么说，科学倾向在特定的条件下和一定的范围内确实在文化本体的结构里有自己存在的某种理由。历史地看，科学主义对科学的倾向性不管其程度如何，在其早期阶段对科学这类文化现象的滋长蔓延确实起了推动作用。任何一种“文化热”，都与某种倾向或偏好有关。“科学热”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它的另外一个积极作用在于，通过它的价值驱动，科学日益外在化，分化为某种独立物。这是科学发展必经的一个历史阶段，也是需要给予某种肯定的。

但是，我们毕竟看到科学主义在根本点上站不住脚。科学成为一种被崇拜物，从服务于人的工具成为似乎高于人的统治者，从而产生了某种异化现象，使科学的价值走向反面，这是科学主义由对科学价值肯定的极端化而导致的对科学价值的否定。它提醒人们，对任何一种文化形式的价值评价都应以人类主体为根据，人类不应当对自己的任何一种文化形式取崇拜的态度。正是基于这种反思，现实生活中出现了下述的逆转：在人与科学的关系方面，重心开始摆向人本身；科学开始寻找自己的目的——以人为归宿；科学也开始意识到人文主义对自身的制约，意识到科学作为工具理性应当置于人的需求这一目标之下。科学的内容愈来愈带有人的色彩，成为属人世界的一部分。科学的人性特征日益显示出来。科学不再仅仅是客体性的积淀，主体性也被视为它的内在特性的有机构成之一。科学的外在性正在被扬弃，显示了它向人文精神的某种复归。这种情形本身就是对科学主义价值特性不合理性的批判，同时也表现出在人类文化创造的实践中主体与客体走向统一的某种趋势。

另一方面，科学主义把人类文化总价值全部赋予科学，这种以偏代全的文化态度是对人文学科乃至人文精神的贬斥，是以否定人类总体文化的存在为出发点和目标的。这使它自身走向反面，成为具有某种反文化特性的思潮。它在客观上遏制人文学科的发展，使人类文化成为一种跛足的文化。由此也限制了科学自身的发展，堵塞了它走向未来的道路。现实生活中由于重理轻文而导致了人文萎缩、灵魂空虚已经强烈地使人感到文化创造失却了它的原动力。这决不仅仅是人文学科的危机，而是包括科学文化在内的整个文化的危机。

其次，我们对科学主义的认识特征作一些分析。科学主义关于科学的价值论证是多方面的，而集中起来看主要是关于科学自身合理性和科学与其它文化形式关系的合理性说明。在这种说明中，科学主义的思想家们关于科学的结构、方法、语言等方面的研究，都不无合理的建树。某些研究之精致独到，令人刮目相看。这些，对科学的研究和发展起到了有益的作用。我们今天从事科学观的研究，对这些成果也不能绕道而行。尽管如此，科学主义由于在认识特征上的绝对化而使自己陷入困境。这可以从两方面看。一方面，绝对化使科学作为一种文化形式所特有的属性丧失，科学的知性特征被淹没了。另一方面，绝对化又使人们关于科学文化地位的认识极度扭曲，似乎科学不再是人类文化园林中的一员，从而失却自己的归属。

在实证科学兴起的早期，一些科学思想家关于科学的认识还没有被绝对化。随着科学主义的形成和成熟，这种情形发生了变化。科学认识理论的研究虽然更加精致化，形成了专门学科并包含了许多具体的合理内容，但科学的性质、内容和方法被绝对化了。科学好象达到了绝对本体，不再是一种知性的文化形式。这种文化本性的丧失，是科学主义认识特征的致命之处。正因为此，它受到了人们愈来愈多的批评，而最大的挑战则是来自科学本身的发展。二十世纪科学的进展愈来愈显示出科学相对性的一面。科学主义的价值论证因而失却了自己的依恃，陷入了某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境地。科学不顾科学主义的反对似乎又回到了知性的地盘上，表现了某种回归。与此相应的是，科学的文化地位也重新为人们所审视。人们注意到，科学可能并不象科学主义所预期的那样，是唯一具有终极意义的文化形式，科学只是整个世界过程集合体的一部分，并非至高无上的。科学，不应当以否定其它文化形式的价值为前提来确定自己的价值和地位；相反，它应当在人类总体文化的范围内，在与其它文化的整合关系中确定自己的位置。人类的文化园林可能不象科学主义描绘的那样是科学一枝独秀，而应当是百花齐放。

最后，简要提一下科学主义的精神文化功能与社会功能。科学主义的精神文化功能与社会功能是科学主义价值特征和认识特征的逻辑延伸。文化关系中的科学基础主义与社会环境中的科学一元主义无非是科学崇拜与绝对科学观的文化表达和社会表达。从理论方面说，前面对科学主义价值特征与认识特征的评析已经包容了这两种特征的本质说明。至于这两种功能的具体评析，譬如科学基础主义的实现机制和科学一元主义的社会评价，则需专文作述，非本文所能纳涵。但它们根本的价值立足点与认识支点，应当说已经清楚。

总起来看，科学主义在走向世纪末的时候，似乎已江河日下，远非世纪初时的那般雄心勃勃。当代对科学主义文化思潮的激烈批评以及同时而起的新人文主义思潮，预示着人类文化方向的某种调整。长远地看，这种调整预示着新的更高类型文化的到来。人类将通过对原有文化思潮的批评，通过对科学文化的反思，特别是通过不断的文化创造实践为自己寻得一条文化新路。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旧有的文化格局正在发生变化，新的文化类型正在旧文化类型的化解和调整中孕育而出。正是有了这样一种展望，我们说对科学主义一般特征的评析就不仅可能有助于我们深化对科学主义的批判性认识，而且可能有助于我们对新文化的选择与构建。

部分参考文献

①郭颖颖《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雷颐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②约翰·洛西《科学哲学历史导论》，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2年版

③M·怀特《分析的时代》，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④艾耶尔《二十世纪哲学》，李步楼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

⑤A.J.Ayer,"Language,TruthAndLogic",PublishedbyPelicanBooks,1987

⑥洪谦主编《逻辑经验主义》（上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⑦江天骥《当代西方科学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⑧赖欣巴赫《科学哲学的兴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⑨江天骥《科学理论的评价问题》，涂纪亮主编《分析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⑩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

科学主义范文第5篇

丁文江的传奇人生中,最令人扼腕的一件事,是他英年早逝,死于非命,中国早早失去了一位地质学的开山始祖、文化思想巨擘。而尤为令人痛心的是,他死之前受尽折磨。1935年12月初,丁文江到湖南考察煤矿,先是登上3600英尺高的衡岳,后到谭家山探矿,下到600英尺斜深的矿洞,一寒一热,受了风寒,于是在宾馆生起炉火,闭上窗子睡觉,不慎煤气中毒。接下来,便发生了匪夷所思的一幕:普通的煤气中毒,竟被当作溺水病人抢救,长达六小时的人工呼吸,折断一根肋骨,敲掉两颗门牙,更奇怪的是,此后很长的时间里,竟没人发现他肋骨折断,伤及胸部,结果贻误了救治的时机。

丁文江之死,令人感到某种荒诞。一个崇尚西医的人,最后死于西医(当然是庸医)之手,是颇具反讽意味的。丁文江留英七年,考入英国名牌大学――剑桥大学,最后获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动物学和地质学的双学士学位,是中国学界公认的西化最地道、科学化最深的中国人,用傅斯年的话说,是“欧化中国过程中产生的最高菁华”。据胡适回忆,丁文江生活最有规律,睡眠必须八小时,起居饮食最讲究卫生,在外面饭馆吃饭必须用开水洗杯筷;不喝酒,常用酒来洗筷子;夏天家中吃无外皮的水果,必须先在滚水里浸20分钟。丁文江对西医绝对信奉:“他早年有脚痒病,医生说赤脚最有效,他就终身穿有多孔的皮鞋,在家常赤脚,在熟朋友家中也常脱袜子,光着脚谈天,所以他自称‘赤脚大仙’。他吸雪茄有20年了,前年他脚有点发麻,医生劝他戒烟,他立刻就戒绝了。”而对于中医,则不屑一顾,鄙视有加。丁文江夫人常年有病,胡适曾让他带回几贴膏药试试,却被他拒绝。有一次老朋友陈伯庄故意同他抬杠:“假如你到穷乡僻壤考探地质,忽然病了,当地无一西医,更无西药,你会让中医诊治你吗?”丁文江断然回答:“不!不!科学家不得自毁其信仰的节操,宁死不吃中药不看中医。”丁文江对西医的无条件崇拜,对中医的不屑一顾,由此彰显无遗。

丁文江死于非命,罪魁祸首当然不是西医,而是被滥用、误用的西医,其中包含着对西医的迷信。这种迷信在“全盘西化”甚嚣尘上的时代,是必定要发生并且成为气候的。在当时的语境下,“西医”简直就是“科学”的代名词,被那些崇拜西方文化的知识分子奉若神明,其片面性直到后来才被认清。胡适后来从四个方面分析了丁文江的死因:第一,丁文江没有严格地服从中国最好的医院――协和医院的警告,在游兴和工作热情的双重诱惑下,连续登山下井,脑血管受到损害;第二,他忽略了内地的西式壁炉烧煤的危险,晚上紧闭窗户睡觉;第三,衡阳的路局医生和教会的外国医生缺乏煤气中毒的常识经验,鲁莽地对他做了五六个钟头的人工呼吸,敲掉门牙,折断肋骨,种下“胸脓”的祸根;四,中国内地最完善的医院(长沙医院)、最尽心的医生看病人情况有所改善,忽略了他左胸的肿起和剧痛,让胸脓一旦溃裂而不可救治。胡适最后沉痛地指出:衡阳医生的糊涂鲁莽,长沙医生的疏忽,都是应该牢牢记着的教训,“我们信仰新医学的人应该作出更大的努力,不但要注意设备的最新最完善,特别要注意医学校的教育和训练,要更严格的淘汰医学生,要更严格的训练医学生,更加深他们的科学态度和习惯,要加强他们的责任心与一丝不苟的科学精神,――仅仅信仰西医是不够的!”

