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歇尔?福柯《古典时代疯狂史》读后感

摘 要：福柯的《疯狂史》，揭示了理性如何掌控疯狂以及疯狂如何遭到理性排除、压抑的历史，由此，福柯发现了现代真理话语、权力是如何结合到一起并实现了对人的规训的秘密。福柯的研究，表明了他对知识分子的角色、功能和地位等问题的思考。

关键词：疯狂史；非理性；理性；批判；知识分子

米歇尔・福柯在去世之前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过：“我曾经试图分析癫狂、性、犯罪如何变成某种真理的游戏，而在这些人类行为的实践中，主体自身又是如何通过真理的游戏得到了改变”。对疯狂的研究，是福柯早期考古学三部曲的第一部。有学者认为，《古典时代疯狂史》这部书与其说是一部精神病学史，毋宁说是以疯狂为主题的象征小说。我认为，这是对这部著作最准确的定位。

中世纪前期，麻风病肆虐于欧洲大地，人们通过麻风院来隔离麻风病人。中世纪末期，麻风病逐渐消失了，但是福柯发现，那些附着在麻风病患身上的价值和形象，以及那些排斥措施的意义依然存在。“这个顽固不去、令人生畏的形象在社会群体中的重要性――人们在排除它们的同时，亦必定在它四周画上一道圣圈”。

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疯子被看作是能够通神的人，具有预言的神奇能力，我们所熟知的柏拉图的迷狂说，是这种观念的最好诠释。“智慧之核心也就是一切疯狂之晕眩”。疯子在疯癫的时刻不再是身在边缘的可笑剪影，他是真理的掌握者，酒醒还醉醉还醒，疯子的傻言傻语，虽然毫无理性之外观，但是却是说出了理性的语言。

文艺复兴之后，理性的辉光在时代的地平线上冉冉升起，照耀在疯狂之上，于是，疯狂替代了麻风病的角色，“这个新的心灵烦扰得以继承麻风所造成的数世纪恐惧，并和麻风一样，激起和它有明显连带关系的划分、排拒、净化的反应”。在这些排斥的措施里，在文艺复兴的想象空间内，出现了疯人船的形象。在古希腊神话中，帆船远征和船上的英雄们是最经典的文学想象。

疯狂本身具有两种体验，一是悲剧性体验，一是批判性体验。疯狂的悲剧性体验，是疯人船驶入的茫茫黑夜，在漂泊中，我们看到的是诡异的炼金术、兽性的阴暗的威胁和世界的末日。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其实不是人的成长，反而是人的缩小。而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笔下的疯子，其实见证的正是疯狂的悲剧性体验。

文艺复兴时代结束，启蒙时代开始，疯狂的古典体验消失了。疯人船被牢牢地系在人世间，真正的疯人船消失了，它的替代品――医院出现了。于是，疯狂的声音也消失了。福柯说：“文艺复兴时代解放了疯狂的声音，但控制了它的暴戾，古典时代则以奇异的强力一击，将之化为沉寂”。笛卡尔所相信的“我思”是这一时代的表征。

和这一思想相应的是当时对疯狂的大规模圈禁。这时，福柯想要告诉我们的潜台词渐渐露出水面，那就是，“一方面是精神病学的医疗功能，一方面则是警察的严厉的压制功能”，这两个功能居然开始走到了一起，“精神病学的目标就是要发挥维持秩序的功能”。古典主义发明了监禁体制，它具有双重的暧昧性，一方面是以行善为名义，一方面却又要以惩罚为名义。

这个时候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匹奈和图克的精神疗养院。图克的疗养院，利用宗教和道德说教，使疯子有了一种负罪感，因而也就有了一种责任感。而负责教化的人，既代表了权威，也代表了审判的理性。病人变成被观察的对象，这是一个仪式，在这个仪式中，他要在别人的眼睛里活着，成为这个社会的异乡人。

匹奈与图克看法相左，他觉得宗教不仅不能起到疗养的作用，反而扰乱视听，刺激了疯狂的产生。于是，匹奈去掉了宗教的想象形式，而不是其中的道德内容。匹奈通过沉默、镜中自我的镜像认识和持续不断的审判这三种方式发挥疗养的作用。

这种疯狂的语言的出现，代表了西方精神的重大变革，是疯狂的回归，是语言的回归。经过古典时代的漫长沉默之后，当年的疯人船，远离尘世，浪迹天涯，现在终于要回归了：“疯狂所说的，乃是一个大回归的语言：这不是奥德赛的长途航行，在真实之中长途跋涉、经过无限的旅程后才有的史诗归来；相反地，它是在瞬间的闪光里所出现的、抒情诗风的回归，它在片刻之中，使得完结的风暴得到成熟，并以重新寻回的起源将其照亮和平息”。

福柯对性经验（实际上是性话语）的研究的思路实际上与此相当接近。一般人认为，现代文明是对性进行压抑的，并认为压抑的内容和说教的形式是一样的，可是福柯却告诉我们，事实上并非如此。福柯认为，我们关于性的话语知识实际上是“在自己的运作和存在理由中规定支撑着我们社会中性话语的权力――知识――的体制”。

在回应德里达对《疯狂史》的质疑和批评的时候，福柯意味深长的说：“对我来说，全部工作的重点在于分析那些把话语、机构、实践联系起来的事件、知识和系统形式，即德里达文章中只字不提的那些东西”。

福柯临死之前，销毁了自己的大部分资料和未发表的文章，而对那些有可能被遗漏的资料，福柯立下遗嘱，不许在死后发表。有人开玩笑说，也许福柯在等待他的马克斯・布罗德（卡夫卡的遗嘱执行人）。那么，福柯为什么要这么做？

在福柯的时代，萨特是一代知识分子影响的焦虑的根源。那种激进文人，代表了真理的集大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但是福柯认为，在今天这个时代，知识分子仍然把自己当成是立法者和预言家是不恰当的，在他看来，在这些从事知识生产和写作的人的脑海中，依然将自己看做是希腊智者、犹太先知和古罗马的立法者，并依此确立自己的权威，“哲学家、甚至知识分子们总是努力划一条不可逾越的界线，把象征着真理和自由的知识领域与权力运作的领域分隔开来，以此来确立和抬高自己的身份”。

福柯的思想离经叛道，福柯的思路独辟蹊径。对于海德格尔等辈纠结的所谓思想和时代的贫乏、空洞以及前途的暗淡等语，福柯嗤之以鼻：“正相反，我相信这个时代患了多余症。我们遭受的不是贫乏，而是思考问题的不恰当的手段”。而这种不恰当的手段又源于大家没有看清楚真理、话语的运作方式。所以福柯说：“如果你预先就知道你要在什么地方结束的话，那么你就不会有这样的冒险，也就没有了同这种冒险结合在一起的那种新鲜的经验”。也许，我们对福柯的每一次阅读，都是这样的一种冒险和新鲜的经验吧。

参考文献：

[1] [法]罗兰・巴尔特：《文艺批评文集》，怀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2] 《监禁 精神病学 医院》，《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严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3] 参见[法]米歇尔・福柯：《主体解释学》，佘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