胡适的话很精辟:仅仅信仰西医是不够的,还要有一整套的知识、技术与方法,更要有人道主义的医德。然而在当时的中国,要做到这一切是谈何容易!作为一种舶来品,西医在中国尚处初级阶段,水平低下是正常的。而再进一步看,西医本身也有局限,比如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标不治本,将人体视若机器等。总之,西医骨子里带着一种根深蒂固的科学主义傲慢,缺少中国传统医学身心合一、重视根本、整体把握的辩证法和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哲学底蕴。这种科学主义的傲慢一旦与无知相结合,就会产生极大的负作用,轻则损害人的健康,重则危及人的生命。丁文江之死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

丁文江是一位彻底的科学主义者,认为“科学能使宗教性的冲动,从盲目的变成自觉的,从黑暗的变成光明的,从笼统的变成分析的。”然而,他的这种态度反而使科学变成了宗教,变成了拯救人类的惟一的灵丹妙药。遗憾的是,这种理想从来没有实现过。而他本人,却恰恰成了“西医”的牺牲品。

科学主义范文第6篇

近年来，田青先生关注更多的是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他不遗余力地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保护奔走呼号。在这部著作中，他如惯常一样，仍旧极力倡导“文化多样性”，积极主张跳出西方中心主义的樊篱，寻找中国文化的根与魂，培养文化的自觉与自信。他不仅对中国传统文化抱着悲天悯人的救世情怀，而且在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的境遇中对中国文化的前途抱着深切的忧思。他不无忧虑地说道：“在文化领域里最值得我反思的问题、同时也是使我优秀的文化传统濒临中断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崇洋，事事以西方文化为楷模，凡是与西方不同的，统统在自己身上开刀，垫‘鼻’阔‘嘴’隆‘胸’，以求貌‘像’洋人。二是信奉‘科学主义’，将科学凌驾于艺术之上。”（《禅与乐》，227页）

实际上，作者提到的“科学主义”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表现为“崇洋，事事以西方文化为楷模”的“西方中心主义”；一是表现为“将科学凌驾于艺术之上”的“科学至上主义”。可以说，这是近代以来影响中国人文化心理的主要观念。从历史上看，二者存在着紧密的内在联系，实在是“一体两面”的东西。回顾20世纪中国文化路径，其实正是走的“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道路，于是作为西学之代表的“科学”，便成为中国文化的裁剪刀。

科学在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正因如此，科学成为西方文化中的不可替代的核心价值之一。科学及科学精神是不可替代的，同样，西方文化历史也告诉我，宗教和艺术也是西方文化的核心价值之一，也同样是不可替代的。西方文化认同“科学精神”，但是，对于“科学主义”西方人也抱有强烈的批判态度。

众所周知，马克思科学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和发展道路，揭示了世界历史的前进方向。但我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理论的魅力不在于论证历史唯一发展道路的科学结论，而在于他揭示了人资本主义的异化社会形式而获得全面自由发展的无限的历史可能性。晚年的马克思做了一件值得关注的事情，那就是他花了巨大的精力投入到东方社会、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中去。在研究中，马克思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并不是所有民族国家的唯一发展道路，东方社会可以越过“卡夫丁峡谷”而走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发展之路。

在人类学研究中，马克思特别反感当时西方学术界出现的把科学当“标签”的做法。1865年马克思在给约・巴・施韦泽的信中，就曾对蒲鲁东的所谓的“科学”提出过批评。马克思还十分辛辣地讽刺了梅恩在研究东方社会时不懂装懂的态度，以为自己的著作中充满了“科学”字样就可以称为“科学”。

把科学当做“标签”贴固然可笑，而把“科学”当做工业化的“流水线”就只有可悲了。进入工业化社会以来，科学与工业化生产一同发展起来。科学的进步为工业化注入新的生产力；工业化生产的标准化、规范化、同质化也给“科学”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模仿”、“复制”、“同质化”！这正是工业时代的“科学主义”的哲学本质，也是西方强势文化戕害其他民族弱势文化的法宝。“奴性”、“自卑”乃至“自虐”，正是强势文化在侵略和吞噬弱势文化时所施的心理魔咒。在“科学主义”之下隐藏的是自近代以来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中国文化的自卑心理和骨子里的对西方文化的认同和崇拜。

田青先生清楚地看到，首先，要想扭转当前中国文化的弱势地位，中国文化的自救、自醒、自立、自强，实现对西方强势文化的绝地反击，延续我岌岌可危的文化血脉，必须把“科学至上主义”打回原形，把科学与宗教、艺术等其他文化样式等量齐观。

早在十年前，在《净土天音》一书中，田青先生就曾反思科学、宗教和艺术的关系。他指出科学是晚出于宗教和艺术的一种人类文化样式。他把人类智慧的发展分为两个方向：一个是向外部的无穷物质世界的探索；一个是向人内在的幽冥心灵世界的探索。他认为科学是人类对外在物质世界的探索的结果；而宗教、艺术则是人类对心灵探索的结果。科学是理性的活动，以求真为价值指向；宗教是教人向善的实践，以为善为价值归依；艺术是感性的体验，以爱美为最高追求。科学决不能凌驾于宗教和艺术之上，科学也不可能取代宗教和艺术。三者共同构成人类文化的主干，也构成现代西方文化的核心价值和精神的主体。因此，田青先生反对“科学至上主义”，而提倡“科学精神”。

其次，必须拔除深植于中国人心底的“西方中心主义”的“集体无意识”，而代之以“文化自觉”。“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于1997年提出的关于在全球化时代如何实现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重要思想。田青先生也十分认同这一思想：“他（指费老，引者注）主张每个民族都要通过文化自觉来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和他人的文化，找回本民族文化的‘安身立命’之地，最终达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境界。”（《禅与乐》，240页）然而，实现“文化自觉”又谈何容易。正如在《捡起金叶》一书中作者振聋发聩地问道：“我拥有足够的‘文化自觉’吗？”他总结自己在大力推进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看到我的文化自觉完全处在初级阶段，而且是被市场经济中追求经济利益和地方政绩所驱使的被动的行为。因此，我必须从上到下一起改变照搬照抄西方的市场经济的模式，改变以往单纯的GDP政绩观，改变我青年人被西方淘汰的“名牌”所引导的时尚潮流。只有消除“西方中心主义”主导下的文化同质化、单一化的力量，才能扭转扎根于我民族心底的文化自卑感。所以，我要自立于世界文化之林，必须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情结，放开手脚，站在“本我文化”的立场上、从自身的视角审视和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这样我才能谈到“文化自觉”。

第三，抓住“文化多样化”的时代机遇，对中国民族民间文化遗产进行全面地发掘整理，科学研究保护，构建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这是我实现“文化自觉”的现实途径，也是构建我的“文化自信”的基础。

作者在其著作中多次强调中国音乐的“单音性”特色、中国乐器的文化承载力和中国音乐的自由、个性的创作风格一样，中国音乐不能因为她不同于西方的音乐形式和音乐方法，不同于西方音乐的发展出的规范化、标准化、科学化的形式而只能成为历史博物馆里的摆设，成为人摒弃的“落后”的文化。相反，这正是中国音乐文化的独特之处，是中国音乐的灵魂和神韵之所在。作者提到中国古琴艺术的独特性的“打谱”时，特别自豪、特别激动地说：“随着世界范围内‘文化多元论’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打谱’的方法，实际上是人类音乐文化传承中最具创造性、最自由、最尊重演奏家的个人价值、最能体现音乐的动态构成和生生不息的生命本质的一种传承方式。”（《禅与乐》，111页）只有承认并继承这一有别于西方那种完全忠实再现曲作者的乐思的“定量”又“定性”的方法，中国音乐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的复兴才是靠谱的！

打破“西方中心主义”，反对“科学至上主义”，我才能挺直腰杆，自豪地对文化遗产说：这就是我的祖宗留给我的遗产，留给我的沉寂在我的血液里、积淀在我的灵魂深处的中国文化的基因！作者指出中国民族音乐的复兴之路是：“在促进全民族‘文化自觉’的过程中，高举‘文化多样性’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大旗，向传统学习，向民间学习，努力找回中华民族独特的艺术品质和神韵，……找到被自己遗忘的母亲，找到自己的DNA，接续历史和传统。”（《禅与乐》，240页）中国文化的复兴之路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开卷有益，读田青先生的书，就是“文化自觉”之旅。

科学主义范文第7篇

【关键词】 人文主义 科学主义 科学的人文主义 人文的科学主义

人文主义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积淀并散发着人性的魅力；而科学主义则是近代科学发展的产物，是人类文明迄今最高智慧的结晶。无论哪一种“主义”，其形成离不开特定的时代背景与社会环境，为满足人们这样或那样的需要而生，在形成“主义”之前由相应的社会与文化孕育而成。因此，对于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我们无需研究出一个绝对的孰是孰非、孰优孰劣的定论，它们为解放人类本质的需要而生，都曾在特定的时期大放异彩。

一、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概述

人文主义的诞生，其背后是人类文明至近代漫长的演进过程，世界上任何一个延续至近代的人类文明或多或少都会包含人文的因素。根据资料，“人文主义”一词在1808年德国教育家尼特哈默尔关于古代经典在中等教育中地位的辩论中首次被提到，后于1859年出现在乔治・沃伊特出版的著作《古代经典的复活》当中，该著作又名《人文主义的第一个世纪》。

人文主义相对于人本主义、人道主义、博爱主义有着相对更广的范畴，人文主义主张注重人的个性的关怀，强调维护人性的尊严，提倡自由平等与宽容，反对暴力等野蛮行为。它主张一切以人为本，反对神对人的绝对权威，宣扬个性解放，追求现实人生幸福。其含义可大致总结为三个方面：一是集中研究人的利益或价值学说、态度或生活方式，其通常排斥超自然主义，强调个人尊严、价值和通过理性自我实现的能力；二是提倡人道主义；三是人文学科即文学文化，古典学问的复兴，个人主义精神和批判精神，以及突出文艺复兴特征性的现世关注。

科学主义诞生于西方工业革命的时代背景之下，是一种主张以自然科学技术为整个哲学的基础，并确信它能解决一切问题的哲学观点。科学主义盛行于现代西方，把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和研究成果归纳演绎到人类社会生活中来研究一切社会问题，是在当今世界具有决定性的思考方式。科学主义的含义具有二重性：一是指自然科学家或研究人员对于自然科学典型的研究方法和态度；二是指过度依赖自然科学，将其运用于所有领域的研究，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等等。

二、现代西方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发展历程概述

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的哲学发展迅速，各种流派纷纷呈现，总体上来说可以分为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两大思潮。人文主义的思想帮助他们突破宗教神权统治的枷锁，将人的地位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人的潜力得到了无限的激发；科学主义的思想帮助他们大力发展生产力，科学技术不断推动社会变革。这两大思潮自诞生以来，经历了从对立走向融合的过程：19 世纪30 年代到20 世纪初，两大思潮对立基本形成；20世纪初至20世纪70年代，两大对立思潮不断发展、完善，逐渐趋近；20世纪70年代至今，是两大对立思潮的融合时期。研究分析现代西方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发展历程，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对于我国进行相关领域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1、两大思潮的最初形成

科学主义思潮最初产生于近代西方哲学的经验主义思潮，前后经历了洛克的经验论、贝克莱的主观经验主义、休谟的不可知论等一系列演进过程，其理论范畴一般包含实证主义、逻辑实证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科学主义是一种主张自然科学技术能解释一切问题的哲学观点，是以科学理性为标准的特殊理性主义。人文主义思潮则产生于近代西方的理性主义，主要有存在主义、生命哲学、意志主义三个流派。人文主义由于涉及面广泛，因此严格的来说并没有一个全世界统一的定义来描述它。与科学主义不同的是，人文主义重视人在社会中的价值地位，主张人性的解放与激励，推崇人的感性与理性思维。因此可以看出，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在形成之初所推崇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在很多方面存在对立面。

2、两大思潮在发展中趋近

科学主义思潮从最初的兴起，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后，逐渐完善自身理论体系并形成独立的流派如历史主义、马赫主义、实证主义等。实证主义于19世纪30年代形成于法国，在英国盛行后传播到其他西方国家，其方法论强调观察与实验，注重论证与归纳以求知识的“实证性”。至此科学主义不再推崇以纯粹的自然科学技术去解释一切问题的世界观，要求知识经过人的论证与归纳从而获得实证性。人文主义思潮兴起于19世纪40年代，在发展中逐渐形成意志主义、生命哲学、新康德主义等。他们主张世界的本原是自我或生命亦或人的意志，当强调自我的意志是世界本原时，属于主观唯心主义；当强调世界的本原是意志或生命时，则属于客观唯心主义。这一分化反映了人文主义将对世界的思考纳入到了其哲学系统中。

3、两大思潮的融合

随着20世纪70年代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兴起，人们进入了一个对西方近现代主流文化批判继承的超越阶段，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两大思潮开始出现融合。这一时期的西方哲学被称为“晚期现代的西方哲学”，其出现与现代西方哲学中各个流派发展的兴衰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科学主义思潮中，其方法论拘泥于有限的认识论领域中，带有从命题推演命题的逻辑演绎的局限性。人文主义思潮中，存在主义过度注重人的自由和非理性也存在发展的漏洞。因此，在后现代主义哲学对传统西方哲学发出挑战之际，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思潮走向合流，完善各自理论上的缺陷以满足其哲学体系发展的需要。

三、浅析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走向融合的历史必然性

无论人文主义或科学主义，都在历史上对人类社会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演进，纯粹的人文主义或科学主义哲学已不能满足人类对于自身发展的需要，因此人们从客观上对科学的人文主义与人文的科学主义提出了诉求：科学的人文主义在旧人文主义的基础上增加了理性与科学精神的基因，不再为极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等消极哲学提供理论支撑，有效地弥补了旧人文主义的缺陷与不足，主张以自然科学技术解释一切为哲学的旧科学主义，过度强调客观规律的重要性，夸大科学与科学方法的作用与意义，脱离了人的精神生活，将人与科学割裂开来，以上这些都是旧科学主义的最大局限性；而人文的科学主义在保留旧科学主义合理内核的前提下，为其增加人文精神，使得科学不再是机械的科学、毫无人情味的冰冷的科学、无视道德约束的残酷科学，而是加入了人性思考的美丽的智慧的科学。

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一个种的全部特征、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活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这一观点强调了人是全部人类活动和人类关系的本质和基础，即“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里的“人”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而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人的本质的把握从更高层次揭示了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走向融合的理论基础，科学主义使人理性地处于各种现实的社会关系中，反映了人科学的、物质性的存在，反映了人的自觉本质；而人文主义使人具有理想性，使人类具备超越现实性、超越生命本质的精神性力量，反映了人的自由本质。如果说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基本观点是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走向融合的逻辑推演，那么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史则从实践上验证了这一点。单一的人文主义或科学主义对人本质的把握都是局限的、片面的，只有二者对立统一才能全面地反映人的本质，才能更好地指导人类社会进行生产生活实践，从而更快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目标。因此，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走向融合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四、结语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面对瞬息万变的国际国内形势，我们以稳定的发展态势不断前进，以智慧化解西方设置的重重障碍，正是因为我们的政策坚持以人为本，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从群众最切身的利益出发，着眼于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自然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坚决拥护。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我们必须明白聚沙成塔，众志成城才能使得华夏民族在世界竞争舞台上立于不败之地。

分析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发展历程对我国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我国坚持以人为本，走群众路线正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对人本质的把握以及人对发展的需要而作出的决策，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以实现人与社会全面发展为目标政策的正确性，因此我们应当高举社会主义旗帜，坚定马克思主义立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断奋斗。

当今，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时期，社会方方面面或面临各式各样的发展瓶颈，然而我们可以借鉴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融合的宝贵经验，以人的发展需要为出发点，结合科学理论为指导，对经济、民生、生态等社会问题进行全面的深化改革，以不留下发展上的短板为目标，为全面实现中国梦打下深厚的根基。

【参考文献】

[1] 布洛克著、董乐山译：西方人文主义传统[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2] Merriam―Webster’s Collegiate Dictionary，Tenth Edition， Merriam―Webster，Incorporated，Springfield，Massachusetts，U.S.A.，1999.

[3] 李醒民：科学的文化意蕴[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科学主义范文第8篇

本文将讨论这几个问题：（1）什么是科学主义？（2）什么是人本主义？（3）反人本主义的基本观点；（4）现代西方哲学发展中的主线是什么？

一、什么是科学主义

“科学主义”是一个贬义词，是指认识论和科学哲学中的一种思潮或运动。反对把自然科学看做文化中价值最高部分的哲学家把他们所反对的看法称为“科学主义”（scientism），加以贬斥。但也有些不赞成科学“至高无上”的人不用这个贬义词，而恰当地把这种看法叫做认识论的基础主义（foundationalism）和本体论的自然主义（naturalism）。罗蒂的著作《哲学和自然之镜》（1979年）出版以后，基础主义成为众矢之的。人们纷纷把当代西方哲学的走入死胡同，归咎于笛卡尔首创的基础主义。笛卡尔的论点大致是这样：（一）科学是唯一的知识、永恒的真理。伦理的、美学的和神学的思想都将被科学的进步所排除。接受传统规范的唯一理由不过是，在我们在一切实践领域还没有足够的科学知识的限度内，按照传统规则和基于经验的作法来生活是慎重的。这一点最重要，以下各点可由此直接或间接地推演出来。（二）科学知识的确定性（certainty）在于它以主体中的明白清晰的观念为基础；这是知识的阿基米德点。（三）自然科学之所以是客观实在的正确表象，是由于科学方法的应用。它成了一切知识的标准和范例。（四）当一切知识都成为科学知识之日，就是一切人生问题（包括伦理道德问题）都得到解答之时。（五）所以科学是文化中最有价值的部分。

20世纪的哲学家很少完全接受这些论点。他们首先否认科学是永恒真理，而认为它是猜测的知识（波普）或得到验证的假说（卡尔纳普）；科学的合理内容不过是经受住反复检验并且通过和其他竞争假说的比较才暂时被接受的（拉卡托斯）；只是整个科学可以说得到了证实，任何个别部分都可能被证伪，但通过内部调整，整个科学仍会被接受（奎因）。否定笛卡尔第一论点的哲学家往往也否定确定性论点；不过不少经验论者仍能以感觉经验的确定性代替理性直觉的确定性。至于否定科学知识可解答一切人生问题的人就更多了。但是，只要当代哲学家继续赞同笛卡尔的表象主义并且相信科学方法，他们就是认识论基础主义者，例如皮尔士、罗素、波普、卡尔纳普、拉卡托斯和奎因都是这样的基础主义者，因此他们的观点被反对派贬斥为科学主义。

人们用“科学主义”一词不仅要贬损认识论基础主义，也要贬损本体论的自然主义，因为自然主义者承认因果律可以说明一切自然、社会、文化现象和人的行动，简言之，一切都在科学说明的范围之内。这样，“科学主义”一词实际上是对基础主义和自然主义的贬称。那么什么是自然主义呢？

自然主义运动是一种形而上学思潮，它所坚持的是一种方法论的、而非本体论的一元论：这种方法论可以同各种本体论（二元论、唯心论、唯物论、有神论、无神论等等）一致。这样自然主义的特征在于否定有任何事物原则上存在于科学说明的范围之外，主张自然界不单是一切自然对象（包括人）的总称，而且是一切自然过程的系统。就其提供科学说明而论，自然界是一个自足的系统，一切过程原则上都可能得到科学的说明。换言之，自然界的一切原则上是可理解的。理性就是贯彻始终地应用自然方法。

自然方法可简单地归结为：（1）通过辨明所研究对象的自然原因提出说明；（2）检验这个说明的后果；如果假说真会有什么后果呢？真理仅仅是后果问题。自然方法乃是一类自然对象（即人）对其他自然对象进行操作的方式。

自然界可理解的含义：自然界是规律性的，自然方法试图通过研究来确立自然规律。人作为自然对象，同其他自然对象一样受自然规律的支配。构成人的心智和社会生活的自然过程可用自然方法来研究，属于这种方法所发现的自然规律的范围。

一定时期关于世界的知识就是那一时期的科学知识。因为人们相信科学知识是通过严格地和连续不断地应用自然方法获得的。但是对于科学的任何学说仍可进行无穷的检验，因而任何学说都没有最终的确定性，并没有永恒真理。

“科学之外无知识”并不是说：人只通过科学研究同自然界打交道。体验世界有各种方式，但认知地同世界发生关系的方式是科学的。科学方法是唯一的认知方法。自然主义者并不认为只有科学对象是真实的；一切自然对象都同等地真实，科学的描述词汇并不能穷尽自然界的实在性。

整个地说，自然界无道德性，除开它的对象中间包括那具有价值并追求价值的人类这一点之外。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的人类不能够约简为任何其他部分，但和其他部分一样，是可以应用自然方法来说明的。只有自然方法，而非某种道德直觉，可提供解释道德争论的钥匙。并且道德理论也同其他科学理论一样，可通过检验后果来决定理论的强弱或是否恰当。

在30—40年代，自然主义流行于美国，其主要代表为杜威、桑塔亚纳（Santayana）和科恩等。较近时期的代表人物则有纳格尔（E.Nagel）和胡克（S.Hook）。以后自然主义被分析经验论取而代之。但是它提出的“科学方法的连续性”问题，仍为当代争论的焦点。

总而言之，认识论的基础主义，不管是真理性的还是概率性的，本体论的自然主义，不管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都不自称为科学主义。科学主义是反对者对它们的贬称。

二、什么是人本主义？

人本主义至少有两种涵义。在历史上人本主义是14世纪下半期发源于意大利并传播到欧洲其他国家的哲学和文学运动，它构成现代西方文化的一个要素。人本主义也指承认人的价值和尊严，把人看作万物的尺度，或以人性、人的有限性和人的利益为主题的任何哲学。

前者是文艺复兴的一个基本方面，当时思想家从这一方面把人重新纳入自然和历史世界中去，并以这个观点来解释人。在这个意义上人本主义是造成17世纪科学革命的基本条件之一，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促使“科学主义”诞生的一个条件。17世纪以来的基础主义和19世纪末期以来的自然主义并不反对文艺复兴的人本主义。历史上的人本主义运动是同超自然信仰和中世纪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相对立的。

撇开历史上的人本主义不谈，我们现在讨论当代的人本主义。

人们通常认为当代人本主义即是“主体哲学”（philosophyofthesubject）。由于哲学家对“主体”的理解并不一致，在这个意义上，“人本主义”是多义的。

如果把导源于笛卡尔的“我思”和康德的先验自我的哲学都看作人本主义，那么新康德主义便是人本主义的典型。我们不谈个别新康德主义者是否属于人本主义思潮中的哲学家，整个地说，新康德主义继承康德为科学、尤其自然科学（马堡学派）和文化科学（佛莱堡学派）奠立基础的纲领而努力，他们由以出发的自我是一般的、非经验的和非人格的，与人本主义者所强调的经验自我根本不同。并且新康德主义特别重视科学的价值，这恰恰是“科学主义”的特征，同强调个人价值的人本主义大异其趣。

其次，作为“主体哲学”或“意识哲学”的一派，胡塞尔现象学也可以被称为人本主义。他同康德一样以自我为出发点，力求为科学知识奠立基础。不同的是，他求助于“本质直观”，以描述方式进行其构成客观性的工作。早期反心理学主义使他把逻辑结构看作“真理本身”。胡塞尔的“我思”有别于康德，不是非人格的，但客观性的先验奠基所需要的不是一个主体或主体性，却需要多元的、主体间的、原子论般的奠基。难道这样的奠基学说是人本主义的？是的，要是我们把任何“主体哲学”当作人本主义的话。但是人本主义以人的首要性为特征，而胡塞尔则对日常语言和日常生活中的“我”给予现象学“还原”（reduction）。他并不为人的要求作出哲学辩护，他关心的是要使哲学成为严格的科学。这样看来，唯心主义现象学不属于人本主义范畴。

第三，来源于现象学的“哲学人类学”的舍勒（M.Scheler）的反形式主义价值哲学强调人格是道德行动的中心，似乎同人本主义一致。但人格主义并不令人成为善和恶的尺度。有的人格主义者理解人格主义是人对于被还原为观念或事物层次作出经常性抗议并充分注视当代文化危机的哲学。人格主义旨趣的这种变化使它向人本主义方向靠近。但人格主义者仍然不甚重视个人定立其自身的能力，而更重视个人的善于容纳他人和向一个价值秩序的开放。所以人格主义还不是完全的人本主义。但流行于美国的人格主义或精神主义（spiritualism，以波士顿大学为中心）通常也被叫做人本主义。

第四，我们在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中找到了真正的、完全的人本主义。他的著作《有和无》是把现象学、存在哲学和人本主义冶于一炉的集中体现，是人本主义充分发展的表现。存在主义者断定：“在人的世界、人的主体性世界之外并无其他世界。”存在主义作为典型的人本主义是同自然主义不相容的。

第五，狄尔泰及其后继者的方法论解释学强调社会、人文科学要求对文本（text）或社会历史现象的理解，和自然科学采用一般规律来说明所研究现象显然不同。理解和说明是两种不同的科学方法。但自然主义则坚持科学方法的连续性，包括人在内的一切自然对象与现象都可应用一般规律给予科学说明，认为这才会获得真正的科学知识。这样，方法论解释学同自然主义是对立的。解释学在否认真理确定性这一点上也同认识论基础主义不相容。所以在整个哲学领域内，早期解释学可以说属于人本主义范畴，是同科学主义对立的。

三、反人本主义

大陆哲学，特别是法国哲学在60年代后期冒出反人本主义思潮，以关于为人本主义奠立基础问题的各种学说代替“主体哲学”。

在著名的德国社会学界的“方法论争论”（Methodenstreit）时期，认识论各派所提问题都以主体—客体的关系为要旨，意识“为客观性奠基”的工作即是这种关系。但海德格尔却指出：真正的基础研究是不能把这种关系作为根本的。基础研究是什么呢？是恢复现已遗忘的“存在”意义的研究。于是“我思”问题的地位降低了，被“存在是什么”问题所取代。当然这个问题是在我们自身之构成、亦即构成那在使用概念表达出存在的意义之前已领悟存在的人这个举动中先被察觉的，但我们之此—存在起初并不是意识到自己的经验主体；它不是笛卡尔、康德和胡塞尔的“我思”。这就是为什么海德格尔把它唤做“此在”—Dasein，不唤做“我”。它在存在中所属层次较之能知主体面对着所思客体的那个层次要低。这个问题海德格尔首先在《图像的时代》这篇论文中提出来，他说“我思故我在”不是一个超时间的或无预先假定的陈述。它是在一定时期作出的，那个时期科学自身作为一个可理解性模式正在出现，这个模式使我们在所构成表象中获得存在的东西（what—is）。这样，第一个预设便是客观化和表象过程，我们自称通过这个过程取得实在之充分知识乃是一个确定性经验，仅当在这样的客观性中寻找存在者时才出现科学知识的可能性。正是在客观性表象确实可靠的这个经验中我们成为主体。在笛卡尔那里，人成为第一个真正的主体、基础，同时也成为存在者本身所指向的中心。但此事之所以可能，仅仅因为世界已成为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一幅画像，一个形象。海德格尔指出，世界之成为一个形象和人之成为存在者中间的一个主体是同一回事，两个过程是缠在一起的：“世界愈益成为一个形象，人便愈益坚持自己是主体；世界愈益广泛和彻底地可作为被征服者被利用、愈益客观地呈现为对象，人便愈益主观起来，即愈益坚持己见，对世界的反思、世界的理论便愈益变成人的理论，变成人类学；无怪仅仅在世界成为一个形象的地方人本主义的影响日增。”〔1〕海德格尔还在《关于人本主义的书信》（1946年）中谴责任何停留于人这个存在者而不回溯到存在本身的哲学为欠缺基础的哲学。让我们弄清楚海德格尔的反人本主义。他要排除的显然不是对人作为最具价值的存在者的尊重，而是有些思想家要使这种尊重的伦理观附着于其上的主体形而上学。

笛卡尔由“我思”推导出“我在”；事实上，“我在”隐藏于已立为最高主体的“我思”里。但“我在”不再是一个命题，它本身仍是一个问题。因为“我”的意义隐藏着，“我是谁”这一问题最初被掩埋在不确定代名词“一个人”（one）的出现之中，在直接的自我知识的自命不凡之中，甚至在反思意识的幻象之中。因此，“此在”的分析不停地带着警醒的疑惑态度，不停地发问：“谁在那里？”海德格尔问道：要是“把‘我’作为给定的起点，万一存在分析（existentialanalysis）陷入此在本身所设的圈套，即以它自身的假明显的和假直接的解释的形式出现的圈套，又怎么办？”〔2〕这种怀疑表明对“谁在那里”这一问题的答复不能具有证据的价值，却只有解释的价值。这个价值本身以怎样解释在那里的这个人同世界以及同他人的关系而定。海德格尔以这种方式破除人本主义，并非为了要破坏伦理和政治赖以确立的基础，而是为了它们在非人类学的土地上更深和更可靠地建立它们的基础。

在法国对人本主义的人类学基础还有另一种攻击，不是从本体论立场发动，而是涉及人文科学中流行的可理解性模式问题。

20世纪初，德国哲学家狄尔泰相信适宜于人文科学的理解（understanding）模式同自然科学的说明（explanation）模式是对立的。因为我们所理解的首先是和原则上是以记号表达的他人心灵生活。这样，历史、社会学和语言学中含有的理解只能是我们在日常语言交际中的最初理解的扩充。因此理解是双重主观的，从一个主体到另一个主体。

现今由于语言学、心理分析和结构人类学的辉煌发展，另一种可理解性模式已在人文科学中占领主导地位。依照这种模式，理解不再和说明对立，对人类事实的掌握不再依靠自己或他人的意识。这是现在为哲学结构主义广泛采用的符号学模式（semiologicalmodel）。

符号学模式是对主体哲学的挑战，因为它从一个和主体的意向目的完全不同的观点来看意义问题。结构语言学有四个公设。第一个公设是语言和说话的分别；第二个公设是历时性从属于共时性的观点；第三个公设是把语言的实质（语音的和语义的）方面化简为形式的方面。语言被消除了内容，便不过是纯由它们之间的差异来下定义的记号系统。结构主义的任何假说的涵义，在第四个公设中确切地表明了：语言本质上是一个内部依赖关系的自动物（autonomousentity），即一个结构。〔3〕这最后一个公设可唤做记号系统封闭性公设，它概括了所有其他公设。这是向现象学提出最大挑战的公设。依照现象学，语言不是一个对象，而是一个媒介，我们用它或通过它使自己朝向实在；对事物有所讲谈，所说的一纵即逝，向它所说的东西流动；它超越自身并在一个指称事物的意向运动中确立自身。依照结构语言学，语言是自给自足的；它的一切差别都是内在的，而且它是先于说话主体的一个系统。这样我们就会明白符号学模式如何使某些哲学家开始走上蓄意反主观主义、反人本主义的方向了。语言自给自足，没有对象，它既不向它会指称的世界开放，也不向会给它注入活力、用它来谈世界的人开放；自我指向和世界指向同时不见了。

正是在这个时候，心理分析同语言学携起手来。它对主体哲学的攻击甚至更为激烈。它的矛头直指笛卡尔自信已给确定性找到牢靠的基础所在。弗洛伊德在构成整个意识场的意义景像下面深挖，暴露出那掩饰我们欲望的幻想与幻觉的作用。这样，说明以意识属性的暂时中止开场。它是不要求约简为意识而要意识被约简掉的反现象学。在他谈论“自我”、“本我”（Id）、“超我”的题目中，主体之被逐出又推进了一步。不仅自我的最深底层（Id）是无意识的，甚至最高层（超我）也是无意识的。换言之，无意识的特征不仅是被压抑的欲望具有的，而且是使来自社会权威（主要是双亲权威）的命令和规则深入我们内心的那个复杂过程本身具有的。

再谈关于语言学和结构人类学的合作，这种方法论重新组合的哲学含义非常重大。要是各种文化现象都被当作符号系统，个人实际经验对于文化现象便像说话主体对于语言现象一样成为不相干的。“人类学把社会生活看做其一切方面有机地相联系的一个系统。……人类学家试图构造模型的时候，基本的动机总是要发现社会生活的一切表现所具有的共同形式。”〔4〕亲属系统在这方面是一个范例。像语言系统一样，它们是心智在无意识层次上设计出的，所以心智并不是心理主体或先验主体特有的东西。在语言、亲属系统和构成社会的其他一切符号系统中工作的心智是同其创造物合为一体的。它就是制度本身，它就是文化。这是客观知识可能性要付出的代价：思想已经在事物中，在社会事实中。我们能够更进一步：如果心是结构，并且结构是在事物中，为什么不说心是一物呢？“既然心也是物，此物的功能在于把其他事物的性质告诉我们。”〔5〕这样，你就会明白为何斯特劳斯能够这样说：“人文科学的最终目的不是把人来构成，而是使人消失。”〔6〕

第四，上述对主体哲学的批评是从共时性的观点来看基础问题，是从历史抽象出来。但对主体哲学的批评亦可以是异时性的：即以不同方式去消除主体之构成世界的奢望，表明它忽视社会、文化系统的历史变迁以及它们的共时性结构。这就是福柯建立知识考古学的宗旨。它指出每一个知识域（叫做episteme）都有连贯的结构。这样在《词语和事物》一书（英译为《事物的秩序》，1970年）中所研究的三种实在事物——生活、工作、语言，它们在知识史的每一时期都构成一个系统，但由一时期到另一时期则是不连续的和变异的，“这些变异如此突然，以致排除知识的连续性和进步的任何观念……我们的现代性（modernity）是崭新的。这样，考古学抛弃历史，同时也否定那保证历史连续性的东西：由先天性构成的人性永恒性。”〔7〕

至于人本身，不过是在短暂的概念系统中一个正在消失的形象，一个有限物，仅在系统唤起他、为他提供根据和给予他特殊地位的那个时限内真正存在。人原是被笛卡尔哲学和人文科学升格为认识论的实体的。考古学认识论对人本主义的批评同海德格尔“世界画像时代”的批评是很近似的。

当今哲学思潮的根本对立是一方为主体哲学，另一方为系统理论。幸而最近一个时期，出现以这一或那一方式试图避免这种主体和系统之间的矛盾的研究。

第五，首先是在语言学中并且扩展到其他人文科学的对符号学模型的批评。主要受乔姆斯基的影响，结构主义的布拉格学派、日内瓦学派和哥本哈根学派共同构造一个新模型，按照这个转换语法模型，能力（competence）和表现（performance）之间的区别不同于语言和说话之间或系统和过程之间的区别。1965年《句法理论面面观》发表以后，乔姆斯基进一步把能力区分为语法能力和语义能力。一旦考虑到语言的意义方面，就有了一个较之索绪尔的“说话”丰富得多的言谈（discourse）概念了。索绪尔的“说话”流于变成所有和任何说话者对语言系统偶然地有所履行。作为言谈基础的单位是语句，它不能还原为语言单位的记号。言谈存在于作出论断的行为，这是不能还原为一个系统的记号中间的差别和反对关系的。它必定要指称某些东西，一个世界，也要指称一个说话者，他使用人称代名词来表示他正在讲话。最后，言谈还提到一个对话者：听众。但不仅说话主体的概念被如此处理，系统哲学使之实体化的讯号系统本身也趋于多样化。所谓说话者有口语能力便意味着他们有能力在信号中间进行辨别，在适当时机在一定情况下选择出适当信号。这样说话者晓得语言模型中的变异、区别和改变。所以言谈理论开辟对说话主体的新探讨。一方面是Jakobson、乔姆斯基的严格的语言学分析，另一方面是语言行为（speech—act）理论的哲学分析都向这一途径会合。这些对言谈的分析要求系统和说话主体概念作出平行的相关的修正。

解释学也指出同一方向。人只有靠解释他的潜藏于文献和文化中的人性记号来理解自己。这一想法要求主体概念的根本变革不亚于文本的变革。一方面解释行为所蕴涵的个人自己的间接理解便否认了建立于“我思”之上的一种哲学的直觉主义，并且证明它自己的意义依赖于它在自身之外所理解的意义。另一方面，文本的理解并不以发现其结构由以组成的那些记号为满足，却以把它所指向的世界的形象、存在的方式显露出来而告终。但这一显露又不过是主体遭到废黜的副本，这主体要兜圈子地经由世界的记号来理解自己。这样解释学圆圈便标明系统概念和主体概念的同时抛弃。

以上各种反人本主义，特别是结构主义，坚持科学和意识形态之间的“认识论断裂”，把人本主义贬谪于意识形态领域。结构主义乃当代科学主义的典型，同人本主义是不相容的。海德格尔的解释学和福柯的后结构主义则既反对人本主义，也反对科学主义。

目前有两个途径可以解决人本主义同科学理论的两难困境。其一是返回到梅洛庞蒂的立场：重新掌握在较低于任何理论或实际行为的层次上人和世界的契合这个观念。Dufrenne指出：人的哲学必须承认人同世界相关联是人的特权。但依照梅洛庞蒂的最后哲学，人不再是构造一切客观性的主体。在他未曾构成对象之前，他就已受尽世界的折磨。与此相应，论域不再是自足的。“那描述世界的观念外衣，是染着毒血的衣服，所有真理的纤维把它粘附在世界上，仅仅因为世界把自己的量度尺寸给了人，人才会织造出这些服装。”〔8〕这样，理论系统之不再本身自足，正如人不再是意义的给予者。必须戳穿双方的狂妄自负，才能够找到主体与客体原来的相互关系。

有人提出另一途径：接受人本主义和科学理论之间的整个分离，但并不因而把人本主义贬谪于意识形态领域。这样可以承认一切归于理论、系统，仅仅为了保留最主要的东西：“他人”，他的脸孔，他的言谈。但这被置于总体之外的东西并不是主体哲学的构成性“我思”，它甚至不是“我”而是“你”。并且我的最初出现不是主格的“I”，而是宾格的“me”，由于同他人靠近而有责任心。既然是这样，形而上学的唯一可能形式便是伦理学。伦理学本身起源于我发现自己处于最易受责难的情况中之时——被当作他人的人质的状态。

这样，当代哲学受对主体哲学的批评所鼓舞，以各种不同方式试图创造性地架桥连接无一个主体的系统和一个没有真理的主体之间的鸿沟；或则放弃以根本改变对立的关系为代价在较高的综合中调合双方的想法，局限于对这种冲突的不能解决的特性进行反思。在这个困境中，人本主义别无选择，不得不承认自身未奠立基础——有如一个赌注或者一个口号。

四、现代西方哲学的两根主线

从上面所述看来，现代西方哲学并非只有黑白分明的“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两条线，而是五光十色，斑驳多彩。以人本主义作中心而论，一方面有当代人本主义所反对的基础主义认识论和自然主义哲学；另一方面有或从本体论或从方法论角度攻击人本主义的各个学派，还有既反对人本主义也反对科学主义的解释学，最后有试图协调主体和世界，从而避免两难处境的新方向。这样单纯地看到所谓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对立，远远不够准确和全面。仅就有较大影响的学派来说，情况是相当复杂的。

但就现代哲学思潮而论，是否有两根或三根主线呢？也许我们习惯上听到的关于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对立是指两根主线的平行发展或相互反对吧？我觉得把各派主张进行分析，从而归结为两种或三种思潮是可行的。但用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来称谓，并且认为两者根本对立、互不相容，便很不恰当。现在略谈这个问题。

现代西方哲学的分野决定于合理性的两个类型或两种模式。其一是批评的、反思的和分析的合理性，其他是思辨的、创新的和综合的合理性。这样，贯穿于西方现代的两大思潮，大致相当于康德谈到的两种哲学。康德就笛卡尔的“我思”问题反复提问四次：什么是我能够知道的？什么是我必须做的？什么是我可以希望的？什么是人？由康德的第一问题导出关于世界的哲学，由其他三个问题导出关于人的哲学。前者对知识进行批评的反思，后者对人的行动作思辨的探索。关于世界的哲学和第一个合理性模式对应，可以叫做“理性和真理的哲学”；关于人的哲学和第二个合理性模式相符，可以叫做“自由和价值的哲学”。这两种哲学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平行发展，是相反相成的两大思潮，是贯穿整个现代哲学史的两根主线。为了解答关于人本主义的争论，现在仅就人的哲学的起源和发展简单地回顾一下。

从笛卡尔提出“我是谁”的问题开始，批评反思的哲学越来越占重要地位；思辨综合的哲学直到19世纪、20世纪之交才逐渐显出其重大意义。

笛卡尔的“我”是普遍的非历史性的主体，“我”是任何地域、任何时间的每个人。真正的现代主体（modernsubject）和个人有别。在主体那里，意志代替思维、判断代替概念、行动代替知识成为首要的和中心的能力、力量。这一主体成了万物的尺度，于是当代人本主义诞生了。它来源于人性的本体论研究。

英美分析哲学以研究知识问题为主，其对行动问题、人性问题的研究所用方法亦和知识论类似，例如语言行为理论和心智哲学（philosophyofmind）。大陆思辨哲学对行动问题的研究方法来源于康德、黑格尔、克尔凯郭尔和尼采，一直延续到胡塞尔的现象学和萨特的存在主义。它所探索的问题是：人的自由必须有何种类型的存在，以便决策和负责任之类的现象成为可能？这是对自由问题的本体论研究。康德首先提出“实践理性批判”的观念：我知道我是自由的，因为我晓得我的责任，反过来说，我能够尽责，因为我是自由的。这是道德的两个基础：本体论的和认识论的；也是对伦理问题的两个研究方法。但当代几乎没有任何哲学家接受康德关于道德律可以约简为空洞的普遍形式这个观点。现代哲学不仅继承黑格尔对康德形式主义的批判，而且赞同他关于在一般的法律、经济、政治以及其他实践活动的环境中恢复道德责任的原位这个主张。这就同时给予自由概念一个具体内容了。于是黑格尔哲学开辟了到现象描述方法的道路。但黑格尔所设想的人是一切实在对之最终都是合理的，正如一切合理性的意义最终是那已成为实在的或即将实现者。对此持异议的是克尔凯郭尔的个人（individuals）。这抗议的回声直到今天还在哲学核心中间引起共鸣。不过，克尔凯郭尔并不完全抛弃黑格尔的中心观念，即自由之实现是随人的制度之日益丰富而进步的渐进过程。的确，他的人生阶段——美学的、伦理的和宗教的阶段——就是自由的发展阶段，其中每一阶段都呈现自由和价值的某种相互关联。但此一阶段和次一阶段之间欠缺媒介，并不连续。存在主义者由克尔凯郭尔得来的恰恰是这个由必然界域到自由的“飞跃”中所含有的“非理性”因素。

最后，当代哲学继承了尼采按照价值概念对这个问题的表述。尼采由经济学借用这个概念，把它普遍化，以表示一切源出意志的评价活动的东西。价值概念的这个表述并不限于简单地改变一词的用法，因为以评价能力来代替康德的最高命令，尼采就把意志置于一个同指令与遵从完全不同的关联中了。依尼采看，意志远远不是单纯地接受道德律的要求，它创造它自己的评价，并且代表这个权力的中心，实行权力意志的权力。意志的控制权和统治恰恰在于它有能力改变其价值的次序。自此以后，自由与价值的哲学就成为使价值的级别同意志的强弱程度相关的哲学：准确地说，意志哲学的特征在于应用系统怀疑或猜测方法源出于传统形而上学，尤其源出柏拉图主义和基督教之融合的价值体系，这种方法把一切道德唯心论当做意志薄弱的症候。而尼采的谱系学就是揭穿以所谓“优等的”、“超验的”和精神的主张所掩饰的意志薄弱的特殊方法。因此尼采哲学就以谱系学观点使康德的批判、黑格尔的辩证法和克尔凯郭尔的阶段哲学臻于完善。它不仅加强继承黑格尔的哲学方法的现象学描述性，而且进一步开辟了把这个现象学改造为解释学，换言之，改造为解释的理论的道路。尼采以系统的怀疑回应克尔凯郭尔的个人的呼吁。这样，除现代哲学所依赖的合理性的两个类型之外，还添加两大“例外”（雅斯贝尔斯语）的侵蚀作用。

五、简短的结论

关于现代西方哲学中所谓“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相对立或平分秋色的理解是不恰当的。因为，首先，“科学主义”是贬义词；其次，人本主义一词，上面已经指出，是多义的。但要是对于这两种思潮对立或并行不悖局面有正确理解，所指的应是“理性和真理的哲学”与“自由和价值的哲学”，而非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这才是贯穿整个现代哲学的两大思潮或两根主线。前者可简称知识哲学，后者可简称行动哲学。因为分析的语言哲学和心智哲学可包括在广义的知识哲学之内，而非分析的大陆语言哲学和价值哲学则可包括在广义的行动哲学之内。在知识哲学和行动哲学中都有人本主义和反人本主义思潮。

人本主义既可以同科学主义结合或相容（如实用主义，甚至逻辑实证主义就其重视人的尊严和价值而论并非反人本主义，虽然它反对主体哲学），也可反对科学主义（如存在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反人本主义既可以是典型的科学主义（如结构主义），亦可反对科学主义（如海德格尔和后结构主义）。这一错综复杂表明根本对立或平分秋色论的不恰当。

人本主义和反人本主义的对立、不相容的后果是主体或自我和世界或文化的两分和隔离。这个矛盾的解决和两者原有相互关系的恢复是近来出现的哲学思潮力图解决的问题，这是十分可喜的。这一倾向将会发展为21世纪最重要的哲学思潮。尽管如此，在这种较新思潮中“自我”或主体的意义已经改变，不复是自笛卡尔到罗素哲学中的主体，因而17—20世纪前半叶的“现代主体”（福柯语）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哲学系）

责任编辑：朱葆伟“有”版权所

注：

〔1〕海德格尔：《迷路》，FrankfortamMain，1950年版，第85—86页。

〔2〕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英译本，1967年版，第25节。

〔3〕参见Hjelmslev著《结构语言学》，1970年再版本。

〔4〕〔5〕〔6〕利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第17章，英译本第365页；248页附注；第247页。

科学主义范文第9篇

【摘&nbs……

1引起图书馆学研究者困惑的探讨

新世纪伊始，黄俊贵先生的《丑陋的图书馆学》一文打破学界往日的沉寂，反响激烈，已超出当初定位于“文化沙龙”的想象，以富有学术性和思想性而备受图书馆学研究者的青睐〔1〕。程焕文、罗德运、程亚男、储流杰、阎立中、鲍振西等先生先后继续在此“沙龙”和其它刊物上展开讨论，发表了许多论文或感想。与此同时，图书馆学的两个专业网站，《大学图书馆学报》的《沙龙》（/xuebao）和图书馆学读者的《寒网》（）的部分网友以自立题目《图书馆及其理论体系是科学，还是伪科学？》展开学术探讨。图书馆学界出现了近年来少有的百家争鸣。颇为有趣的是，这次学术探讨涉及到与科学主义有关的问题。按照黑格尔的认识论，人之认识有感性、知性和理性三个不同的层次，这样的探讨无疑是“精神的高消费”，是哲学层面上的反思、批判活动。

这里所说的图书馆函数及其理论体系就是抽象图书馆学的主要内容之一。它的作者叶鹰先生已多次表述了自己建立抽象图书馆学的目的和意义：“希望抽象图书馆学的思考和方法能为当代图书馆学理论注入生机和活力，使图书馆学走上精密科学的发展道路。〔2〕”近期，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他的同样观点：“能否像精密科学那样用一个模型或一组方程把图书馆学的核心理论统一表达出来？并通过对模型进行分析或对方程进行求解来统一研究包括传统图书馆和现代图书馆在内的图书馆学？”〔3〕

这种思想首先受到黄俊贵先生的质疑。在《丑陋的图书馆学》一文中，他是这样对“抽象图书馆理论”提出疑义的，我们把它摘录如下：“有人对国外有代表性的传统图书馆学的著作归纳为‘面向过程’、‘面向实体’、‘定性向导’，进而提出实行当代转换——‘从具体到抽象’、‘从定性到定量’，主张采用精确数学方程式，以抽象图书馆学理论，并用了不少数学方程式，以达到图书馆学理论抽象化的目的。与此同时，还主张采用逻辑方法、计算机方法以逻辑建构、仿真建构。（见《中国图书馆学报》2000年2期，《传统图书馆学的当代转换》一文）本人粗懂数学，对如故弄玄虚异常反感，认为既不必要，亦不科学。因为这种表述对一般图书情报专业人员纯属‘对牛弹琴’，再者科学也不能以简单的数学公式去诠释。为此，我还特别去请教学术专家（曾从事过图书馆工作），结果博得冷笑，谓曰：‘这不是理论，也代替不了理论；数学不是万能的，方程式不应该作为图书馆学论文的主要内容。’”…“在许多刊物上不时可以发现所谓‘图书馆函数’、‘图书馆方程’的玄文，如果出于‘百家齐放’，引发争鸣也应该让专业人员都能看懂，我真怀疑编辑在审稿时是否真读懂了，还是被它的虚玄迷惑了。”，“有人提出图书馆的所谓‘新思维’，立论‘图书馆是有序化信息相对集中的时空’，要实现‘无馆舍、无藏书、无馆员’的‘三无图书馆’。这真是无稽之谈。如此做秀行为已普遍为同仁不齿。”

在随后的文章中，黄俊贵先生对此又做了更趋于理性的探讨：“有人热衷数学方法，把统计数据视为概括规律的惟一方式，诚然，我们应该肯定定量研究确实是现代科学研究方法的一个特点，但如果把它强调到绝对化，以它作为优于一切的方法，试用数学方法去代替甚至取消逻辑和哲学的方法，显然是不妥的。”〔4〕

在网络上，部分网友认为“图书馆函数是浮躁的”，“图书馆函数是图书馆学皇帝的新装”，“图书馆函数和图书馆方程怪异”，“图书馆函数与图书馆实践无关”，“此数学模型是有问题的”，也有人认为“它是科学主义的布道”，也有的采取类比的方法对抽象图书馆理论质疑，如“难道我们还需要出一个反恐函数吗？”，“我们能用高等数学来证明共产主义一定实现吗？”

这次学术争鸣是一种正常的学术活动，应该得到肯定。然而，事情往往并不是这么简单。这些理论和见解带给我们图书馆学研究者太多的困惑。我们迫切需要问题的答案。我们都掉入了概念和问题的海洋里。这次大探讨涉及到“信息”、“信息科学”、“科学”、“玄学”，“数理逻辑”，“图书馆函数”，“图书馆方程”，“图书馆函数是否正确？”，“数理逻辑是否是万能的？”，“图书馆学的划界标准”，“图书馆学如何规范？”等概念和问题。

这样的问题不仅是图书馆学界这个圈子里的问题，还是整个学术界比较关注的一个跨学科的大问题。我们仅仅依靠对图书馆学经典的深度理解与诠释，无法解决这一难题。我们也不应该重新陷入一大堆旧材料中，仍去墨守传统的研究方法，而应积极学习和利用其它学科的知识，寻求有益的启示。我们需要从中外已有的智慧宝库中汲取精神营养，从思想阅读中获取研究的力量。经过争鸣与反思，我们发现在反对抽象图书馆学理论中，有许多理性不足的地方。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完全可以把许多简单、幼稚的批判给排除掉，抽象图书馆学绝对不是他们认为的“浮躁问题”。许多图书馆学研究者有了可贵的觉醒，黄俊贵先生后来就曾倡导“图书馆学需要哲学”〔5〕。图书馆学和科学技术哲学对这一问题有共同的志趣，我们可以通过学习科学技术哲学，探讨两门学科共同关心的问题。对这样的问题研究，要求研究者既要有很好的自然科学素养，又要有扎实的图书馆学本专业基础和丰富的其它社会科学知识。因此，面对一个既为阳春白雪，又为大众图书馆学研究者普遍关注的难题，我们的能力是有限的，希望能做一次有益于图书馆学发展的探讨。

2科学主义及其图书馆学研究者对它的质疑

概念界定模糊，就会引起争议。所以，一般哲学工作者在论述“科学”与“人文”两者关系之前先定义这两个概念，尤其在两者深刻关联的时代更应如此。但问题也非如此简单，诚如吴国盛先生所言“概念有待澄清”，“回到概念问题”〔6〕。本人倾向于刘大椿先生的“关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界定”〔7〕，因而，本文所指的科学是指科学的本源意义，即与人文学科相对的自然科学。也许，我们从来就没有听说过图书馆学中存在一个叫做“科学主义图书馆学”这样一个独立的学派或分支，一般人也不会承认自己是科学主义者。但科学主义取向的图书馆学研究很有市场。

科学主义在图书馆学出现，有其历史和时代背景。尽管人们对斯诺命题〔8〕有各种疑问，但是这一富有挑战意义的问题是难以回避的。“科玄之战”〔9〕称得上是“斯诺命题”的一个典型案例。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我们又置身于和20世纪初如此相似的语境中。当初的“科玄之战”的一边倒的胜利，使当时的知识分子对科学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胡适这样描述人们的科学主义倾向的：“近三十年来，有一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得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10〕。直到今天，科学一词在大众话语体系中常常代表“正确、高明、有效”，科学仍然是价值与观念的代言人，科学的“标签”和反科学的“帽子”满天飞。在学术界，科学主义思想仍在不断地扩张。

“科学主义产生于自启蒙主义，成于实证主义，是建立在牛顿范式的科学之上的一种思想观念。长期以来成为主流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1〕”。持科学主义观点者认为科学是万能的，或者说，是潜在万能的。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分析它。

在价值层面上，持科学主义观点者认为科学是真理，是正确的乃至惟一正确的知识，相信科学知识是至高无上的知识体系，进而，过多地赋予科学与技术价值层面上的意义。在方法论上，将自然科学的方法和语言，盲目摹仿和不经辩护地转移到人类的社会研究中，也就是说，持科学主义观点者认为科学方法是普遍有效的，而且也可用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科学主义坚持自然科学的定位，主张以实验、实证、定量研究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科学。经验化、客观化和数量化是科学主义的基本原则，其哲学基础是实体还原论、机械决定论和逻辑实证主义。对作为技术根源的科学理论，特别是基础理论持虚无主义态度。过分强调技术的价值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技术的理性标准。坚持科学主义观点的人相信一切的社会问题都可以通过技术的发展而得到解决，从而，无视或忽视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和文化传统对技术的反作用。他们认为科学技术所导致的社会问题是暂时的，偶然的，是前进中的失误，是能够通过科学与技术的发展而得到解决的。

科学主义在哲学、经济学、管理学、历史、政治、美术等领域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质疑，比如，科学主义心理学已受到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的质疑〔12〕。文学界也有的学者提出“‘新工具革命’不是文学的灵丹妙药”〔13〕。科学主义当然也受到很多图书馆学研究者的批判。图书馆学界为了捍卫图书馆事业的尊严，也不断地反对科学崇拜、技术崇拜。黄俊贵先生对科学主义思想的质疑，也就不足为怪了。从抽象图书馆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上，我们不难发现它的科学主义思想。

这种思想在图书馆学界很有影响。比如，有人认为：“强调和强化实证主义的方法范式在定性与定量研究方向，大力弘扬文献计量学这类图书情报界独有的方法，更多地借鉴数学的方法、统计的方法，合理移植与图书馆的社会功能研究相关的、有效的其它方法，也许能使我们的图书馆学研究尽快地走出假象的误区，步入学科发展的正常轨道”〔14〕。许多成果也或多或少地透露这种思想，尤其是许多图书馆学理论批评者盲目拿西方的科学范式来评价图书馆学，殊不知这些西方的范式主要是自然科学的范式。又比如，图书馆学五定律，图书馆哲学定律，人文图书馆学哲学五定律〔15〕的思想。当然，“图书馆学五定律”存在翻译问题，他们用物理学中的“定律”来代替哲学的“原理”。这些定律的元素中有人，如作者认为是人文的，那它的意义必然与精神层面相关，这种做法看似强调了所提出的观点，但由于借用了“定律”，反而使人对这样的“定律”疑窦丛生。这种做法并不是“用词语包装的问题”，而是利用了图书馆学者喜欢的语境来获得认同。图书馆学研究不遵守哲学的一般规范，是让人难以理解的。

在图书馆学论文中，许多人经常应用西方未来学家的名言“计算不只和计算机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这正说明部分图书馆人在迎合科学主义。〔16〕

期刊中，还不难发现诸如ontology，纳米图书馆，图书疗法，图书馆力等等新提法。这些东西“雷声”大，与图书馆关系没有多大。

有人号称他提供的信息为企业节省了数十万元，这种消息真假实在难辩。严格地说，应该是这种信息有利于企业节省数十万元。

当商业炒作的图书《学习的革命》粉墨登场时，图书馆人却为之欢呼〔17，18〕而事实上，这类书是科学神话的畸形产物。这种不应该出现的现象却在以书为“根”的图书馆学中出现，难免不让人深思。它产生的根本原因，除了我们图书馆研究者科学精神不足外，就是人们太相信它所谓的“科学的方法”，相信它“一个星期学会一门外语…”的科学神话。

图书馆学者相信网络神话大有人在，甚至相信图书馆馆长将来由CEO代替。随便什么文章都要提及“网络”，与“网络”联系起来，实有“拉大旗做虎皮”之嫌。何阳的点子公司被图书馆人欣赏〔19〕，不幸的是何阳却因诈骗入狱。这就是我们对信息科学没有个正确认识的结果。

“一个数字图书馆，半壁江山”〔20〕，就是图书馆人对无条件研究数字图书馆，而轻易上马者的无情讽刺。

图书馆单向度发展的趋势十分明显〔21〕。图书馆学界有人把读者想象成全是知识精英，认为图书馆事业服务的对象都是科学人，认为图书馆人应该是专家身份，不自觉地将自己打扮成专业人员或某个学术专业的从业人员。还有人用“科学”或“技术”来为图书馆人编制许多美丽的梦幻。图书馆学界依然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图书馆学除了弘扬科学精神外，还应以关注生命尊严，关注生命的真美为自己的本命。我们看看我们的期刊吧，疯狂地宣泄人们的技术激情，反倒是研究读书文化的文章很少见诸于版面。

3正确认识图书馆学中的科学主义思潮

科学主义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的质疑，也越来越感到自己的危机。在反对科学主义的讨论中，许多图书馆学研究者认为它的危机是由于人文学者的质疑造成的。我们认为，这并不是根本原因。

图书馆学中科学主义思想的危机的根源主要是其自身。由于图书馆学缺乏独自的研究对象、独立的概念体系、独特的研究方法，所以，科学主义将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定为信息，也不过是自己的一厢情愿。图书馆学隐含地定位成自然科学，才是它危机的根源。将图书馆学向精密科学的努力心愿是好的，但却是不可能的。现代图书馆学是一个学科群，图书馆学既有科学的研究，又有人文的研究。有人戏称“图书馆学是上帝之学”，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科学主义是只见信息不见人，“人”不过是标有刻度的“木偶”。这些科学主义沉迷于结构优美的逻辑演绎中，无情地抛弃了人们的非理性世界，从而成为“黑板图书馆学”。这些科学主义理论由于没有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理论，所以，他们一方面拒斥形而上学，一方面自己仍然逃脱不了成为形而上学的厄运。这才是其致命的弱点。

我们还可以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没有物理学本土化问题，数学本土化问题？却有图书馆学本土化问题。物理学研究者从来就不考虑哪些是中国物理要解决的问题，哪些是美国物理要解决的问题。而图书馆学就不一样了，它是在特定社会文化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图书馆事业出现的文化的多元性，文化取向是“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来自实践的批判是最有利的批判。实践是图书馆学的最大价值取向。创新是图书馆学的生命力。在图书馆事业的实践中，许多科学主义的东西离图书馆所在的现实越来越远，从而成为纸上的数据和公式。许多科学主义的理论成了怪异的理论，在图书馆学和馆员之间树立起一道藩篱，当然，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我们可以思考，有没有“科学的爱情”，“科学的道德”，“科学的意识形态”？实践中，来图书馆的人不一定都是理性的人，知识的人，还有普通大众。许多图书馆学研究者利用数学方法，通过交叉科学研究取得了诸如引文分析法等理论成果，这些都是图书馆学的进步，在社会上也被广泛应用。但人们也不断发现这些核心期刊表在不断地被人误用。也就是说，核心期刊表是有一定的应用范围的，也有自身的弱点——就是它代替不了专家的意见。

我们要恰当地反对科学主义，不能把科学主义与自然科学，科学主义与科学精神相提并论，更不能把“反对科学主义”看成是“反科学”。我们也不能无原则地反对把物理和数学逻辑应用到图书馆学中，也没有反对技术研究，而是反对试图把图书馆引入精密科学的科学主义思想。

图书馆人在反对科学主义过程中会遇到各种不同的意见，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其一，有人认为反对科学主义不利于图书馆学的科学化建设，会说“图书馆学就是因为科学性不强，还不是真正意义的科学，没有必要反对科学主义”。我们认为科学性和科学主义是两个概念，科学精神与科学主义更不相同。正因为图书馆学的科学性不强，图书馆研究者的科学精神不够，许多图书馆学研究者才会对科学技术寄于厚望，才对科学迷信，对技术崇拜。反对科学主义，正是为了弘扬科学的理性精神，尊重科学。

其二，许多批判的理性不足，反而受到科学主义的反击。图书馆学界对科学主义的批判存在许多问题，比如，许多具有人文主义思想的学者对科学主义进行了批判，但没有从科学主义的自身逻辑和实践找出问题的实质所在，用“图书馆人看不懂”作为依据，也出现了非学术的语言，显然容易遭到反批判，有人就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没有几人能看懂”这样的理由拒斥人们的批判，也有人用“曲高和寡”对人们的批判搪塞。又比如，有的学者用后现代主义思想来对科学进行所谓的结构与消解，甚至盲目地攻击科学与技术本身，否定科学的理性价值。再比如，许多人只管批评，不管建设。这些在现代化建设的今天肯定是行不通的，与与时俱进、创新的理论研究的宗旨相违背。综合这几方面的原因，我们有必要正确地认识科学主义的。

用科学的技能，哲学的思维，人文的价值，构建健全的图书馆学体系，服务于图书馆事业。〔22〕

【参考文献】

〔1〕黄俊贵.丑陋的图书馆学〔J〕.图书与情报，2000，（2）.

〔2〕叶鹰.抽象图书馆学的理念与方法〔J〕.中国图书馆学报，1999，（3）.

〔3〕叶鹰.抽象图书馆学的分析化〔J〕.中国图书馆学报，2002，（6）.

〔4〕黄俊贵.图书馆需要哲学〔J〕.图书与情报，2001，（2）.

〔5〕同上.

〔6〕http.//.

〔7〕刘大椿.关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界定〔N〕.中华读书报，2002-12-23.

〔8〕斯诺（英）著，纪树立译〔M〕.上海：三联书店，1994.

〔9〕郁振华.形上的智慧何以可能？〔M〕.上海：华东大学出版社，2000，10.

〔10〕胡适.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M〕.上海：华东大学出版社，1981，22

〔11〕柯文惠.对科学文化的若干认识〔N〕.光明日报，2002-12-28.

〔12〕陈京军，陈功.科学主义心理学的危机〔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2，（4）.

〔13〕罗云锋.“新工具革命”不是文学的灵丹妙药〔N〕.2002-1-13.

〔14〕王正兴.网络时代图书馆学研究批评〔J〕.图书情报工作，2002，（11）.

〔15〕蒋永富.人文图书馆学五定律〔J〕.图书情报工作，2002，（2）：11.

〔16〕陈业奎.科学主义的布道〔J〕.江苏图书馆学报，2002，（4）.

〔17〕赵其庄.革命·时代·方法——评《学习的革命》〔J〕.山东图书馆季刊，1999，（1）.

〔18〕庄红雨等.《学习的革命》大家谈〔J〕.山东图书馆季刊，1999，（1）.

〔19〕吴清.论知识经济时代的图书馆〔J〕.河南图书馆学刊，2000，（2）.

〔20〕.

〔21〕陈业奎.质疑图书馆学的单向度发展〔J〕.情报资料工作，2002，（3）.

科学主义范文第10篇

【摘&nbs……

1　引起图书馆学研究者困惑的探讨

新世纪伊始，黄俊贵先生的《丑陋的图书馆学》一文打破学界往日的沉寂，反响激烈，已超出当初定位于“文化沙龙”的想象，以富有学术性和思想性而备受图书馆学研究者的青睐〔1〕。程焕文、罗德运、程亚男、储流杰、阎立中、鲍振西等先生先后继续在此“沙龙”和其它刊物上展开讨论，发表了许多论文或感想。与此同时，图书馆学的两个专业网站，《大学图书馆学报》的《沙龙》（/xuebao）和图书馆学读者的《寒网》（）的部分网友以自立题目《图书馆及其理论体系是科学，还是伪科学？》展开学术探讨。图书馆学界出现了近年来少有的百家争鸣。颇为有趣的是，这次学术探讨涉及到与科学主义有关的问题。按照黑格尔的认识论，人之认识有感性、知性和理性三个不同的层次，这样的探讨无疑是“精神的高消费”，是哲学层面上的反思、批判活动。

这里所说的图书馆函数及其理论体系就是抽象图书馆学的主要内容之一。它的作者叶鹰先生已多次表述了自己建立抽象图书馆学的目的和意义：“希望抽象图书馆学的思考和方法能为当代图书馆学理论注入生机和活力，使图书馆学走上精密科学的发展道路。〔2〕”近期，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他的同样观点：“能否像精密科学那样用一个模型或一组方程把图书馆学的核心理论统一表达出来？并通过对模型进行分析或对方程进行求解来统一研究包括传统图书馆和现代图书馆在内的图书馆学？”〔3〕

这种思想首先受到黄俊贵先生的质疑。在《丑陋的图书馆学》一文中，他是这样对“抽象图书馆理论”提出疑义的，我们把它摘录如下：“有人对国外有代表性的传统图书馆学的著作归纳为‘面向过程’、‘面向实体’、‘定性向导’，进而提出实行当代转换——‘从具体到抽象’、‘从定性到定量’，主张采用精确数学方程式，以抽象图书馆学理论，并用了不少数学方程式，以达到图书馆学理论抽象化的目的。与此同时，还主张采用逻辑方法、计算机方法以逻辑建构、仿真建构。（见《中国图书馆学报》2000年2期，《传统图书馆学的当代转换》一文）本人粗懂数学，对如故弄玄虚异常反感，认为既不必要，亦不科学。因为这种表述对一般图书情报专业人员纯属‘对牛弹琴’，再者科学也不能以简单的数学公式去诠释。为此，我还特别去请教学术专家（曾从事过图书馆工作），结果博得冷笑，谓曰：‘这不是理论，也代替不了理论；数学不是万能的，方程式不应该作为图书馆学论文的主要内容。’”…“在许多刊物上不时可以发现所谓‘图书馆函数’、‘图书馆方程’的玄文，如果出于‘百家齐放’，引发争鸣也应该让专业人员都能看懂，我真怀疑编辑在审稿时是否真读懂了，还是被它的虚玄迷惑了。”，“有人提出图书馆的所谓‘新思维’，立论‘图书馆是有序化信息相对集中的时空’，要实现‘无馆舍、无藏书、无馆员’的‘三无图书馆’。这真是无稽之谈。如此做秀行为已普遍为同仁不齿。”

在随后的文章中，黄俊贵先生对此又做了更趋于理性的探讨：“有人热衷数学方法，把统计数据视为概括规律的惟一方式，诚然，我们应该肯定定量研究确实是现代科学研究方法的一个特点，但如果把它强调到绝对化，以它作为优于一切的方法，试用数学方法去代替甚至取消逻辑和哲学的方法，显然是不妥的。”〔4〕

在网络上，部分网友认为“图书馆函数是浮躁的”，“图书馆函数是图书馆学皇帝的新装”，“图书馆函数和图书馆方程怪异”，“图书馆函数与图书馆实践无关”，“此数学模型是有问题的”，也有人认为“它是科学主义的布道”，也有的采取类比的方法对抽象图书馆理论质疑，如“难道我们还需要出一个反恐函数吗？”，“我们能用高等数学来证明共产主义一定实现吗？”

这次学术争鸣是一种正常的学术活动，应该得到肯定。然而，事情往往并不是这么简单。这些理论和见解带给我们图书馆学研究者太多的困惑。我们迫切需要问题的答案。我们都掉入了概念和问题的海洋里。这次大探讨涉及到“信息”、“信息科学”、“科学”、“玄学”，“数理逻辑”，“图书馆函数”，“图书馆方程”，“图书馆函数是否正确？”，“数理逻辑是否是万能的？”，“图书馆学的划界标准”，“图书馆学如何规范？”等概念和问题。

这样的问题不仅是图书馆学界这个圈子里的问题，还是整个学术界比较关注的一个跨学科的大问题。我们仅仅依靠对图书馆学经典的深度理解与诠释，无法解决这一难题。我们也不应该重新陷入一大堆旧材料中，仍去墨守传统的研究方法，而应积极学习和利用其它学科的知识，寻求有益的启示。我们需要从中外已有的智慧宝库中汲取精神营养，从思想阅读中获取研究的力量。经过争鸣与反思，我们发现在反对抽象图书馆学理论中，有许多理性不足的地方。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完全可以把许多简单、幼稚的批判给排除掉，抽象图书馆学绝对不是他们认为的“浮躁问题”。许多图书馆学研究者有了可贵的觉醒，黄俊贵先生后来就曾倡导“图书馆学需要哲学”〔5〕。图书馆学和科学技术哲学对这一问题有共同的志趣，我们可以通过学习科学技术哲学，探讨两门学科共同关心的问题。对这样的问题研究，要求研究者既要有很好的自然科学素养，又要有扎实的图书馆学本专业基础和丰富的其它社会科学知识。因此，面对一个既为阳春白雪，又为大众图书馆学研究者普遍关注的难题，我们的能力是有限的，希望能做一次有益于图书馆学发展的探讨。

2　科学主义及其图书馆学研究者对它的质疑

概念界定模糊，就会引起争议。所以，一般哲学工作者在论述“科学”与“人文”两者关系之前先定义这两个概念，尤其在两者深刻关联的时代更应如此。但问题也非如此简单，诚如吴国盛先生所言“概念有待澄清”，“回到概念问题”〔6〕。本人倾向于刘大椿先生的“关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界定”〔7〕，因而，本文所指的科学是指科学的本源意义，即与人文学科相对的自然科学。也许，我们从来就没有听说过图书馆学中存在一个叫做“科学主义图书馆学”这样一个独立的学派或分支，一般人也不会承认自己是科学主义者。但科学主义取向的图书馆学研究很有市场。

科学主义在图书馆学出现，有其历史和时代背景。尽管人们对斯诺命题〔8〕有各种疑问，但是这一富有挑战意义的问题是难以回避的。“科玄之战”〔9〕称得上是“斯诺命题”的一个典型案例。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我们又置身于和20世纪初如此相似的语境中。当初的“科玄之战”的一边倒的胜利，使当时的知识分子对科学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胡适这样描述人们的科学主义倾向的：“近三十年来，有一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得与不 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10〕。直到今天，科学一词在大众话语体系中常常代表“正确、高明、有效”，科学仍然是价值与观念的代言人，科学的“标签”和反科学的“帽子”满天飞。在学术界，科学主义思想仍在不断地扩张。

“科学主义产生于自启蒙主义，成于实证主义，是建立在牛顿范式的科学之上的一种思想观念。长期以来成为主流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1〕”。持科学主义观点者认为科学是万能的，或者说，是潜在万能的。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分析它。

在价值层面上，持科学主义观点者认为科学是真理，是正确的乃至惟一正确的知识，相信科学知识是至高无上的知识体系，进而，过多地赋予科学与技术价值层面上的意义。在方法论上，将自然科学的方法和语言，盲目摹仿和不经辩护地转移到人类的社会研究中，也就是说，持科学主义观点者认为科学方法是普遍有效的，而且也可用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科学主义坚持自然科学的定位，主张以实验、实证、定量研究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科学。经验化、客观化和数量化是科学主义的基本原则，其哲学基础是实体还原论、机械决定论和逻辑实证主义。对作为技术根源的科学理论，特别是基础理论持虚无主义态度。过分强调技术的价值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技术的理性标准。坚持科学主义观点的人相信一切的社会问题都可以通过技术的发展而得到解决，从而，无视或忽视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和文化传统对技术的反作用。他们认为科学技术所导致的社会问题是暂时的，偶然的，是前进中的失误，是能够通过科学与技术的发展而得到解决的。

科学主义在哲学、经济学、管理学、历史、政治、美术等领域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质疑，比如，科学主义心理学已受到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的质疑〔12〕。文学界也有的学者提出“‘新工具革命’不是文学的灵丹妙药”〔13〕。科学主义当然也受到很多图书馆学研究者的批判。图书馆学界为了捍卫图书馆事业的尊严，也不断地反对科学崇拜、技术崇拜。黄俊贵先生对科学主义思想的质疑，也就不足为怪了。从抽象图书馆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上，我们不难发现它的科学主义思想。

这种思想在图书馆学界很有影响。比如，有人认为：“强调和强化实证主义的方法范式在定性与定量研究方向，大力弘扬文献计量学这类图书情报界独有的方法，更多地借鉴数学的方法、统计的方法，合理移植与图书馆的社会功能研究相关的、有效的其它方法，也许能使我们的图书馆学研究尽快地走出假象的误区，步入学科发展的正常轨道”〔14〕。许多成果也或多或少地透露这种思想，尤其是许多图书馆学理论批评者盲目拿西方的科学范式来评价图书馆学，殊不知这些西方的范式主要是自然科学的范式。又比如，图书馆学五定律，图书馆哲学定律，人文图书馆学哲学五定律〔15〕的思想。当然，“图书馆学五定律”存在翻译问题，他们用物理学中的“定律”来代替哲学的“原理”。这些定律的元素中有人，如作者认为是人文的，那它的意义必然与精神层面相关，这种做法看似强调了所提出的观点，但由于借用了“定律”，反而使人对这样的“定律”疑窦丛生。这种做法并不是“用词语包装的问题”，而是利用了图书馆学者喜欢的语境来获得认同。图书馆学研究不遵守哲学的一般规范，是让人难以理解的。

在图书馆学论文中，许多人经常应用西方未来学家的名言“计算不只和计算机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这正说明部分图书馆人在迎合科学主义。〔16〕

期刊中，还不难发现诸如ontology，纳米图书馆，图书疗法，图书馆力等等新提法。这些东西“雷声”大，与图书馆关系没有多大。

有人号称他提供的信息为企业节省了数十万元，这种消息真假实在难辩。严格地说，应该是这种信息有利于企业节省数十万元。

当商业炒作的图书《学习的革命》粉墨登场时，图书馆人却为之欢呼〔17，18〕而事实上，这类书是科学神话的畸形产物。这种不应该出现的现象却在以书为“根”的图书馆学中出现，难免不让人深思。它产生的根本原因，除了我们图书馆研究者科学精神不足外，就是人们太相信它所谓的“科学的方法”，相信它“一个星期学会一门外语…”的科学神话。

图书馆学者相信网络神话大有人在，甚至相信图书馆馆长将来由CEO代替。随便什么文章都要提及“网络”，与“网络”联系起来，实有“拉大旗做虎皮”之嫌。何阳的点子公司被图书馆人欣赏〔19〕，不幸的是何阳却因诈骗入狱。这就是我们对信息科学没有个正确认识的结果。

“一个数字图书馆，半壁江山”〔20〕，就是图书馆人对无条件研究数字图书馆，而轻易上马者的无情讽刺。

图书馆单向度发展的趋势十分明显〔21〕。图书馆学界有人把读者想象成全是知识精英，认为图书馆事业服务的对象都是科学人，认为图书馆人应该是专家身份，不自觉地将自己打扮成专业人员或某个学术专业的从业人员。还有人用“科学”或“技术”来为图书馆人编制许多美丽的梦幻。图书馆学界依然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图书馆学除了弘扬科学精神外，还应以关注生命尊严，关注生命的真美为自己的本命。我们看看我们的期刊吧，疯狂地宣泄人们的技术激情，反倒是研究读书文化的文章很少见诸于版面。

3　正确认识图书馆学中的科学主义思潮

科学主义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的质疑，也越来越感到自己的危机。在反对科学主义的讨论中，许多图书馆学研究者认为它的危机是由于人文学者的质疑造成的。我们认为，这并不是根本原因。

图书馆学中科学主义思想的危机的根源主要是其自身。由于图书馆学缺乏独自的研究对象、独立的概念体系、独特的研究方法，所以，科学主义将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定为信息，也不过是自己的一厢情愿。图书馆学隐含地定位成自然科学，才是它危机的根源。将图书馆学向精密科学的努力心愿是好的，但却是不可能的。现代图书馆学是一个学科群，图书馆学既有科学的研究，又有人文的研究。有人戏称“图书馆学是上帝之学”，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科学主义是只见信息不见人，“人”不过是标有刻度的“木偶”。这些科学主义沉迷于结构优美的逻辑演绎中，无情地抛弃了人们的非理性世界，从而成为“黑板图书馆学”。这些科学主义理论由于没有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理论，所以，他们一方面拒斥形而上学，一方面自己仍然逃脱不了成为形而上学的厄运。这才是其致命的弱点。

我们还可以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没有物理学本土化问题，数学本土化问题？却有图书馆学本土化问题。物理学研究者从来就不考虑哪些是中国物理要解决的问题，哪些是美国物理要解决的问题。而图书馆学就不一样了，它是在特定社会文化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图书馆事业出现的文化的多元性，文化取向是“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来自实践的批判是最有利的批判。实践是图书馆学的最大价值取向。创新是图书馆学的生命力。在图书馆事业的实践中，许多科学主义的东西离图书馆所在的现实越来越远，从而成为纸上的数据和公式。许多科学主义的理论成了怪异的理论，在图书馆学和馆员之间树立起一道藩篱，当然，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我们可以思考，有没有“科学的爱情”，“科学的道德”，“科学的意识形态”？实践中，来图书馆的人不一定都是理性的人，知识的人，还有普通大众。许多图书馆学研究者利用数学方法，通过交叉科学研究取得了诸如引文分析法等理论成果，这些都是图书馆学的进步，在社会上也被广泛应用。但人们也不断 发现这些核心期刊表在不断地被人误用。也就是说，核心期刊表是有一定的应用范围的，也有自身的弱点——就是它代替不了专家的意见。

我们要恰当地反对科学主义，不能把科学主义与自然科学，科学主义与科学精神相提并论，更不能把“反对科学主义”看成是“反科学”。我们也不能无原则地反对把物理和数学逻辑应用到图书馆学中，也没有反对技术研究，而是反对试图把图书馆引入精密科学的科学主义思想。

图书馆人在反对科学主义过程中会遇到各种不同的意见，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其一，有人认为反对科学主义不利于图书馆学的科学化建设，会说“图书馆学就是因为科学性不强，还不是真正意义的科学，没有必要反对科学主义”。我们认为科学性和科学主义是两个概念，科学精神与科学主义更不相同。正因为图书馆学的科学性不强，图书馆研究者的科学精神不够，许多图书馆学研究者才会对科学技术寄于厚望，才对科学迷信，对技术崇拜。反对科学主义，正是为了弘扬科学的理性精神，尊重科学。

其二，许多批判的理性不足，反而受到科学主义的反击。图书馆学界对科学主义的批判存在许多问题，比如，许多具有人文主义思想的学者对科学主义进行了批判，但没有从科学主义的自身逻辑和实践找出问题的实质所在，用“图书馆人看不懂”作为依据，也出现了非学术的语言，显然容易遭到反批判，有人就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没有几人能看懂”这样的理由拒斥人们的批判，也有人用“曲高和寡”对人们的批判搪塞。又比如，有的学者用后现代主义思想来对科学进行所谓的结构与消解，甚至盲目地攻击科学与技术本身，否定科学的理性价值。再比如，许多人只管批评，不管建设。这些在现代化建设的今天肯定是行不通的，与与时俱进、创新的理论研究的宗旨相违背。综合这几方面的原因，我们有必要正确地认识科学主义的。

用科学的技能，哲学的思维，人文的价值，构建健全的图书馆学体系，服务于图书馆事业。〔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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